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2日，汪锋和许权中一起，由西安返回蓝田独立旅驻地。

　　独立旅是在西安事变这个特殊历史事件中成立的，因而它的隶属关系、干部身份、官兵成分以及部队性质等，都很特殊。成立之初，它是以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主任委员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成立的，隶属于十七路军序列。它的成立，又是杨虎城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的建议而提上议事日程的。独立旅的正副旅长、政治处长、一团(原特务二团)团长，以及多数营连排长，甚至一些班长大都由共产党员来担任。二团团长则是与中共有统战关系主张抗日的韩子芳，且是汪锋的好朋友，其团内也有共产党员在活动，副团长兼一营营长张志正，就是一位共产党员。汪锋的公开职务为独立旅少校参谋，却又是该旅中共组织的负责人，直接接受周恩来的领导。所以说，独立旅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掌握的一支不穿红军军装的抗日革命武装。

　　汪锋和许权中返回独立旅后，首先向党员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话精神，统一党员的思想认识，稳定部队情绪，并决定由许权中旅长出面，邀请西安一些秦腔剧团来蓝田演出进步剧目，邀请蓝田县抗日救亡团体为部队演出抗日文艺节目。汪锋是本地人，负责与当地地方党组织、驻军、救亡团体、进步人士和进步师生进行联系，让部队积极参加当地民众抗日救亡活动，积极配合当地中共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蓝田县地处西安市郊，从武关翻越秦岭，蓝田就成为西安东南最后一道屏障，是防守南京中央军进攻的战略要地。西安事变后，进驻蓝田准备抗击中央军的部队，开始有许权中的独立旅，陈先瑞率领的红七十四师。随后，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万余人马也进驻蓝田商县一带，红十五军团军团部也驻进蓝田县城。长期受到压抑的蓝田人民群众，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后，抗日救亡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原任中共陕北特委、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的赵伯平，12月18日获释出狱后，即由重新成立的中共陕西省委派回蓝田，担任蓝田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负责恢复蓝田地方党组织。赵伯平回到蓝田，先后与蓝田地下党员屈光、陈志正、郗执中、李文等共产党员取得联系，成立了中共蓝田支部干事会，隶属新成立的中共陕西省委，开展当地抗日救亡活动，成立了蓝田各界抗日义勇队，由共产党员屈光和胡达明分任队长和政治指导员。

　　汪锋与赵伯平同为蓝田同乡，汪锋向刚刚走出监狱的赵伯平传达了周恩来几次谈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地方组织当前工作的重心，主要是放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联合多数，广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巩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二人在一起并肩战斗相互配合，领导家乡的抗日救亡工作。元旦这天，蓝田军民举行了万人庆祝大会，独立旅官兵参加大会并举行阅兵式。大会上，拥护张、杨八大主张的蓝田县代县长张子厚、独立旅代表等讲了话，还有其他一些团体、行业代表发了言。讲话和发言慷慨激昂，群情振奋。大会呼吁扩大抗日阵线发愤图强，努力做好抗日救亡工作，发扬中华民族宁死不屈，誓死捍卫国土，永远不做亡国奴的爱国精神。

　　就在汪锋和许权中返回蓝田前后，陕西省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方仲如来到蓝田，检查指导抗日救亡工作。之后，上任独立旅政治处长一职。方是陕西咸阳人，曾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执行李大钊与冯玉祥将军的联系任务，也是许权中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好友。汪锋对这位为革命坐牢达七年之久，受尽酷刑，视死如归的陕西老共产党员，仰慕已久，对能在此见面，并一起工作感到由衷的高兴。

