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或1939年初的一天傍晚，夜幕降临，鸦雀归巢，汪锋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穿过西安城中的钟楼门洞，沿着北大街，冒着飕飕寒风向北而去。一条长长的棉毛围巾围在脖子上，围巾的两端搭在前胸后背，嘴巴几乎被围巾堵住，一股股热气从口中哈出，凝成气雾，随风散去。

　　不一会儿，他向西一拐，拐进西华门北边的红埠街，停脚在一胡姓家的黑漆大门前，拉响门铃，主人开了门。这是一家深宅阔院，一棵高大粗壮、叶落秃枝的梧桐树竖立在院中，花坛中的冬青、玫瑰和青竹还依然呈现出绿色的生命。走进雕梁格窗的大厅，考究家什、中堂画轴、烤火炉具、饮茶器皿，都体现出富贵人家的气派，胡家像这样的深宅大院，在西安城中还有多处。此处是前清西安提督府所在地，此时是陕西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据点。

　　主人的上辈，乃是镇守西安的清军提督，因辛亥革命期间反戈一击，支持和帮助陕西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推翻清廷在陕西的统治有功而受世人尊崇。后来的北洋军阀，南京的军政大员，陕西的当权者，包括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蒋鼎文、胡宗南等也多屈尊拜访。现在的主人正是胡家的后辈、赵寿山三十八军十七师参谋处长、共产党员胡振家，人称“胡少爷”、“胡大公子”。

　　汪锋落座后，军事部联络员王写剑，三十八军十七师中共负责人蒙定军也随后来到。在汪锋的主持下，便举行了一个四人秘密会议。汪锋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向蒙定军、胡振家、王写剑宣布了省委的一个重要决定，正式成立三十八军中共工作委员会，简称三十八军中共工委或工委，由蒙定军担任工委书记，胡振家、郝克勇为委员(后增加张西鼎为工委成员)。同时规定，胡振家一般不参与工委活动，主要负责对三十八军、第四集团军上层的统战工作。汪锋特别强调，工委的主要任务是统一抓好三十八军内中共组织工作，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坚决完成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的任务，协助军长赵寿山稳定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坚定抗日不动摇。会议决定由王写剑不日前往三十八军驻地山西茅津渡，向在前方的郝克勇传达省委这一重要决定。

　　成立三十八军中共工委，是中共陕西省委贯彻执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标志着三十八军中共组织活动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以适应中国抗日战争出现战略相持的新局面。据史料考证，当时在国民党部队编制序列中建立军一级的中共组织，除此一例，绝无仅有。

　　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底，日本侵略军经过16个月的战略进攻，战场伤亡已达44万以上。随着战局扩大，战线拉长，兵力分散，日军仅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附近，广大农村却控制在中国军队手里。力量的对比，使中日战争开始出现战略相持的局面。

　　面临中日战争转向长期化的过程，日本对其侵华战略和策略作了一些调整。一方面基本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另一方面又逐渐将其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新四军和顽强抗战的包括三十八军在内的国民党一些“杂牌”军。为了弥补其兵力和资源不足的困难，日本侵略者加紧推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策略。在政治上扶植侵华傀儡政权，建立发展汉奸组织，拉拢收买汪精卫一伙降日反共。特别是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开始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反共和对日妥协的倾向日益显露。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上蒋介石等虽仍然声言“坚持抗战到底”，但按照蒋介石在会议期间的说明，这个“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换言之，其实就是只要保住华中、华南和部分华北权益，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可以让给日本，而会议把主要议题和内容放在了如何对付共产党的问题上。会议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反动方针。从此以后，蒋介石集团把主要注意力由对外转向对内，抗日态度消极，对人民抗日运动则日益限制，反共方针付诸实施。他增派主力部队包围陕甘宁边区，指示部队公开投敌，搞所谓的“曲线救国”，打着日伪旗号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制造一系列的磨擦事件，成立了反共“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的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大肆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对一些坚持抗日的非嫡系、“杂牌”部队进行限制、分裂、打压，派遣特务进行暗中监视、搜查、挑拨、陷害，企图把其内的共产党人排挤出去。对参加西安事变，为抗日做出重大牺牲的杨虎城旧部三十八军、第四集团军更是仇视万端，使尽其种种卑劣伎俩进行打击和迫害。从五届五中全会开始，蒋介石集团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紧随蒋介石之后，山西的阎锡山也掀起了反共浊浪，充当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在山西制造事端。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新局面、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史称六届六中全会。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会议围绕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普遍性发言与讨论。会议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迁就主义错误主张。最后，毛泽东以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战略等重大问题互为内容的讲话作了会议总结。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抗战；同时，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为贯彻执行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1月22日至12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镇驻地，召开了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省委委员、省委各部及各地党组织负责人40余人出席了会议，由省委书记贾拓夫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提出了相应的贯彻落实措施，提高党员质量，会议增选阎揆要、李铁轮为省委委员。

