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返回西安，住进郭签士巷(今光明巷)刘文伯家中。

　　刘文伯，乃是陕西大名鼎鼎的人物，陕西乾县人，与杨虎城同庚。辛亥革命年间，同杨虎城一起参加陕西秦陇复汉军向紫山营，对清军作战。此后，又一同加入陕西靖国军，携手“护国”、“护法”。国民革命期间，并肩参加西安反围城斗争和策应北伐。14岁那年，刘文伯入陕西讲武堂，任过向紫山五营总教官，靖国军团长，国民三军和十七路军旅长，陕西盐务督销局局长，商洛、凤西绥靖司令。刘文伯秉性阔达、刚直，厌恶官场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决意离开官场，弃戎从商，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与乾县乡党、剧作家范紫东等有识之士创办秦腔戏剧学社“晓钟社”(今宝鸡市秦剧团前身)，培养出一批秦腔名伶。与此同时，他投资兴办粮集、商号、药店、书店、文具店、木器店、织布“平民工厂”等地方工商业和种植果园，对社会颇有裨益。刘文伯爱国抗日心切，他对蒋介石“安内攘外”反动国策常怀不满，他与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多有交往，十七路军一些旅团官佐也是他家的常客。在刘文伯家中，汪锋也借机与这些进步人士、官佐接触、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结交朋友。

　　更值得一提的是刘文伯于1933年4月20日创办的自兼社长和发行人的《工商日报》颇具影响，报社副社长张性初(秉仁)则为陕西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

　　汪锋住进刘文伯家中，便以《工商日报》记者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工作重点还是按照周恩来的重要谈话精神来进行。他曾在共产党员、西安绥靖公署参谋胡振家红埠街家中几次召集会议，向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员传达周恩来的谈话精神，再由临时省委成员分头向他们所联系的十七路军各单位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传达。就这样，周恩来的谈话精神一级一级地传达到十七路军的广大党员之中。如果说汪锋此前以毛泽东密使身份前往西安，就合作抗日问题仅仅是和杨虎城之间的互动，而通过传达周恩来谈话的精神，更使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到了十七路军广大基层官兵之中。

　　在传达周恩来谈话精神的同时，汪锋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接收或恢复了一批党员的关系，与他们保持联系，如泾阳的卫志毅，礼泉的康子安等。有的还被派往国民党部队或地方武装系统。汪锋从保安出发前，周恩来委托他在西安接通三个党员的关系。这三个党员，原来是周恩来与他们单线联系的。汪锋到西安后，只有两个来找汪锋。后来，汪锋把这两个人分别交给王写剑和慕弗与他们具体联系。两人在西安与汪锋有过一段往来，汪锋也找他俩几次谈话，转达周恩来的指示。后来，汪锋曾把一个派往华北傅作义部，一个派往宋哲元部，而且给他俩介绍了组织关系，电台的联系方式。两人走后，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还分别在国民党部队中坚持活动。解放后，河北党组织对其中一个进行审查，此人交代说曾在汪锋领导下工作，但河北党组织认为此人是胡说八道，把他打成日本特务，后来他辗转到山西一个地方以教书为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写剑一次从太原回陕西，偶然在街道上碰见这个人，便追上前去问：“你是不是某某人，我是原陕西地下党的。”此人疑惑地说：“陕西地下党曾有个和我联系的人，但不像你。”王写剑说：“和你联系的人是汪锋，我也和你联系过。”一听汪锋的名字，此人竟大哭起来。拉住王写剑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镇静下来之后，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讲述了他几十年来的痛苦遭遇。他讲道：“当时由于电台坏了，汪锋住地转移，一直无法联系，几十年我成了断线的风筝。”后来，王写剑将偶遇经过告诉了汪锋，汪锋便向山西省委写了证明材料，讲清了历史真相，山西省委接到汪锋的证明材料，才摘掉戴在此人头上几十年“日本特务”的帽子，恢复了党籍。另一个也由于和汪锋失掉联系，辗转到河南。还有一个当年在西安未能找到汪锋，通过其他关系也辗转到了河南。汪锋后来竟然把这两人都找到了，但是他们都失去组织关系，同样被打成“日本特务”，帽子也戴了几十年。汪锋知道他俩的遭遇后，又给河南省委写了证明材料，讲明了历史真相，两人的“日本特务”帽子也摘掉了，恢复了党籍。

