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军中共工委成立以后，依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共陕西省委、省委统战部的两个报告，认真分析和研究了三十八军中共组织活动和党员的思想状况，从实际出发，对工委工作做了全面地安排和部署，工委成员也进行了明确分工。赵寿山军长对工委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默契配合，他从军部调出电台，在十七师设立秘密通信处，由工委掌握使用，工委同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以及八路军太岳军区可以直接联系。

　　工委成立之时，三十八军、第四集团军内中共组织活动开始转入更为秘密状态，省委、省委统战部除适时地让一些暴露和不适宜于秘密工作的党员转移回省委外，对共产党员比较集中的三十八军，则责成工委第一要务是继续办好教导队，把大批共产党员隐蔽在教导队内，以便于学习管理和开展反“溶共”、“限共”斗争。第一期教导队结业前后，传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发表的破坏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杂音”和烂调，推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和他一个月前在陕西武功军事会议上发表的第二阶段抗战“政治重于军事，军令、军政必须统一”①的言论如出一辙。

　　与蒋介石遥相呼应的阎锡山，此时也在黄河西岸陕甘宁边区南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主持召开了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史称“秋林会议”。会议中的议题就是依据蒋介石“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反动方针，制定了“反共”的具体计划和部署。阎锡山在会议上大放厥词：“武汉失守以后，抗战越来越困难，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我们现在已处于抗日的最前线，陷入日军攻击与八路军的包围之中。蒋介石不足畏，毛泽东……则是一个可怕的人物。”“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有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

　　面临如此险境逆流，中共陕西省委、省委统战部决定三十八军工委通过赵寿山、孙蔚如，采用开办教导队这种形式，学习传达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精神，对三十八军的干部和党员进行集中教育和培训，以应付蒋介石、阎锡山的“溶共”、“限共”伎俩。

　　2月，第二期教导队在茅津渡开学，仍设在三十八军干训班，学员除由安吴青训班选送100多人之外，大部分来自三十八军中的基层骨干和陕西、河南等地方组织选送来的共产党员，共300余人，分为两个中队。为便于掩护，本期教导队队长和教官由国民党军校毕业的周杰邦以及温朋久、程文津等来担任，周杰邦和共产党员陈嘉谋分任一、二中队队长，为了区别于国民党派进的指导员，把原指导员郝克勇和徐又彬改任副队长，张西鼎、沙成轩、李旭东、杨震魁等九位共产党员任区队长，朱曼青、田荣生、贺龙基、姚杰等几位共产党员分别担任班长、副班长。郝克勇仍任中共党员总支书记，下设两个军官党员小组，组长为张西鼎和徐又彬；两个学生支部书记为朱曼青。地下党的活动，有些则处于半公开的状态。

　　第二期教导队仍坚持第一期的方针和经验。赵寿山军长住干训班教导队，亲自领导教育训练工作。

　　6月初，毛泽东要求中共陕西省委贾拓夫书面汇报一下陕西党组织工作情况。贾拓夫立即召集省委主要领导人欧阳钦、张德生、赵伯平和汪锋等，一起进行了分析研究，形成了一份《抗战中党在西北国民党区工作的总结》报告，6月8日上报毛泽东。“总结”报告分为西安事变和西安事变后两个部分进行了阐述，其中写道：

　　党在陕军中，展开了相当广泛的活动。党与该军各种中上层人士建立了统一战线的联系，并在政治上影响了他们。党帮助他们建立了部队的政治工作，提高了部队政治情绪，帮助了这些部队的内部团结。抵抗了国民党“中央化”的政策。因而巩固了他们的部队。在党的帮助下，相当地改变了这些部队的旧的军阀主义的习气，并改善了士兵生活及待遇。党经过这些部队进行了若干地方群众中的救亡工作，在群众中获得了一些好的影响。党鼓动与领导这些部队在抗日战场上英勇作战，进行了几次出名的战斗(这些部队中党员干部的牺牲达三四百人)。最后党在这些部队中建立了强大的党的组织，吸收了不少的先进分子入党，因而不仅使党的影响扩大，而且使党的干部及组织成为某些部队中不可缺少的核心和骨干。这是陕西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较有成绩的一方面。②

　　6月中旬，为防止国民党的可能破坏，干训班、教导队由茅津渡转移到中条山里的寺头庙。此时，汪锋派杨信携带贾拓夫给毛泽东的这份“总结”报告和陕西省委、省委统战部的指示前来教导队进行传达。其中要求将地下党半公开的支部和小组活动形式改变为秘密的单线联系。教导队党组织全部转入秘密活动后，工作学习要更加扎实。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教导队仍然坚持不懈地办了下去。同时，按照杨信传达省委和汪锋的指示精神，将进步教官温朋久、程文津、崔日尧、张德广等列入入党考察培养对象，将孔从洲送来的数十人培养后先后吸收入党。

