陈先瑞副军长率十七师出击陕南后，孔从洲和汪锋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率五十五师留在灵宝，其任务是警戒、剿匪和协助地方进行反霸、土地改革工作。

　　自陈谢兵团挺进豫西以来，解放了大片土地，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拥护，但是由于部队流动性大，在一个地方宿营不过三五天，又急于搞土地改革，解救贫苦农民，让他们尽快翻身过上好日子，一度犯了“走马点火”的急性病。这种急性病，就是走到哪里，把火烧到哪里，到处斗争地主恶霸，打土豪劣绅，把地主富农的粮食、财物全部分给贫苦农民，鼓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自己解救自己，把不少并无封建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划到地主富农圈子里。斗争烈火越烧越猛，轰轰烈烈。但是好的愿望，不一定能获取好的效果，不一定受到贫苦老百姓的欢迎和拥护。在实际工作中，除了少数人外，大多数基本群众不敢接受分得的地主财物，有的把送到家的财物又送还回去。对于分得的土地，更是不敢去要，去耕种。车辆、牲口、犁、耧、耙、耱等大中农具，贫雇农又用不着，养不起，贵贱不要，参加土改工作的干部也没办法。10月16日夜晚，发生了震惊当地的“灵宝事件”，苏村匪首杨凌仁、王石乐率匪向土改工作队员开枪，下硙的王二旦、焦村的李子奄、五亩地的薛智贤等匪首联合起来攻打灵宝县城，杀害土改工作队员和翻身农民，地主、富农、恶霸趁机反攻报复，灵宝、阌乡陷入敌手。“灵宝惨案”中，死难烈士170余人，包括土改队员，解放军战士和翻身农民等，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五十五师被抽调去参加土改工作的12名干部战士也惨遭杀害。

　　土改工作造成这一被动局面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之一便是没有从刚刚开辟的新解放区现实状况出发，不顾部队立足未稳，敌我双方处在“拉锯”局面，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敌情、匪情严重，老百姓还缺乏安全感等实际情况，便采取过激、过急的做法，让人民群众去接受他们暂时所不能或不敢接受的东西，即失去了群众基础。他们甚至在新解放区提出了“贫雇农当家”的老“左”口号，搞起了偏离马列主义的“唯成分论”和“平均主义”的“左”倾思潮。这种“左”倾思潮，在负责土改工作的少数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可见一斑。

　　陈谢大军打下灵宝，回师向东攻克陕县，在紧张繁忙的军事行动间隙，前委在陕县大营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领会7月9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土地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会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研究部署了豫西新解放区的土改工作。会议上，前委副书记谢富治明确发出这样的指示，说什么：“这次我们下去搞土改，就是同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就那样搞。看谁家的房子好，谁家的门口拴有大骡子、大马，不用问，他就是地主，搞他就是了。”①另一位裴姓领导人代表前委作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他根据自己在灵宝朱家窝的初步“调查”，阐述了根据陕、灵、阌、卢农村斗争的特点，指出广大农民的要求是“平分土地，打倒账目”。他还阐述了豫西地主阶级都有武装这个特点，强调说：“老区的地主好比羊，比较好斗。豫西则不同，地主就是狼，是会吃人的。”基于此，他明确要求“放手点火，彻底消灭地主阶级，解决一切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他还提出，土改工作总的精神、总的任务就是“点火”，“这一把火如果不能迅速地点起来，根据地就不能创建起来，继续打胜仗也就成了问题”。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自己是“点火者”，“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放松点火工作”，搞土改工作的同志要“一手拿枪，一手点火”，做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会议还推广了陕县高庙、黄底等村搞所谓“走马点火”的经验。②

　　10月13日至17日，前委民运会在灵宝尹庄召开地委扩大会议，汇报研究土改运动，提出土改运动要加快速度，扩大战果。这位裴姓领导人又在这个会议上指出，豫陕鄂新区是“暴风雨的形势”，是“一座火山”，是“一触即发”，广大农民早已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无须酝酿”，“无须启发诱导”，土改运动要“一气呵成”，“一口气搞下去，满足要求”，“从分粮分东西，抢粮抢东西，没收地主，武装农民，扣地主，扣恶霸，一直到平分土地”。要“大胆放手，更迅速猛烈”，“大干15天，全部完成土改斗争”。③