　　在西安，汪锋与八年多未曾见面的许权中也接上了组织关系。八年前，汪锋在家乡蓝田送别许权中率领渭华起义余部入商洛，在商洛暂时接受刘文伯师收编，改编为刘师第九旅，率部南下河南邓县，被当地红枪会打散，许权中便接受中共中央派遣，于1928年秋由武汉转赴上海，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军大学学习深造，1930年夏回到天津，中共中央又派他前往北方局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1932年夏，经党组织营救，好友刘文伯、米暂沉保释出狱。1933年初夏，北方局派许权中到张家口，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担任抗日同盟军军委常委、吉鸿昌第二军副军长兼主力十八师师长。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许权中秘密来到天津，找到北方局。1934年秋，北方局派他回陕西韩城，化名杨鉴，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又前往天津，被北方局派往河北省委军委工作。1936年春，许权中因病回家乡陕西临潼交口镇辛理村养病。这年夏，许权中先后派战友黄子文和临潼地下党谈国帆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请求中央接收他的组织关系，派他去杨虎城部开展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请求①。汪锋从保安出发前，周恩来、李克农向汪锋交代了此事。汪锋到西安后，派谈国帆找到许权中，并把许权中的组织关系由河北省委转到陕西，与汪锋单线联系。汪锋和许权中通过杜斌丞、刘文伯等人活动，加之杨虎城对许权中的军事、政治才能也早有所闻，西安事变前夕，通过许权中的大儿子许建安给许权中送去邀请信，信中大意是，权中弟：救亡图存，在此一举，速来西安，共商大计②。许权中接信后急速赶到西安，与汪锋、刘文伯、阎揆要商谈，汪锋介绍了十七路军几个主要党员关系和联系方式。许权中即去杨虎城处，被杨任命为陕西警备第二旅副旅长，作为孔从洲旅长的副手。西安事变时，许权中奉杨虎城之命，指挥十七路军特务营包围西京招待所和花园饭店，扣留了南京来的军政大员。接着，许权中又指挥杨虎城卫士队，不到半个小时，攻下西安市警察局。

　　许权中指挥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陕西富平县人，习仲勋的乡党，也是习仲勋加入共青团的介绍人。他和习仲勋，还有一个程建文，同是富平都村小学同学，三人后来都参加了革命，被当地人誉为“都村三杰”。习仲勋同刘志丹等一起创建了陕甘边苏区，程建文则在1933年4月被国民党陕西当局逮捕，脱离革命队伍，后来去了台湾，改名陈建中。宋文梅自1927年入党后，一直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1933年5月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但失掉了组织关系，任十七路军步兵训练(也称西安绥靖公署步训班)班长。西安事变之前，杨虎城将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改编为特务营，任命宋文梅为特务营营长，并参与杨虎城机密。汪锋通过特务营连长李锦峰为宋文梅恢复了关系，与汪锋单线联系。李锦峰则是汪锋在陕南特委军委时接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转来的22名党员之一，他与宋文梅又是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的战友。通过李锦峰，汪锋还在特务营联系上了特务营中共总支书记王力(化名刘湘卿)、张希钦、王汝昭、李醒吾等共产党员，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的谈话精神，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汪锋为宋文梅接上关系之后，宋文梅曾两次邀请汪锋吃饭，汪锋都是以《工商日报》记者身份赴宴，均由李锦峰陪宴，都是在骡马市街福盛楼饭店。用饭时，汪锋无意间流露出有些不吉利的感觉，因三年前杜衡就是在这家饭店被捕叛变的。宋文梅却不以为然地说：难道“红的”还怕“黑的”不成，意思是说：红军还怕国民党特务，抗日的还怕不抗日的。