　　1940年1月，第二期教导队结业时，学员中共产党员人数达到90多人，分配到师、团、营、连和军、师部的参谋处、军需处、医务处、军法处、机要处等重要部门。由于教导队有国民党派进的指导员的通风报信，部队中有国民党政训员、特务的盯梢窥视，教导队的成绩和影响，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和警觉，多次勒令赵寿山予以解散。加之1939年12月以后，先后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继续举办教导队遇到了十分险恶的政治军事环境。这两起事件，一件是蒋介石下令胡宗南袭击占领了陕甘宁边区南部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同时又集中重兵准备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另一件是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向山西的新军和八路军发起进攻，摧毁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1940年春，蒋介石指令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部，并纠合庞炳勋、张荫梧等部，在日伪军配合下，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地区。蒋介石一手制造的这两起重大事件，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恶浪。

　　面对这一险恶环境，为了继续办好教导队，掩护共产党员和基层组织，省委、省委统战部决定采取移花接木，全面开花结果的办法，由汪锋出面，指示三十八军工委发动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和第四集团军参议杜斌丞、宋绮云、冯一航以及李一青、成子慎、姚警尘等知名人士，共同建议孙蔚如按照杨虎城部队自己训练自己的干部和军官的一贯传统，把三十八军干训班和教导队坚持办下去，并扩大到整个第四集团军，说服孙蔚如出面创办第四集团军干训班，将原三十八军教导队改编为第四集团军学生大队，以保存实力，巩固总司令的地位。孙蔚如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正式成立了第四集团军干训班，孙蔚如自兼干训班主任，赵寿山和李兴中任副主任，宋绮云任国民党干训班特别党部书记长，干训班成立了中共秘密军官支部，由贺立负责，郝克勇任总支书记。

　　本期干训班下辖三个军官大队和军士大队，其学员来自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教导团的军官，一个学生大队，学员大多是由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和河南地方党组织选送的青年学生，共300余人。学生大队大队长由孙蔚如第四集团军特务营营长雷振起挂名，由大队附、共产党员陈云樵负责，下设两个队，两个队队长分别由原三十八军第二期教导队队长周杰邦和陈嘉谋担任，郝克勇和徐又彬分任两个队的副队长，实际做政治指导员工作。两队的班长全由上期教导队毕业的党员担任，并由刘宏、赵汉儒、赵廷仁、刘国杰、席尚儒等组成中共学生队支部。

　　学生大队一队的情况比较好，九个班长中有八个是共产党员。

　　在办学生大队的同时，工委和赵寿山军长一起商定，继续在娘娘庙附近的红树坳开办教育连，教育连和第四集团军的学生大队实际上同为三十八军第三期教导队，教育连为一队，学生大队的两个队分别为二、三队。教育连的学员主要来自安吴青训班，三原中学，高陵中学的党员和进步学生。相当一部分是由汪锋亲自去安吴青训班和三原、高陵地下党组织进行联系物色选派而来的。教育连由工委派去的张西鼎、朱曼青、张孝堂任区队长，上期教导队毕业的学员杨树青等为班长，张西鼎任教育连连长。教育连成立中共军官支部和学生支部，张西鼎为军官支部负责人，朱曼青、罗曼中为学生支部负责人。两个支部统一归第四集团军干训班中共总支书记郝克勇直接领导。

　　1940年9月上旬，汪锋派王写剑给三十八军工委送来一份重要文件和省委具体指示。这份文件是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陕西党在友军中活动问题的决定》，其内容为：

　　坚决执行党在友军中停止发展组织，停止组织生活的决定，同时扩大党与友军交朋友的工作。应把这种方针，耐心地向党员进行解释工作。在具体处理这些问题时，应根据各部队不同的情形，分别适当地处理。

　　确定在被迫情况下，除了政治上暴露了的党员外，一般党员，为了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应允许其加入国民党(必要时可以主动地加入)。但一般地避免加入小组织。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在可能与必要的条件下，应利用各种适当方式，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分化与打击少数顽固分子的工作。对于被国民党“同化”的分子，应坚决开除出党。同时国民党外的一般党员，均应利用各种可能去接近国民党员，争取其中大多数中间分子及一部分进步分子，以扩大党的同盟军。

　　最后在领导上，把公开的统一战线关系与秘密党的组织分开管理。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上层党员一般的不编入党的支部，而由各级党委指定专门同志越级管理。带全省性的上层关系交由中央管理。③