　　成立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是一件十分保密的事情，没有在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公开讨论，但是仍然为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一项重要举措。会议结束之后，由省委书记贾拓夫，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军委书记欧阳钦，统战部长(军事部和统战部有时混称)汪锋一起，在小范围内代表省委作出决定，并由汪锋具体组织实施。

　　省委的这一决定，是十分符合三十八军党组织实际情况的。一方面是因为自七七事变后七八个月以来，省委为了贯彻中共中央1938年3月发出的《关于大力发展党员的决定》，无论是地方还是三十八军，党的组织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党员人数和基层组织大大增加，需要整顿和巩固；另一方面，长期以来，除中共陕西省委全面开展对十七路军工作，派进去大批共产党员，建立起一个个地下基层组织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上海临时中央局、西北特支、北方局、华北局、河北省委、八路军前总、八路军驻重庆和西安办事处、安吴青训班、抗大、陕北公学、河南军区和豫西二分区等，以及三十八军、第四集团军驻各地的地方党组织，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叶剑英、杨尚昆、罗瑞卿、习仲勋等中共和军队的领导人，也先后秘密派遣党员干部到原十七路军和三十八军、第四集团军进行统战工作和联络工作，或在军事上、舆论上、物资上给以帮助和支援。从多条渠道派进去的共产党员，情况也比较复杂，难免有鱼龙混杂的成分。同时，分属各个系统、各个渠道派入的共产党员，互不相属，互不认识，也曾发生过共产党员发展共产党员的现象。

　　为了适应新形势，要组织领导好包括三十八军、九十六军、第四集团军总部在内的中共组织活动，仅依靠派遣特派员去传达上级指示，了解情况，检查指导工作，是显然不够的，特别是对共产党比较集中的三十八军必须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组织机构，对从各个渠道派进去的中共党员在前方实施统一的联系和领导，才能切实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斗争策略和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这种联系和领导，对从其他渠道派进去的共产党员，仅是政治思想和工作方面的联系和领导，组织上不发生横的关系。中共陕西省委通过汪锋，不定期地派人去前方与工委联系，或工委成员向省委汇报请示工作。九十六军、第四集团军总部的中共组织，仍然沿用原来方式进行领导和指导。

　　三十八军中共工委成立之后，1939年2月，汪锋主持起草了一份《中共陕西省委统一战线部关于两年来友军工作状况及其经验教训的报告》，上报省委。这个报告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汪锋十年来领导杨虎城部队中共组织活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全文近1.5万字，分为四个部分，其中包括：一、陕西党在内战时期的军队工作；二、“双十二”事变到七七抗战爆发时期中的军队工作；三、抗战时期的友军工作；四、六中全会后对友军工作的决定与执行。特别是第四部分，给三十八军中共组织的工作指出了问题，提出了任务，不妨将这部分原文节录于后：

　　为了巩固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为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扩大的六中全会对国民党及其军队中不建立秘密组织问题，经过陕西党第二次扩大会讨论后，一致通过中央对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工作策略的决定，并根据六中全会及省委第二次扩大会的精神及当时实际情况，我们对友军①工作具体地做了布置。

　　六中全会这样决定：并不是放弃巩固与提高友军部队的任务，相反是为了要能更宽阔广泛地巩固与提高友军的工作。再则，当时国民党及军事委员会并未接受我党光明磊落的态度，我们认为国民党接受我党六中全会的决议，还得一个很长时期的过渡。而我们单方面地马上把友军中党员公开或退出，都是对抗战不利的，对于巩固友军工作等于放弃，因此我们决定已有党组织的友军，没有特殊原因的暂不公开或退出友军，因此我们对友军工作决定如下：