　　继10月16日夜晚“灵宝事件”发生后，灵宝各地地主武装，发动暴乱，土改工作队即遭暴乱武装包围。当兵团前委民运会机关转移后，汪锋、孔从洲指示驻守在尹庄的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部，设法尽快收拢派出参加土改的指战员，这时，四五千地主武装气焰嚣张，围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部。军部有一团兵力，分驻几处，汪锋、孔从洲面对乱匪，沉着冷静，镇定自若，泰然处之，一方面在军部院中若无其事地下着象棋，另一方面指挥警卫排在尹庄中心地带架起三门迫击炮，两挺重机枪，在房顶上架上轻机枪，做好狙击准备，上演一出新“空城计”。敌匪摸不清虚实，25日，国民党地方武装数千人，开始围攻军部，双方发生激烈战斗，汪锋、孔从洲指挥部队坚持抵抗。27日晚，汪、孔指挥部队和军部机关撤出战斗，移驻卢氏县范里镇。

　　在这一“左”的错误思潮和领导人的讲话鼓动下，一度在地方干部和部队中同时出现了“贫雇农当家”的怪现象。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采取敌视态度，要求他们向贫雇农家庭出身的干部投降，要求撤销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干部的职务，连这些党员干部的个人行李、马褡子也被查看或当作“浮财”分掉。这股风来得快，刮得也很猛。

　　“走马点火”和“贫雇农当家”“左”倾思潮歪风刚刚刮起来时，汪锋和孔从洲就感到有点不大对头。但是，随着事态的扩大，汪锋和孔从洲忧心忡忡，曾一起谈论过，还召集军、师党委成员和军政治部同志进行过酝酿讨论。由于土改工作主要属于地方工作范畴，也不便说三道四，汪锋只是以个人名义向负责地方工作的领导人员提出建议。但是，汪锋的正确意见，不但没有被接受，反而被指责为“右倾”。中共中央组织部保存的《汪锋档案》中，记载着汪锋这样一段回忆：陈赓南下时，在豫西，我曾和地方同志在“走马点火”群众斗争的策略认识上有不同看法。当时我认为，我军初到新区，和群众未发生密切关系，以“走马点火”方式发动群众，打击面过大、杀人较多等对我们不利，我主张适当地做些统战工作，以安定社会秩序。为此，我曾给地方工作负责同志打过电报，提过意见，地方同志批评我“右倾”，我在思想上未接受。当时对“走马点火”表示过不同意见的不只是汪锋，孔从洲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的一些指战员也对此表示过不同意见，可惜这些好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终于酿成了“灵宝惨案”血的教训。汪锋对剿匪工作也表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汪锋档案》中记载：“在豫西时，我对剿匪的主张是在战场上可能多杀，俘虏后少杀或不杀，但是也未很好地推行。”

　　“走马点火”造成了很大危害，血的事实教育了一些负责人，工作中也有所改正。但是对于“贫雇农当家”这个极“左”口号，大家还一时难判断是非，心中总觉得不大对头，理论上却说不清它的谬误，以至延误了很长一段时间。

　　陈赓从12月14日实施牵“牛”战役开始，在一次次分阶段宰“牛”的基础上，到12月25日发起总攻，集中宰“牛”，仅一天一夜时间，把李铁军这头“牛”全部宰杀完毕。除李铁军侥幸只身逃跑外，其第三旅、二十旅两个旅长被击毙，第五兵团参谋长，整编第三师副师长、第三旅和第二十旅参谋长均被俘。

　　宰“牛”战役胜利之后，又配合华东野战军取得了攻打确山战斗的胜利，陈赓率第四纵队在豫西方城、叶县地区转入休整，开始进行新式整军。1948年1月17日，第四纵队领导机关进驻叶县旧县镇。25日，陈赓在旧县镇主持召开兵团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五个多月来创建豫陕鄂根据地工作，研究部署新式整军等重大事项。

　　汪锋和孔从洲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前，他们二人在前一阶段反映问题的基础上，这次又分别向陈赓汇报反映了“走马点火”、“贫雇农当家”给地方和部队工作造成的严重危害和不良影响，特别是“灵宝惨案”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十多名干部战士遇害牺牲的详细经过以及军部遭围攻事件，陈赓听了十分震惊。其实，陈赓此时已经十分关注和立即着手解决纠正这一“左”倾错误思潮，这一错误思潮亦已直接危及到了陈赓本人。

　　汪锋、孔从洲向陈赓汇报之前的1月12日，第四纵队司令部一些人，也成立了“贫雇农委员会”，决定贯彻“贫雇农路线”，由他们当家，这不明明是要把陈赓司令员架空，把前委架空吗?这哪里还算是人民军队呢?