　　三十八军工委根据汪锋派人送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这份文件精神和此前中央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党员必须按照“跨党”加入国民党，以便掩护，升任军官，掌握兵权的“五四指示”，按照省委、省委统战部的具体要求，责成刘夫洪和雷寒柏两人，编选了学生队党员和学员假名册，就算是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刘夫洪和雷寒柏等组成国民党学生队党分部，学生队的政治课，也一律在形式上改为精神训话，仍由进步教官、入党培养对象或统战对象温朋久、陈雨皋、程文津等和宋绮云、冯一航、李一青等秘密共产党员、知名人士进行讲授。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逐渐将其反共活动重点由华北转到华中，由八路军转到新四军，要求取消陕甘宁地区，把50万的八路军、新四军缩为10万人，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部约30万人，会同江南的顾祝同准备向新四军进攻，拉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割断第四集团军与八路军的联系，防止“赤化”，1940年10月，下令第四集团军撤离中条山防守，移防洛阳—郑州一线，置于国民党中央军监视之下。干训班和学生大队移驻偃师县杜楼村，三十八军教育连移驻巩县站街杨庙村。干训班学生大队结业时，毕业学员20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50多人。工委将这批学员巧妙地分配到九十六军一七七师和独四十七旅任见习军官、司务人员或给以准尉军衔。不久，教育连学习结业，毕业学员90多人，其中有80多名共产党员。工委将这批学员大部分设法安排在三十八军人事、参谋部门，少数安排到基层任军官。

　　汪锋指示工委将这300多名学员先后分配到部队，对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增强部队政治实力，巩固、稳定、团结部队内部，抵制国民党政训人员、特务对部队的破坏、腐蚀拉拢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使蒋介石、阎锡山企图分化、吞并、瓦解这支抗日部队的图谋破灭。唯有分配到独立四十七旅的共产党员张炳文不幸暴露被杀害，他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为地下党员树立了光辉榜样。

　　从1939年起，国民党出台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规定，规定军官，特别是带兵的军官，必须具有中央军校毕业的资格。实施这一规定，势必将使三十八军中大批共产党员失去带兵机会。工委和赵寿山军长协商后，经请示省委，从已分配到基层的各期教导队学员和进步军官、军士中，先后选派了100多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员，分期分批进入中央军校成都本校和汉中分校“镀金”。据参加过“镀金”的王有轩后来回忆说：“1939年初，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经赵寿山军长同意，选派了21名青年军官和军士到汉中中央军校一分楼第十六期学习。送去的人员是王有轩、韩增友、何振宣、王景祥、王俊耀、杨荫东、刘纪民、刘继生、赵沉舟、王钰、高愈骞、张敏学……前10名是共产党员，组成一支部，我任支书，韩增友任副支书，何振宣任支委。临行前，三十八军党组织郝克勇交代，‘送你们去学习的目的，是混个军校毕业的牌子，所谓镀一层金，将来回部队便于工作。要注意不能暴露政治身份，做到内红外灰，莲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使蒋介石企图限制、溶化这支部队中共组织的阴谋落空。”④

　　1941年7月，汪锋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统一部署，组织统战部将一批在地方上暴露的共产党员从陕西送往三十八军隐蔽起来，有90多名。为使这些人员既得到保护，又能学习军事，充实三十八军党的力量，省委要求三十八军举办第四期教导队。

　　这期教导队以三十八军补充二营四连和五连的名义在河南巩县的周家埝、新沟、油房沟开办。学员达400余名，共产党员120余名，其中包括汪锋送来的这90余名。毕业后由工委统一分配到第四集团军各部队担任基层干部。

　　第四期教导队结业后，三十八军工委又以辎重团名义在汜水举办了第五期教导队。后来蒋介石将赵寿山军长调离三十八军，张耀明接替军长，教导队才停止举办。

　　如果说，开办十七师教导队的初衷是为了帮助赵寿山改造部队，使其成为一支抗日力量的话，而后来以不同方式举办的教导队，不仅为三十八军、第四集团军培养了军政骨干人才，提高了部队素质，更重要的是发展巩固了三十八军中共组织，取得了反“溶共”、“限共”的斗争胜利。

　　正是由于共产党的组织和一大批共产党员的存在，他们始终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成为凝聚这支部队的核心力量和中流砥柱，极大地维护了这支部队的团结、统一与巩固，为部队建设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增强了战斗力。

　　抗战时期，在中条山地区爆发了几十次规模不小的战役和战斗。从1938年8月起，包括三十八军、九十六军在内的整个第四集团军驻守中条山西线防地，到1940年10月撤出中条山，11次粉碎了日军的大规模进攻，保卫了中条山。其中的1938年的“八一五”，1939年的“一·二三”、“三二九”、“六六”，1940年的“四一七”等战役，第四集团军更是写下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奇迹，日军也不得不视中条山为“盲肠”。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在几次中条山恶战之后，称赞赵寿山将军率领的三十八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蒋介石恨之入骨的杨虎城将军旧部这种不怕牺牲、奋勇杀敌的抗日救国精神，没有给国民党造谣中伤、分化瓦解和吞并留下口实，就连蒋介石后来也不得不给予嘉奖。人民群众则把三十八军称为“七路半”，只差半路就是八路军。在中条山抗战中，共产党员更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前，退却在后，付出了巨大牺牲。

　　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成功，也是中共陕西省委，以及汪锋主持下的省委统战部的非凡工作成绩。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陕西历史简明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

　　②《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第220页。

　　③《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第223—224页。

　　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37—1949)》，第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