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东走后的第二天，汪锋偕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秘书长崔廷儒，赶赴驻防白水县的特务二团，向该团中共组织传达周恩来的重要谈话精神。

　　特务二团，是在一年前九间房事件之后，杨虎城将张汉民警备三旅被俘释放、失散的官兵收拢起来，以原阎揆要第九团为主，重新组建而成，任命阎揆要为团长，周益三、孟慎言、李明轩分任一、二、三营营长，三人均为共产党员。组建之初，担任西安城防警卫任务，继而调往渭北山区淳化县驻防，1936年3月，也就是在汪锋和王世英途经淳化县城进入苏区后不久，移防白水县，二、三营随团部驻县城，一营驻县城西15公里的尧禾镇。

　　白水县位于西安东北方向，有一百五六十公里路程，处于黄土台塬与陕北高原过渡地带。地下多煤，属于渭北“黑腰带”的一部分。境内有创造中国文字的黄帝史官仓颉庙和仓颉墓以及古代酒圣杜康酿酒遗址。汪锋和崔廷儒路过蒲城县，一人找了一辆自行车前往。汪锋化装成《扫荡报》记者，崔廷儒则化装成教书先生，一人一身长袍，头戴礼帽。10月6、7日的一天下午，两人赶到特务二团驻地，先找到该团中共组织负责人张一平。

　　据张一平后来回忆说：“汪锋把他的介绍信交给我看了，介绍信是用手掌大一片很薄的白纸写的，并送给我一本季米特洛夫所著的有关论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油印件，叫我们组织党员阅读。还通知我们，今后党员未经党组织同意，一律不准自由离开阎团到陕北苏区去。”①

　　汪锋和崔廷儒来到特务二团驻地，由党员袁致亮选定，住在白水县城北街一户居民家中。汪锋通过张一平，负责联系特务二团各支部负责人和包括阎揆要团长在内的一些党员干部，分别来到住户家中，汪锋向他们传达周恩来的重要指示。传达时，由袁致亮派出党员班长贾树丛担任警戒。听过这次传达的党员班长王国后来曾回忆说：“1936年9月(应为10月)，汪锋来特务二团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抗日要靠大多数，凡是同我党有来往的国民党军队，我们就不在其中搞起义，搞兵变，搞分裂，搞瓦解，而要做好团结的工作，团结一切爱国的力量，包括高级将领，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一有党员就搞兵变的错误做法。这些极为重要的方针、政策，使特务二团党的工作有了根本性的改变。”②时任通讯排长的王写剑也曾回忆说：“有一天下午，忘记了谁通知我去(也许是张一平同志)，在白水县城北关一个老百姓家中见到汪锋同志。我进门前，还看见阎揆要团长带着马弁常凤岐和史忠义同志刚从汪锋同志那里出来。汪锋同志很年轻，当时只有20多岁，精明、能干，身上穿一件白底蓝条子衬衣，这种衣服在当时落后的西北来说是很讲究的，一看就像是从上海来的。他说这次从陕北下来同行的还有叶剑英同志，叶到西安住在张学良的公馆内，他是做东北军工作的，我是奉中央军委命令，代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西北军(十七路军)党的工作。并说，今后孙(作宾)、崔(廷儒)就不再领导你们了。我听了很高兴，因为汪锋同志亲自领导，而且是代表了中央军委。我记得汪锋同志讲了国外国内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讲了党的方针由瓦解敌军转变为团结、发展、巩固，即争取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汪锋未来之前，虽然我们看到过《八一宣言》，但对中央的方针政策理解不深。汪锋同志来后，才把原来方针与政策彻底扭转过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③

　　汪锋后来在他撰写的《周恩来关于党的秘密工作谈话在十七路军贯彻执行情况》一文中谈道：“首先改变瓦解、分裂、起义的方针。在原来那种方针指导下，驻扎在白水县的杨虎城特务二团，积极准备兵变、起义，成立了兵变委员会，并和三原、蒲城等地方党组织联合起来，打算把部队拉到北边的黄龙山起义当红军。传达周恩来指示以后，停止了一切为起义的做法。”“对部队教育时，有些党员思想阻力很大，甚至有些骨干士兵党员也想不通，骂党员负责干部不搞起义，不当红军，是为了把部队当作‘升官台’；有些人想不通，逃回家不干了；个别人想把队伍拉出去当土匪，有三个战士擦了枪，喝了酒，准备上山为王。通过教育，部队党组织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等外围组织，反复讲解联合杨虎城部队逼蒋抗日的意义，逐渐端正了党员的认识，安定了人心。”④