　　13日清早，陈赓刚刚起床，正在洗漱，“贫雇农委员会”几个成员来到陈赓宿舍乱翻东西。陈赓很诧异，便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他们答道：“我们是‘贫雇农委员会’的，别的干部的东西都检查过了，就是你的东西还没检查，我们来看看。”

　　一向说话幽默风趣、和蔼可亲的陈赓，此时大发雷霆，声色俱厉地喝斥道：“谁给你们这么大权力，搜查到我的头上，你们都给我住手!”

　　这几个人员灰头土脸，不知所措，面面相觑。

　　陈赓大手一挥，继续喝斥：“你们竟敢这样胡来，快给我滚出去!”他们很不好意思。

　　陈赓随即询问调查了这几个“贫雇农委员会”成员无礼举动的来头，一听说“贫雇农当家”是前委决定的，陈赓立时瞪起了疑惑的双眼：“我是前委书记，我怎么不知道?”这几个人不知所措。陈赓联想到多日各方面的反映，感到事情的严重：一面请示中央，一面准备召开部队旅以上、地方地委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着手纠正和刹住这股“左”倾歪风。

　　正好，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文件刚刚下发，解决纠正这股“左”倾歪风陈赓更是成竹在胸。中央文件根据全党已经出现的某些“左”的倾向，提出了反对党内“左”右倾向的具体方针。文件指出：“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有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等，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等，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起，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文件还要求必须避免对中农、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指出：“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区别开来，地主和富农中恶霸与非恶霸区别开来。”“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④

　　1月20日，中共中央还转发了习仲勋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毛泽东专门写了批语：“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的这些意见。”强调指出：“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以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动。”⑤

　　在1月25日开始的前委扩大会议上，陈赓发表了重要讲话，从理论上、实践上分析批判“走马点火”、“贫雇农当家”的错误做法和提法，纠正了这股歪风。陈赓在会上不止一次地以怀疑反问的语气严肃指出：“在部队搞‘贫雇农当家’，那共产党怎么办?”“我是中央候补委员，我就不知道中央有过赞成‘贫雇农当家’的指示。你们要搞‘贫雇农当家’，难道我们共产党不能当家?难道我们就当不了家吗?我们是党领导的军队，怎么能由贫雇农当家?我们军队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怎么能说贫雇农思想最革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代表，无产阶级最先进的思想不是贫雇农思想。”⑥

　　前委扩大会上，陈赓在肯定部队抢渡黄河天险，开辟新解放区所取得成绩的同时，对出现“走马点火”的偏差原因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批评，对大刮“贫雇农当家”这股“左”倾思潮歪风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孔从洲在他的长篇回忆录中，对陈赓诚恳而精彩的发言有一段记述，不妨摘录几句。“陈赓指出：在部队里搞‘贫雇农当家’，已造成一些混乱，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不是老百姓。让贫雇农家庭出身的战士对非贫雇农家庭出身的干部进行‘检查’，‘翻包袱和马褡子’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制止。”“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思想会有影响，但是经党的教育，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不搞无成分论，但也不能搞唯成分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如果有人说我还有地富思想残余，还需加强思想改造，我愿虚心接受。但是，第一年有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我就参加了，从那时起，我就背叛了我原来的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了。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我不向贫雇农投降。贫雇农有两重性，有革命进步的一面，还有自私保守的一面，他们分了地主的土地之后，还想把城市里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都分光。这样搞下去，城镇连小的工商业都没有了，不是又要倒退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去吗?”“最后他说：‘这股歪风必须要坚决刹住，否则，就会在部队指战员中造成离心离德，削弱部队战斗力。’”⑦

　　陈赓在前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体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这个精神的基础上统一了部队指战员的认识，刹住了这股歪风。

　　如今，保存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汪锋档案》中，汪锋对此也有一段记述，汪锋说：“对于这股‘左’的歪风，1948年3月(应为1月下旬至2月初)在河南叶县旧县镇前委扩大会议上，陈赓根据中央对新解放区工作的指示精神，才得以纠正，此后地方工作才有了很大发展。”而批评汪锋“右倾”的那位领导同志，20世纪60年代在甘肃工作期间，才向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汪锋作了道歉，进行了自我批评。

　　①②③《灵宝革命史》(征求意见稿)，第109—113页。

　　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269页。

　　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270页。

　　⑥《孔从洲回忆录》，第385页。

　　⑦《孔从洲回忆录》，第387—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