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旅进驻耀县，除掉雷天一。2月中旬，汪锋和许权中返回西安，一是向周恩来汇报；二是许权中续弦结婚，汪锋既是主婚人，又和刘文伯是介绍人。周恩来指示汪锋，返回耀县时，前去三原县特务营，找宋文梅谈一下，一定要他从维护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团结大局出发，“不得节外生枝，再闯祸端。”这时的西安，人们还沉浸在农历丁丑新春佳节的热烈气氛之中，汪锋主婚完毕，便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风尘仆仆，从西安前往三原鲁桥镇，去找宋文梅。

　　宋文梅特务营2月6日从西安先移驻三原县东里堡，然后移驻鲁桥镇。东里堡是靠近三原县城城北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大村庄，村内有许多是清末民初入蜀经商的富裕人家。反袁“护法”时期，以于右任为首的陕西靖国军司令部设在这里，司令部所在的大院子和院内一些中西结合的建筑遗迹至今犹存，好像还在向人们述说着当年的风云岁月。靖国军时期，杨虎城为了照顾老母，在这个村子里购买了一院房子，把家安置在这里。由东里堡北去不远，便是鲁桥镇。镇内有座石桥，传说为鲁班所修，这便是鲁桥镇的来历。

　　汪锋赶到鲁桥镇时，特务营驻地已是岗哨严守，外人不能轻易进入。他身着便装，便以“看望”宋营长为名进入营区，见到宋文梅。

　　至于特务连为何从东里堡移驻鲁桥镇，话得从特务营从西安调防东里堡之前说起，这也是周恩来叫汪锋前来“看望”宋文梅的原因。

　　毋庸否认，兵谏期间，宋文梅在许权中的指挥下，率领特务营在扣押西京招待所和花园饭店蒋介石十几位军政大员，收缴警察大队武装，释放监狱“政治犯”等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宋文梅又因在新城大楼看管蒋介石而名噪一时。但是，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善后处置过程中，宋文梅却一时冲动，失去理智，犯下严重错误。其起因是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背信弃义，不但扣留了张学良，进行军法会审，而且下令中央军大军压境，企图以武力迫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就范。情势危急之下，东北军内部，产生了两种严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等为首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主张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从渭南前线撤军，避免与中央军相对峙，而后再求释放张学良；另一种则是以应得田、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一批东北军中级军官则主张先放回张学良，然后才能撤军，否则不惜一战。经多次商量，双方相持不下，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矛盾日趋激化。这些被称为东北军“少壮派”、“主战派”的中级军官则把先撤军再求释张的主和责任完全归罪于王以哲、何柱国身上。

　　在东北军高、中级军官两种意见严重对立的同时，十七路军的一批旅团营长也出现了类似“少壮派”主战意见，宋文梅就是其中之一。1月31日，十七路军的旅长王劲哉、许权中、孔从洲，团长任云章、李振西和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六人，前往新城杨虎城住所向杨请愿，情绪激昂，要求与进入陕西的中央军决一死战。杨虎城站在住所外的台阶上，态度十分严肃地训示六人：“我们要顾全大局，要先求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不要授敌以隙，快回去好好招呼部队，不要轻举妄动。”①杨虎城的威严态度，使这些人默默无言，独有王劲哉旅长当场痛哭流涕地向杨虎城力陈利害，杨迄未所动，六人才怏怏散去。

　　2月2日早晨八九点钟，东北军这批少壮派军官利令智昏，带人将王以哲军长枪杀于家中，史称“二二”事件。

　　枪杀王以哲后，“少壮派”又企图杀害何柱国，拥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统领东北军。这时，何柱国、于学忠两军长已于前一天晚上由杨虎城接到新城住处过夜，保护起来，才得以幸免。可是，王以哲则不听从杨虎城登门劝告，留在家中而遭此不幸。