　　宋文梅利用两次吃饭的机会，向汪锋汇报了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抗日态度。第一次是在蒋介石10月29日离开西安飞洛阳后两三天。宋文梅向汪锋汇报了蒋介石在王曲军官训话班的训话内容，汇报了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东北军、西北军两军军官对“训话”的对立情绪。第二次是在11月28日西安各界举行坚守西安反围城十周年纪念大会之后的一两天，宋文梅把杨虎城将要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和将要发表的《坚守西安十周年纪念告民众书》以及《坚守西安十周年纪念告第十七路全体官兵书》的部分内容，摘抄交给汪锋。

　　11月23日至24日，国民党当局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等，随后又关押了李公朴，并通缉史良女士，即为“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各界抗日民众的强烈义愤。其间，刘文伯在家中设宴，把汪锋、许权中和几个好友请到家中。刘文伯在家宴上把蒋介石大骂一通，一泄对“七君子”事件的强烈不满，以表达他忧国忧民、奔赴疆场、重披戎装抗日杀敌的迫切心愿。西安事变前夕，刘文伯被杨虎城任命为陕西第四区(商洛地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

　　11月底，汪锋由刘文伯家中搬出，阎揆要和特务二团团党委书记张一平，在南广济街一家铁匠铺后院三层楼上，为汪锋租了一处住房，又为汪锋找了一位化名李婉霞(汪锋后来回忆为张婉霞)的女同志住机关，和汪锋以假夫妻名义来掩护工作。

　　12月4日，离开西安35天的蒋介石又蹿到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摊牌，要么“剿共”，要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起离开陕西，由中央军来西北“剿共”。

　　当时，西安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知识青年中进行的抗日爱国教育，大大激发了青年学生爱国觉悟和抗日热情。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师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庆祝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前一天，宋文梅接到西安绥靖公署和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命令，带特务营维持游行秩序，保护学生安全，以免学生被国民党军警、特务殴打或弹压。第二天，宋文梅派张希钦连长带特务营部分部队到游行现场，维持秩序，暗中保护学生。这天上午，汪锋以《工商日报》记者模样，出现在沿街支持声援学生游行的市民之中，直到游行队伍到达新城广场，张希钦连长一眼看到汪锋，摆手示意，汪锋几步上前，张希钦凑近跟前，小声说：“今天可能要出事，宋文梅营长就担心你来，让我告诉你，尽快离开。”汪锋心领神会，转身离开围观人群。果不其然，一位参加游行的小学生当天被国民党军警开枪打伤。

　　汪锋离开现场，先去了东涝巷裕茂兴鞋铺，后回到住处，突然有人叩门。开门一看，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进屋不坐不喝，交给汪锋一张纸条，汪锋打开一看，是阎揆要写的：“今晚面晤。”年轻人是特务二团办事处的，汪锋当晚与阎揆要在办事处会面，谈论了近几天西安的局势和特务二团的情况。阎揆要言称：“杨主任让我暂留西安，待后回白水团部。”

　　12月11日下午3时，杨虎城给宋文梅当面下达了捉蒋介石命令。宋文梅从特务营挑选出250多名官兵待命，随时准备执行任务。这天晚上，张学良、杨虎城一致决定，临潼捉蒋任务交由东北军执行。

　　汪锋两天没有外出，西安事变当天凌晨，汪锋被枪声惊醒。上午9点钟左右，汪锋一出门，大街上拥满了人群，争抢“号外”。汪锋一看，才知道张、杨两将军凌晨兵谏蒋介石。此时的汪锋也情不自禁地和市民一块欢呼雀跃起来。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②谭照文编著：《许权中传》，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