　　(甲)对有些军队(如〇〇军)因为特殊原因暂不发展组织，而将已有的组织更严密地巩固起来。

　　(乙)在其他一般友军中党的工作方针是：

　　①现有的组织在国共两党关系没有合理解决以前，暂时不公开或退出，这一原则我们党在各部队中除了〇〇团因有其他原因(另有报告)公开了一部分党员外，其余完全执行这个方针，因此使党的组织到现在仍保存在各友军中。

　　②一般的不发展组织，当时党决定在官长中一般的不发展，但有个别的真正觉悟和各方面证明没有问题的中下级军官，仍然可以吸收入党(要取得省委批准)，但质量要特别提高。执行这一原则时，我们组织必须在巩固中求发展，当时又决定在士兵中不发展组织党员，因为士兵同志在今天起的作用要比官长小而又易于暴露，在六中全会决定后，没有发展士兵党员，直到中央来电后，又修正不在士兵中发展党员的原则，但同时决定注意组织短小精干，要向没有官长同志的营连发展士兵，把上下层的发展配合起来。

　　③加强友军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为了执行六中全会的决定，为了更广泛地开展友军工作，因此对于国民党的上层争取更为重要和迫切，为此，指定了一些上层同志，专门负责和一些上层谈话，争取他们，影响他们，使下层工作更能很好的隐蔽与深入，有些个别上层分子要求加入我们组织，经过我们同志很好的说服解释，要他做我们党外的朋友(在没有完全证明他的忠诚以前)。

　　④六中全会决定后，我们认为严密友军中党的组织，有很大的意义，否则就会被某方借口来反对和攻击我们，因此，我们决定：

　　a.反对任何细微的自由主义表现，提高党的纪律，过去党在友军中的同志，因为战争影响教育工作的不够以及各种原因，自由主义倾向常常发生过，所以使党的巩固也受到了相当的影响，我们除了教育说服外，对于不能克服的不可救药分子，予以纪律制裁，这样才能克服自由主义的发展。

　　b.考查来历不清的党员，因为经过“双十二”事变革命浪潮之后，许多投机分子混到党内来，并发现还有许多自首分子、个别叛徒(某部党内发现)混到党内来，我们只有清洗这些分子，才能保证党的纯洁，这种纯洁在军队中更为需要。

　　c.提高党员的警觉性，严防异己分子混入党内来，这一时期，我们发现许多来历不清与可疑的另有背景的分子，我们不能不注意而将他们与组织割开发生个别关系，继续考查。

　　d.将红的已暴露的党员一概调开友军部队，有一部分同志，特别是到陕公、抗大、青训班受训的同志，讲求形式不注意秘密工作(如帽子上画红五星，说话三句不离抗大，爱谈马列主义等)，结果暴露，被某方攻击，影响了军队工作的开展，这些已暴露的党员，在六中全会后大部调开友军另行分配工作，使党的组织更能巩固。

　　e.加强了新党员秘密工作的教育，在新党员的质量上特别提高。

　　f.将红的可能被某方攻击的同志与没有暴露的灰色同志分开，以免影响了这些党员的秘密工作，我们这一时期在友军工作中一般地都执行了这个工作方针，但在执行中还存在着许多缺点：

　　①这一时期内对于不发展组织有些太强调，没有按照具体情形灵活地运用，因而使组织发展上有点不好(士兵中完全没有发展)。

　　②对于巩固党的工作，做得还非常不够，还有个别部队横的关系还没有切实割断。

　　③对〇〇军的工作采取消极态度，没有去积极地开展。

　　最后要说的，就是当我们接到中央对这一工作新的指示后，我们又用新的精神与方式切实布置了军队工作，我们正努力克服着存在的一些弱点，争取军队工作更大地巩固的开展。②

　　汪锋主持起草的这个报告报送省委后，省委书记贾拓夫根据这个报告内容，又起草了一个题为《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在军队中的组织及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③ 的文件，报送中共中央。

　　汪锋和贾拓夫的两个报告，既体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也为三十八军工委工作提出了任务，指出了方向和依据。

　　①这里的友军和下面提到的西北军，均为原杨虎城十七路军改编后的三十一军团、第四集团军和所辖之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

　　②引自《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第211—215页。

　　③见《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第216—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