　　接着，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炳南偕妻子前来蓝田指导工作，一同前来的还有美国进步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英国进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由王炳南的德国妻子王安娜做翻译。王炳南是陕西乾县人，1926年入党，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家，主持中美华沙会谈多年。1929年，由杨虎城资助前往德国留学，曾担任德共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等职。1936年春，偕同德国籍妻子王安娜回国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得知他与杨虎城有世交关系，即派他回国去做争取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抗日统战工作。王炳南回到西安，杨虎城接他到三原县原陕西靖国军司令部驻地东里堡家中进行密谈，并留王炳南在其身边工作，出任政治教官，王炳南夫妇一同搬进杨虎城“公馆”止园居住，成为沟通杨虎城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系人，成为杨虎城、张学良与中共之间联系的又一渠道，成了西安事变的“吹风点火”人之一。西安事变期间，王炳南在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机构中，负责通过新闻界、国际友人，及时宣传发布有关西安事变真相和八大主张等，担任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

　　史沫特莱1919年由美国赴德国，在柏林教授英语，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社会政治活动，1928年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前来中国，在上海参加中国进步文化活动，撰写了许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讴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文章。1936年初，得知中共急需在西安建立秘密转运站，以缓解红军奇缺的无线电通讯器材和药品，她便与宋庆龄推荐德共党员、牙科医生温奇·海伯特前往西安，在七贤庄1号开设了牙科诊所，为红军建立转运站作掩护，其后，这里成了红军联络处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所在地。这年秋，史沫特莱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的身份来到西安，暂住临潼华清池，边养病边写作，并准备从这里前往陕北苏区。12月初，蒋介石来西安，设行辕于华清池，史沫特莱只得迁往西安西京招待所，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和南京国民党军政大员同住一楼。

　　贝特兰生于新西兰奥克兰，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后来在伦敦《泰晤士报》社工作。1936年作为罗德斯奖学金的访问学者来中国，在北平燕京大学学习，受到正在北平的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和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西安事变爆发后，接受正在北平撰写《西行漫记》的斯诺建议和委托，从北平启程，费尽周折赶到西安，采访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同史沫特莱一起志愿在西安电台用英语对外界广播，介绍西安事变的真相，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王炳南一行到达蓝田，参加了1月5日蓝田县首次民众抗日救亡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蓝田全县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县府机关、各救亡团体，以及各区保甲队、保安队和独立旅官兵以及农民自卫队武装五六万人。汪锋、许权中、阎揆要、方仲如等都即时与会。大会由大会主席赵伯平主持并作报告，许权中代表独立旅官兵讲话。他代表全旅官兵表示：“愿以抗日的武装，受民众的指导，共同驱逐日倭出境。”随后，工、农、商、学代表都分别发了言。大会锣鼓喧天，彩旗飘展，自始至终洋溢着抗日救亡的热烈气氛。人声鼎沸，口号声此起彼伏，“拥护张、杨八大主张”、“改组南京政府”、“铲除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回荡在秦岭的深谷山林，驱散了冰天雪地的寒气冷风。大会结束后，与会群众和独立旅官兵手持三角彩旗，高呼口号，浩浩荡荡地拥向街头，进行了示威游行。

　　在这次大会上，正式成立了蓝田县各界抗日救国会，共产党员郗执中被推选为蓝田县救国会主任。在这次大会上，使与会人员感到意外和惊奇的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士，登上讲台，面对五六万军民发表演讲，十分引人注目，台下轰动一时，这在蓝田县则是史无前例的，这就是史沫莱特以西方记者的独特视角、思维逻辑和语言技巧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引起与会者的欢呼雀跃。史沫特莱说：“‘双十二事件’不仅为中华民族解放之信号，且为世界和平阵线增加一支生力军，个人与爱好和平者，对此举万分同情。”①贝特兰没有讲话，却在他后来所著的《中国第一幕》一书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这次大会的盛况：“农民都很好地发动起来了。”“农民自卫队用红缨枪武装着，偶尔也有步枪，这是一次示威，许多农民手持棍棒，扛着锄头，学校的孩童们身着制服，打着他们的旗子，骄傲地向前迈进。”贝特兰认为，这次大会给他的启示是“西北的这场运动已经有了一个结实基础”。②