　　汪锋和崔廷儒此次来白水，还帮助建立了中共特务二团团党委。特务二团原来虽派有党的负责人张一平，但没有统一的集中领导的团党委组织形式，只建有中共秘密支部。官兵党员组织生活是严格分开的，营连支部单独活动，大都采用这样几种办法：一是单线领导或叫单线联系，个别活动，不发生横的关系，定期汇报或口头传达上级指示精神；二是个别发展，一般不开支部大会，不举行宣誓仪式，不填表，但对发展对象的了解、培养、观察是认真的、慎重的，且严防泄密和叛徒破坏，不暴露身份，严守党的纪律；三是先由各连队建立党的小组和支部，为成立团党委准备条件。

　　这一次，汪锋和崔廷儒分别代表中央军委和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成立特务二团中共委员会，委员会由张一平和一连排长秋宏、通讯排长王写剑、三营文书杨信以及三营班长王国五人组成。由张一平任团党委书记，公开职务是团文化教官。同时，团党委成员还对联系各单位党员的工作进行了分工。张一平主要负责联系阎揆要团长，王国和杨信分别负责联系二、三营党员，王写剑负责联系团部和团直属单位以及一营党员，秋宏负责联系军官支部党员。汪锋特别指定王写剑负责刘克东的安全，掩护刘在通讯排工作。

　　据王写剑后来回忆说：“团党委成立后，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汪锋同志亲自领导下，方针、政策正确了，有了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领导机构，因此，党的发展就更大了，更多地吸引了许多官兵中的革命者参加了组织。我们发展党员的方法，遵循秘密工作的原则，就是先交朋友，在交朋友的过程中培养发展对象，使发展的对象保证不出卖朋友。交朋友时，利用旧社会允许的一切形式，如认同乡、同学、邻居、亲朋、结拜兄弟和参加帮会，利用帮会形式写金兰谱等。一般结交的朋友都是经过一定时期考验，认为有条件的，再进行说服教育。一般的不搞入党宣誓仪式，但也不排除个别有条件的情况下举行。党组织形式是单线联系，一个党员知道一个领导他的人，在一个党小组和支部也不能在一起开会。团部有团党委，也有一个党支部，每个连都有一个党支部，每个党支部有七八个党员或十几个党员，有时甚至二三十个党员，这些支部都是士兵党员支部，全团还有一个军官支部，也有十几个到二三十个党员。”⑤

　　王国曾回忆说：特务二团“团党委建立后，各营连排的党支部和党小组工作有了统一领导，全团党的组织比较健全，党员近300名，团、营、连、排长中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党员同志都能模范地执行党的指示，军官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团长阎揆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在他的要求影响下，全团没有吃士兵空额和‘喝兵血’的现象。”⑥

　　团党委成立后，还抓了情报工作和对敌斗争。王写剑还回忆说：“在对敌斗争中，1935年到1936年一个时期及其之前，蒋介石则利用对十七路军军官轮训的机会，曾吸收发展了一些军官参加了‘蓝衣社’特务组织，他们轮训结业回部队以后，纠集力量，效法法西斯分子拥护希特勒那样‘拥护蒋委员长’，反对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破坏内部团结。但是，这些‘蓝衣社’分子的活动，我们党组织侦察得一清二楚，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我们党组织和进步官兵所监视，常常给予狠狠打击。阎揆要团长嫉恨贪污、受贿，不允许团内军官吃空名字。在团党委的支持配合下，一天，阎团长把全团各连集合在白水县城靠南门附近的大操场上进行点名，另外再派人到各连队查值勤、站岗、放哨人员，一查果然从第三连查出三个空名字，阎团长便命令把三连阎连长扣押起来，这个连长就是一个‘蓝衣社’分子。还有一次把另一个‘蓝衣社’分子杨军医关押了几个月，释放后让其离队回了河南原籍。我们这种反对和清除‘蓝衣社’分子，是同蒋介石瓦解‘杂牌军’的做法针锋相对的，杨虎城默许了我们的这种做法，从而巩固了特务二团的内部团结。”⑦