　　东北军“少壮派”杀害何柱国的企图未能得逞，就让宋文梅利用进出新城的方便条件，执行杀害任务。

　　杨虎城的卫士长白志钧后来回忆说：“2月2日拂晓，我正在新城杨主任住所院内查岗，突由西南方向传来枪声，那时杨主任还没有起床，我推门报告，主任说，‘不好，你快到王军长公馆去看看有什么事没有?’我出来就坐上摩托车开到粉巷口。这时，孙铭九的卫队营已把粉巷两头巷口都把守住，不让任何人通过。我从旁打听到已把王以哲打死了，就立即返回向杨主任报告，杨主任说，‘接他几回不来，到底出了事，你在院子里多留心些。’我就在新城杨主任的住所门口加派了双岗，院中也派了游动哨。刚布置完毕，卫兵前来报告说，宋文梅营长要见杨主任，我出来到门口一看，见宋带了东北军四个兵，各带自动步枪和短枪，坐吉普车。宋由车上下来说，孙铭九叫他来接何军长。我见他神情慌里慌张，口气不对，便叫他把带的人、车停在门外，另派卫兵监视，只叫宋一人到我住房内，一进门就叫人把他的枪下了，也把他监视在房内，我才上去向杨主任报告。杨主任说，‘他们真是胡闹!’我下来对宋文梅说，‘主任说不能接。’宋说他要见杨主任当面报告。我说主任正在开会，你不能见面。你们究竟要接何军长干什么?现在王军长已被孙铭九打死，难道你还想把何军长骗去打死吗?宋看事已暴露，他又接不去何军长，这才无可奈何地退出。因为杨主任的住所孙铭九进不去，才叫宋文梅带上他营的兵，企图将何蒙混接出枪毙。过了一会儿，何柱国军长的参谋长何镜华来了，说要到东北军总部各处长的办公室去商量什么事，走到通杨主任的偏门口，又说要进去见何军长有事报告。卫兵来对我说，我赶去时看他带的有枪，便叫卫兵先把他的枪下了，领他到另一间房里坐等。我去报告杨主任，杨主任说不能让他见面，叫我把他打发走，并叫我把何柱国安顿到后边的住房严密保护。何就在这房里待了一整天没有出来。‘二二’事件后，何柱国曾送杨主任一个银盾，上面刻着有‘再生之德’四个字，以表达他的感激之意。”②

　　宋文梅，实际上也是“二二”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事件发生之前，他已和东北军这些少壮派军官多有往来，甚至出谋划策，达成共识。

　　“二二”事件的当天，周恩来闻讯后，严厉批评事件的制造者们，并和刘鼎等一起到王以哲家中吊唁，随后即到新城与杨虎城商议王被杀后的和谈问题，并质问何镜华：“这是怎么搞的?这样做，你们怎么办?”

　　“二二”事件后，东北军内部的对立情绪一下子剑拔弩张，仇恨愈深，内部分裂一触即发。

　　2月3日清晨，经周恩来、杨虎城、南汉宸商议，为了保证西安不再发生混乱，避免东北军内部发生火拼，自相残杀，把与南京方面的和谈继续下去，决定让少壮派一伙离开西安。2月5日夜，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九名少壮派成员由刘鼎陪同，离开西安，前往三原云阳镇红军驻地，随后转赴彬县。

　　2月6日，周恩来电告彭德怀、任弼时、张闻天、毛泽东：“‘二二’事件后，‘少壮派’溃乱，高福源被杀，特务团、抗先队开邻州(即彬县)。”同日，杨虎城由秘书王菊人等陪同，由特务营护送，回到三原东里堡家中过年。

　　2月10日，正值大年除夕，也就是在汪锋他们在耀县除掉雷天一的同一时间，在东里堡又发生了一件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事情的当事人、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洲后来回忆说：“这一天，杨先生突然叫秘书王菊人打来电话，说有事情要商量，叫我先到东里堡，随后再去一个营。当时我不知究竟，情况紧张，立即借了几辆卡车，叫陈应宝营乘卡车，我坐小车先去。到东里堡，突然见到任云章副旅长(他也带来一个营)，我就问他，‘你晓得叫我来干什么?’他没有正面回答，有点惊喜地说，‘你也来了?’我说，‘是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来干什么?’他说，‘你见了王菊人就知道了。’进去找到王菊人，我还没有开口，他一看见我就说，‘你来了，好，杨主任有事同你谈。’我问什么事?王菊人说，‘有人企图向杨先生兵谏!杨先生把家眷已送到三原城里。’我听了很生气，说，‘到了这个时候，这些人还要干什么呢?西安事变是我们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发动的，现已得到和平解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已经初步实现，他们还要干什么呢?’他说，‘你不知道，等一会儿，头家找你谈。’他说的‘头家’指的是杨虎城将军。我进入杨主任家，只见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显得情绪不安，见我进来就问，‘你来了!叫你带的部队到了吗?’我说，‘随后来一个营!。’他说，‘我得到消息，有人要搞兵谏，你来了先把警卫营(即特务营)的枪缴了!’听到这话，我很惊讶。当时，这个营的营长宋文梅是共产党员，连长张希钦、李锦峰、姜树德、何永安也都是共产党员，下面的排长都是杨多年的马弁(卫士)。现在他们会怎样呢?能到哪里去呀?投蒋介石去吗?不可能。到陕北去吗?陕北红军会不会因为这个营就不要杨虎城了吗?再说，现在传来的这个情况，只是有人说听到这个营的人讲的，究竟是谁讲的?有什么凭据?我们还没有核对。没有真凭实据，岂能听信这种传言!这样一想，我就向杨先生建议：特务营西安事变前后到今天一直担任警卫工作，日夜警卫，部队是很辛苦的。从‘双十二’看，这个营不论对警卫工作，对执行任务都非常坚决!杨先生没有理会，还是态度非常严肃地说，‘我叫你把他们的枪缴了!’我说，‘你叫缴他们的枪，如果他们不缴，硬要他们缴，就要发生冲突，冲突了就要伤人。或伤或死，都是打的自己人，都是跟你多年的部下，这样一来，不仅对整个部队的影响不好，对国内国外影响也不好。’他说，‘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请主任考虑。我看最好是不要去缴枪，还是采取换防的方式，或者是我带个营接防，或任云章带部队接防。换防以后把特务营调到鲁桥镇休息整训。’他又深思了一会儿，向我看了一眼说，‘噢!你去和王菊人商量一下。’在和王菊人一起研究时，我说用换防的形式比较妥当。假使以后他真的出了问题，咱们的部队也会阻止他。假如没有这个事情，咱们也主动嘛!可以对特务营说，特务营从西安到东里堡，担任警戒很久了，这些天来日夜警戒很疲劳，现在调到鲁桥镇去整训，把警卫任务交给别的部队担任。”