　　大会之后，由许权中代表驻军，汪锋和赵伯平尽地主之谊，郗执中代表蓝田县救国会欢迎宴请王炳南夫妇和史沫特莱、贝特兰一行。说是宴请，其实就是由汪锋和许权中负责安排，在独立旅旅部驻地的院子里，摆了一张八仙桌，上了一桌当地风味的“九碗菜”，主食便是锅盔、荞面饸饹等。席间，大家谈论的多半是有关两个外国客人的话题，特别是王炳南向赴餐者介绍了西安事变当天，史沫特莱在她所下榻的西京招待所遇到的惊险一幕，大家为之惊讶和佩服。这惊险的一幕，史沫特莱后来在她所著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作了生动的描述：

　　晨光熹微，我听到一阵机关枪的嗒嗒声和步枪的噼啪声大作，听到招待所里一阵飞跑的脚步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接着是喊声叫声大作，步枪射击声就在附近的地方，门窗破裂声，玻璃哗啦声，大祸临头、临死前的哀号惨叫声，女人的尖叫声，汽车引擎突然发动声，混成一片。

　　枪战稍平息之后，来复枪的枪托猛烈地砸门。同时，三枚子弹把我的客房门砸得木片横飞，门上的玻璃也被打得粉碎。我听到外面有人叫嚷：“日本人。”我感到一阵恐怖，以为是士兵要把我当做日本人了。这时，一个士兵的头从门上的破洞伸入房间观察，我用自己记得的汉语字词组成一句中国话说道：“我不是日本人，我是美国人。”

　　随后，士兵们进入我的房间，当时是一群穿灰军装的士兵荷枪实弹，紧张地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有几个冲进洗澡间，另外几个打开挂衣服的壁橱。尔后，除两名士兵外，其他人又蜂拥走出房间，去搜索住在我隔壁的西京招待所经理的房间。

　　这时，我依然心有恐惧，两个留下来的士兵在不了解我身份的情况下，一个用枪筒顶着我的肚子，推我背靠墙壁。另一个把我的东西尽数翻出检查，这些东西有眼镜、胶卷、闪光灯和电池，还有毛衣和羊毛内衣。

　　史沫特莱就是这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亲身经历了一次历史重大事变的发生过程。不过她当时没有像住在西京招待所蒋介石带来的那十几位军政大员们那样狼狈不堪。

　　听完王安娜的翻译，汪锋指着许权中对史沫特莱说：“那些冲进招待所的士兵，就是由这位许旅长指挥的。”史沫特莱和贝特兰一时惊喜，宴请洋溢着轻松愉快的气氛。

　　大会之后，汪锋和许权中从独立旅抽调200余支步枪和2500余发子弹，通过赵伯平送给蓝田地下党，装备了抗日义勇队。

　　1月12日，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进驻蓝田，汪锋和许权中等组织独立旅官兵，通过两军军民联欢会等形式，配合红十五军团在蓝田开展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使蓝田的抗日救亡运动再次掀起高潮。三天之后，红十五军团进驻秦岭以南商县地区。

　　在独立旅和红十五军团的支持协助下，蓝田县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成为陕西省的注目地区。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全县抗日救亡形势，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赵伯平为首的中共蓝田党组织和以汪锋为首的独立旅党组织联合行动，协作配合，分期分批举办抗日民众干部训练班，为抗日救亡培养骨干。训练班设在县城东南角的文庙院内，训练班由赵伯平任主任，汪锋和独立旅的方仲如、阎揆要、胡达明、梁步鲁等共产党员为教员，还有汪锋和许权中从三原县邀请来的朱茂青、冯左龙等共产党人，进步教育家和知名人士以及中共蓝田地下党的郗执中、陈子敬分别任教。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还从西安派来陈志正、胡明伦、李时善等到蓝田，协助、指导抗日救亡工作，在干部训练班任教讲课。训练班一共举办了三期，时逾一个月，培养了上百名骨干。训练班边培训，学员边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2月初，红十五军团离开商洛、蓝田移驻渭河以北时，一些学员参加了红军，编入连队，一批报考了红十五军团“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继续学习深造，大部分学员被留在当地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独立旅驻防蓝田期间，汪锋遇到两件有趣的事情。一件是十年前那位张榜开除汪锋学籍的蓝田县高级小学校长阎茂三，听说汪锋身着军装回到家乡，自觉理亏不敢面对汪锋，整日待在家中很少出门。说来也巧，一天出门，正和邻居说话，老远看见几个军人走在大街上，说说笑笑，指指点点，邻居告诉他，汪锋来了。阎茂三一听，转身回家。隔了几天，汪锋知道了阎茂三这一举动，便主动前往阎的家中看望。一进门，汪锋态度和蔼可亲，一口一个“阎校长”，一口一个“阎老师”，诚恳邀请阎茂三为民众抗日救亡工作做些事情。阎茂三感激万分，打消了顾虑。