　　汪锋和崔廷儒在特务二团期间，阎揆要、张一平、周益三、秋宏等都向他俩汇报或提及该团“娃娃连”的组建和训练情况。早在2月上旬，汪锋和王世英路过驻防淳化县特务二团时，汪锋就向阎揆要建议，仿效他在红二团办的随营学校，和刘志丹办的少年先锋队，或仿效红二十五军儿童连形式，办一个学兵连，但不要办得太红，以培养年轻的进步士兵，储备人才，逐步改变一些年龄偏大，思想守旧，暮气十足，旧军人习气太浓的官兵。不久，特务二团驻防白水期间，阎揆要就按照汪锋的建议，成立了一个学兵连，也叫儿童连，编为第一营第二连，阎揆要安排周益三，还有秋宏、李骾生、李洁生、傅弦歌、解举民等地下党员担任连排班长。汪锋和崔廷儒前往白水特务二团时，学兵连已组建成立了五个多月，阎揆要、周益三、秋宏等都向汪锋汇报过这个学兵连的组建训练情况，汪锋甚为满意。

　　学兵连编为三个排九个班、100多名官兵，除了排以上军官和少数班长之外，战士全是十三四岁到十五六岁的少年儿童，人们也习惯口头上称学兵连为“娃娃连”。招募的这些娃娃，大部分是荒年之后，流落街头，以乞讨流浪为生的孤儿。

　　阎揆要团长十分疼爱这些娃娃，如同父母，常到娃娃连看望，给娃娃们上课、讲话、查铺、查哨，照顾十分周到。娃娃连的训练装备也比较特殊，符合孩子的特点。他们的着装全是军官制服，短枪排的战士，每人腰间系着一条黑色皮质子弹带，配一把匣子枪，背上一把带套的鬼头刀，刀把上挽系着一条红绸绫，列队起来，威武雄壮，加上娃娃们那稚嫩的脸庞，实在逗人喜爱。

　　娃娃连除了按规定出早操、整理内务、军事训练、文化学习外，还派去有文艺特长的秋宏担任排长，在连队成立了口琴队、歌唱队，由秋宏和其他爱好音乐的官兵给他们教授吹口琴，识简谱，学唱歌，练乐器，还根据社会形势、部队生活等编排一些文艺小节目。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娃娃连的童声步兵进行曲唱得非常好。有时，秋宏还把门关起来给娃娃们教唱《国际歌》，讲解《国际歌》歌词大意，介绍《国际歌》的作者和写作的时代背景。

　　娃娃们进步很快，阎揆要、周益三、秋宏等非常高兴，他们便一起酝酿在娃娃连成立一个“青年剧社”。

　　西安事变前一个月左右，国民党的一位大人物，人称“某委员”，前来特务二团视察，部队接受检阅。当娃娃连经过检阅台时，这位“委员”表情冷漠，紧皱眉头。检阅完毕，他质问阎揆要团长：“你招收这些小孩子干什么，他们能打仗吗?”阎揆要不慌不忙地答道：“能，他们经过七八个月的训练，进步很快，我想将来这些孩子可以成为有出息的人才。”这位委员却不以为然地冷笑说：“我们是野战军，不是收容所，不是孤儿院，最好把他们送到黄龙山垦荒去!”阎揆要则生气地回答道：“如果叫他们去垦荒，那我可以不当这个团长，和他们一起去垦荒种地去!”

　　这个委员要娃娃连去黄龙山垦荒的消息传出去后，好像一盆冷水泼到了娃娃们的头上，娃娃们像泄了气的皮球，情绪一落千丈。那委员走后，经过阎揆要、周益三、秋宏他们一再做工作，娃娃们才恢复了原先的热情，露出了稚嫩的笑容。

　　汪锋和崔廷儒在特务二团期间，和阎揆要团长进行了两次长时间交谈，汪锋向阎揆要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约定阎揆要回西安时再继续面谈，后来，阎揆要如约以赴。

　　汪锋和崔廷儒在特务二团停留五六天，便一同返回西安。

　　①《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23—1936)》，第508页。

　　②《丹心素裹》，第271—272页。

　　③《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23—1936)》，第519—520页。

　　④《党的文献与研究》，1987年第1期。

　　⑤《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23—1936)》，第508—510页。

　　⑥《丹心素裹》，第271页。

　　⑦《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23—1936)》，第5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