　　“最后，杨先生接受了我的建议，在春节这天(2月11日)换了防。特务营临走时，杨先生给他们讲了话，这样，就把这个事妥善处理了，后来，杨先生没有彻底追查，不久他又被迫出国，此事就不了了之。”③

　　可能是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有误，孔从洲这段回忆，在史实上有些出入。比如，他所提到的连长李锦峰，早在一个月前已调独立旅独立营任营长。当时孔不可能知道或不会全知道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和几位连长的共产党员身份。另外，杨虎城在这次“事件”中还是监禁了一些他认为有“问题”的人员，姜树德就是其中之一。姜原是由宋文梅为特务营推荐的军事教官，秘密共产党员，汪锋为他们接上了关系。1936年8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抵达西安，同杨虎城谈妥，在十七路军设立秘密电台，以便与中共中央联络，这个电台就是由宋文梅交由姜树德一手筹办起来的，设在特务营营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通过杨虎城，派姜树德和红军驻西安办事处李涛一同乘坐西安绥靖公署卡车，12月20日将这部电台送往驻蓝田一带的红七十四师，由李涛向师长陈先瑞、政委郑位三等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主要内容是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要三位一体，抗击中央军向西安的进攻。姜树德通过这部电台接通了红七十四师与中共中央、周恩来以及红十五军团之间的联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姜树德将电台留在红七十四师，返回特务营，任第二连连长，后随特务营护送杨虎城移至东里堡。这时，有人无中生有，诬说姜树德反对释放蒋介石，要兵谏杨虎城。杨在盛怒之下，把姜传去询问。姜一番申辩述说之后，杨则说：“那好吧，调查调查再说。”遂将姜押送到西安，投入军法处看守所监管起来。过了几天，因查无实据，加上他们的单线联系人积极营救，不久便解除了监管，调往此后成立的一七七师通讯连任连长。④

　　韩学理是西安事变中由特务营从监狱解救出来的“政治犯”之一，出狱后留在特务营接替王力担任特务营中共总支书记，王力任总支委员，和郭西茜一起在特务营政治处(室)组织士兵抗日救国会。据韩学理后来回忆说：“特务营移防东里堡时，东北军有人来给杨虎城做工作，想让杨与中央军打，杨当时赞成联合抗日。那人便说，你不愿打，你的特务营都站到红军那边去了。杨当时把共产党和有嫌疑的人都软禁起来，政治室被软禁的就我一个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满不在乎地在软禁我的屋子里睡觉了。据说，此时杨虎城派了几个视察组，到各连巡视了一番，发现没有哗变迹象，就把软禁的都放了。我睡到后半夜，忽听王力和郭西茜来叫我回去，我们边走边谈上述事件发生的经过。接着特务营到了鲁桥。当时我认为杨对特务营有戒心。”⑤