　　另一件事是，一天，汪锋从干部训练班上课回到旅部，许权中问他：“牛兆濂何许人也?”

　　汪锋回答：“有名的关中大儒。”

　　“我要枪毙他，不枪毙也得把他抓起来!”许权中态度十分严肃地说。

　　汪锋一听要枪毙牛兆濂，不免心里一怔。许权中看到汪锋有些吃惊的神色。马上又说：“这样的人不枪毙留他干啥!”

　　面对一向老练持重、言语不多、处事稳健的许权中，汪锋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道：“为啥事?”

　　许权中一面沉着脸，一面把一张纸递给汪锋说：“你看看，这家伙给我‘上书’，要我去‘满洲国’把溥仪接回北平，重登皇位，叫我当个大臣。现在都到民国二十六年了，他还要回到清朝去，你看气人不气人，这不是明明辱没咱们吗?”

　　汪锋一听，看了看牛兆濂的亲笔书，“扑哧”一笑说：“他是个老朽，快要入土了，你和他生啥气。再说，关中一带谁不知道牛兆濂是清末举人，人称‘牛才子’，桃李满天下，秦、晋、鄂、鲁、皖、陇、苏、滇等十几个省，还有朝鲜，都有他的学生，受过他的教诲。蓝田人都知道牛兆濂早已自认为他与大清君臣名分早定，活着是大清的人，死了是大清的鬼。他留恋清朝，却反对军阀混战，不满蒋介石的苛捐杂税，痛恨日本侵略中国，当日军进犯山海关时，他联合五百义士，通电全国，出师抗日。如果我们连这样坚决抗日的人都不能团结起来，蓝田人就会说我们的闲话，怀疑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经汪锋这么一说，许权中的怒气才消了下去。

　　1月29日，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五周年，汪锋和赵伯平再次协商决定，在蓝田召开民众大会，进行庆祝纪念。这次大会在蓝田县西门外广场召开，独立旅和红十五军团前敌指挥部驻蓝田县联络站官兵、救国会负责人、县府职员、县城各界、四乡民众、义勇军武装10万余人参加了大会，蓝田工农商学兵抗日救亡再次呈现新局面。

　　1月底，刺骨的西北风卷着雪花，雪花就像扇动着翅膀的白蝴蝶，翩翩起舞，轻轻地落在了原野、枯枝、屋顶和干草堆上，巍峨的秦岭终南山，简直就像一座刚刚雕塑起来的长城，屹立在眼前。

　　这时，布防在陕南商洛地区镇安、柞水一带的红七十四师指战员，还身着单衣坚守着阵地。周恩来在西安筹集到一批棉衣，派汪锋送往红七十四师。2月3日，汪锋途经蓝田，又叫方仲如从独立旅抽调了两个班的兵力，一同押着几辆大卡车颠簸在弯弯曲曲、白雪皑皑的秦岭山中。这天傍晚，在商洛专员刘文伯的热情帮助下，把这批棉衣送到红七十四师驻地。

　　路过张家坪，汪锋触景生情，率红二团南下失败负伤转移的情景又浮现在脑海之中，便赋诗《忆战负伤》一首，题写于该村娘娘庙内，诗云：

　　张坪触景望山丘，把酒心潮酹地酬。

　　犹记鏖兵千炮激，难忘魔鬼一矛仇。

　　当年只雁飞南国，今日群莺舞枝头。

　　抗战红旗飘五岳，东风破雾凯歌稠。

　　汪锋和方仲如完成任务，从商洛返回西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此时，周恩来已由张学良金家巷公馆，移住新城北门外七贤庄1号红军联络处，对外称“十七路军通讯训练班”。

　　这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已接受蒋介石关于西安事变善后处理甲种方案，即东北军西退甘肃，十七路军退出西安驻防渭北，红十五军团也从商洛返回渭北三原，独立旅正从蓝田移驻渭北耀县地区。

　　独立旅过渭河时部队情绪波动，波动的原因是2月5日左右，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率部向西安进发，后续中央军又节节进逼，一些官兵便认为西安事变前功尽弃，抗日前途渺茫，不惜要和中央军一拼方休。阎揆要团团党委书记张一平到西安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发电给前往商洛的汪锋，催其尽快返回部队。汪锋返回西安，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几天来西安的局势发展情况，指示汪锋尽快回独立旅，稳定部队情绪。汪锋趁此机会向周恩来汇报请示了一件事情：“从延安到西安、蓝田中间有两个卡子，一个是耀县民团雷天一的防地，一个是蓝田油房街民团秦颂臣的防地。雷、秦二人均为反共死硬分子，对我们来往人员十分不利。为了疏通这条交通线，我建议马上将这两个家伙搞掉。”周恩来一听问道：“他们都是杨虎城管辖的民团，搞掉好不好?”

　　汪锋回答道：“如果现在不把他们搞掉，以后就更不好办了，且雷、秦二人并不都忠于杨将军。”

　　经汪锋这么一说，周恩来才同意了汪锋的意见，叮咛道：“要以不影响大局为原则，秦颂臣目前影响还不很大，可以暂时放一放，就别动他了。”③

　　汪锋和周恩来分手后，赶往灞桥，独立旅刚过了灞河。汪锋和许权中、阎揆要、方仲如他们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部队的波动情绪才稳定下来。

　　部队途经高陵县后，汪锋和许权中他们便商妥了除掉雷天一的行动方案。

　　实施这个行动方案的具体分工是：许权中是旅长，汪锋是旅地下党负责人，行动期间不便出面，而由旅政治处主任方仲如向有关人员传达周恩来指示，逐一落实行动任务。

　　2月9日下午，独立旅进驻耀县县城，旅部驻西街小学，许权中住段家巷一段姓人家，汪锋住西街一左姓人家。阎揆要团负责旅部安全和对雷天一民团的警戒，韩子芳团负责解除民团武装，查抄雷的住处，独立营负责警戒县城西街以北的半个县城，以防雷天一民团破坏。为此，方仲如还特地到独立营营部召集营长李锦峰、副营长王汝昭、一连连长李醒吾、副连长吴凤德开会作了精心布置。方仲如布置好准备离开营部时，李锦峰营长说：“耀县有一个陈连升，又名陈克敏，是雷天一的分队长，在红军游击队当过支队长，投降了雷天一，背叛革命，在照金干了许多坏事，我们要一起收拾他。”方仲如回身向许权中、汪锋报告此事，许、汪二人同意同时收拾陈连升。

　　除掉雷天一的具体地点，确定在驻西街小学的旅部，其方案是先由与雷天一有同学之谊的旅参谋长韩忠麟，以许权中旅长名义，邀请雷到旅部座谈、联欢、宴请，将雷诱骗到旅部，就地处决。

　　2月10日早晨，韩忠麟即去城隍庙雷天一家请雷去旅部。雷即带了几个马弁随韩前往。雷进小学大门，马弁即被安排在另一房间休息，雷由韩带往所谓的许权中房间。雷走进房间一瞅，空无一人，只觉蹊跷不妙，即转身离开，就在这一瞬间，早已埋伏在房门后的枪手举枪射击，雷天一负伤跌倒，又爬起来，又是几枪，雷天一终于一命呜呼。早晨10点左右，雷天一的尸体已经停放在林德巷一座小庙内。这一天，正是大年腊月二十九(即大年除夕)。上午10点以后，县城恢复平静。