　　汪锋在鲁桥和宋文梅见面后，宋文梅表面上似乎十分热情，但无形中却显得不那么自然，有些拘谨，心事重重，思想压力很大，话语间流露出几分懊悔自责和内疚，还有点泄气和怨气。好在周恩来事先打过招呼，汪锋心中有数，便尽量给以安慰和解脱，宋文梅才算缓过神来，俩人谈了很久。经过这次谈话，汪锋才弄清了宋文梅在“二二”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体会到了周恩来一再叮咛的“不得节外生枝，再闯祸端”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和分量。谈话中，汪锋代表周恩来，并以党内单线联系人的身份对宋文梅在“二二”事件中的鲁莽行动和不理智行为提出了严肃批评，一再阐明了中共中央有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阐明了红军与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阐明了维护和巩固“三位一体”的重要意义。在谈到这次移驻鲁桥进行整训时，宋文梅似乎已经知道了些原委，感到有些冤枉和不理解，同时也感到从此将失去杨虎城对自己的信任和重用，前途渺茫，思想悲观起来。他对汪锋说：“大年初一，正是年关，却把特务营换防鲁桥整训，事情竟这样突然，还关了些人，叫人如何都想不通!既然到了这一地步，还是回红军找出路。” 汪锋严肃指出：“不管特务营换防鲁桥这件事出自何种原因，党中央、周副主席对杨虎城将军的态度是信任无疑的，杨虎城将军对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态度也是相信无疑的。至于我们个人的前途工作，也只能在这两方面相互信任之中才有希望。况且，正是由于你自己个人的错误举动，给这种信任造成了一定影响，那也只能以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来挽回这种不良影响，重新赢得信任，这才是共产党人应持的正确态度。如果你自行离开特务营，回到红军，杨将军对你将是何种看法，对留在特务营的其他党员将产生什么想法，对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又将作何理解，这样下去，对红军与十七路军的联合抗日，‘三位一体’局面的巩固都将产生一系列问题。”⑥

　　宋文梅对汪锋的一席话，似乎既听懂了，似乎又没有完全听得进去。表面上不再强词夺理，还表态说：“请组织放心，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谈话之后，汪锋返回耀县独立旅。

　　几天之后，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宋文梅把韩学理叫到他的住处，要介绍韩去延安红军大学学习，当即给韩写了去“红大”的介绍信。韩带着介绍信回到三原县云阳镇中共陕西省委所在地，向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汇报了情况，张德生要韩回特务营把总支手续交代一下再回省委工作，不必到“红大”去了。据韩学理后来回忆说：“我回特务营交代手续时，又碰见宋文梅，他叫我把特务营的共产党员名单写出来。我说，这不能写，若写出来，就等于出卖了组织。宋说，你再考虑考虑。我回到政治处(室)，不多时，郭西茜来说，宋文梅给他说，叫他转告我，让把特务营的党员名单开出来。我想，我在监狱里都没有叛党，我才出狱怎么能干叛党的事，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写。他让政治处(室)的勤务兵把我看守住。又叫勤务兵给大门口站岗的交代不让我出大门，然后，他盖被子睡觉了。在他未睡之前，把勤务兵刘兰生(白水县人，和我一块出狱)也叫到政治处(室)。郭西茜睡后，我也在炕上睡了，当郭睡熟后，我立刻起来，不辞而别了。因为勤务兵和我关系好，根本就不听郭的话，大门口站岗的，恰巧又是我的乡党，我小时候的同学，我俩彼此打了个招呼，我就出门走了。当时什么行李也没有带。在鲁桥街上，我碰见和我一块出狱的难友，在特务营当兵的蒙日新，他给我两块现洋，我就回省委了，这是1937年3月。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当时向我要党员名单是何目的，况且郭西茜当时也没有党的组织关系。”⑦

　　这件事，汪锋是后来才知道的。汪锋曾回忆说：“全国解放以后，宋文梅给我讲，‘当时你不同意我去苏区和红军，我就派韩学理先去延安，以便搭个桥，然后把特务营党员都带到陕北去。’韩学理在特务营任中共总支书记时，曾介绍赵宝森去延安‘红大’学习，赵宝森当时化名赵寒，担任特务营总支第一连支部书记，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东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包森，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原型之一。”⑧

　　①《杨虎城年谱》，第553页。

　　②《杨虎城年谱》，第554—555页。

　　③《孔从洲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201页。

　　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23—1936)》，第540—541页。

　　⑤《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23—1936)》，第532页。

　　⑥汪锋1986年4月24日在北京家中接受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访问时的谈话。

　　⑦《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23—1936)》，第533—554页。

　　⑧汪锋1986年4月24日在北京家中接受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访问时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