　　就在雷天一毙命的同时，韩子芳团解除了雷天一民团的大部武装，抄了雷天一的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独立营迅速来到北大街西庵陈连升住处，一进门，陈发现来者不善，忙从枕下摸枪，战士们箭步跃上炕，用膝盖顶住陈的身子，枪口对准陈的头，厉声道：“不许动!把枪交出来!”后边的人员，疾手取走陈枕下手枪。陈看大势已去，孤身难支，反抗无用，乖乖让其老婆打开柜子，交出八支长枪。

　　当天，旅部搬进雷天一的原住地城隍庙。中午，许权中上街巡察，城内秩序正常，无一伤亡。许权中、汪锋把收缴雷天一民团的枪支分别送给耀县、蓝田县和临潼县地下党武装。汪锋还亲自押运装有200余枪支的车辆，前往临潼，交给地下武装负责人谈国帆。这些枪支，就是后来临潼县地下党武装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

　　事隔多年后，汪锋和张邦英多次接受过陕西耀县、铜川、渭南、临潼等县市党史、文史、方志、文艺等工作者的来访，谈及诱杀雷天一一事，也有为其整理出版的回忆文章问世。笔者也曾聆听过汪锋、张邦英对雷天一其人的介绍和处决的前前后后。雷天一是陕西耀县小王嘴人，生长在地主家庭，上过中学，毕业后闯荡江湖，奔走权贵，为人奸猾，善于钻营投机，1929年曾在耀县国民党党部任职，参加过陕西讨逆军甄寿珊部，任毕梅轩团三营营长。1931年夏，甄寿珊部被杨虎城收编，改编为马青苑陕西警备师。在此期间，在第三营做兵运工作的耀县籍共产党员张邦英，向雷天一做工作，打算促使其打起红旗走上革命道路，雷却以“现在力量尚小，为时太早，先借别人的窝，长自己的羽毛，等羽毛丰满时再说”等，借口拒绝，但在表面上仍然装作同情革命的样子。他明知张邦英是共产党员，既不追究，也不声张。后来，张邦英另有任务离开雷天一营，雷也未加纠缠。

　　1932年秋末，马青苑部起内讧，雷天一失势，带七八个人枪和家眷潜回耀县家中，又被杨虎城部驻军缴械，押往西安。时隔不久，雷天一又回耀县当上了民团团长。1933年7月，杨虎城驻耀县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发动起义，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收缴了县城民团和保安团武器。雷天一借口时任中共耀县地下县委书记的张邦英在其部做过兵运工作，张向自己讲过打起革命红旗一事，想续前缘，要求参加抗日义勇军。雷还与耀县游击队队长张仲良、指导员陈学鼎等接近，愿意率民团参加起义，骗取王泰吉信任，终于当上了抗日义勇军大队长。然而，起义期间，雷天一却将民团分散隐蔽起来，自己临阵脱逃，并向陕西省当局告密，一起参与镇压骑兵团起义。

　　从查抄雷天一的来往书信中发现，雷与西安事变中叛杨投蒋的冯钦哉过从甚密，有电报书信来往。西安事变爆发后，雷对事变不满，对张、杨八大主张不屑一顾，耀县旅省同学回县组织各界救国会他不予理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雷天一暗通关节，攀冯拥蒋，冯钦哉以旅长一职作诱饵，令其扩充实力，率部“投顺中央”。诡计多端的雷天一却万万没有料到，一心攀龙附凤，当个“大旅长”的美梦，竟被汪锋、许权中、方仲如这些共产党人刹那之间打破了，还搭上了性命，这是应了那句富有哲理的格言：“多行不义必自毙。”

　　解决雷天一后，独立旅又消灭了夏老幺民团大部，咸榆大道上的这个“卡子”终于清除了。

　　①②《中共蓝田历史》第一卷，内部资料。

　　③《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37—1949)》，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