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之所以前去延安向毛泽东汇报，这与一个“三十七人事件”有关。

　　1940年底，也就是第四集团军调离中条山，驻防黄河南岸之后，蒋介石以委员长侍从室的名义，通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给第四集团军孙蔚如总司令转发来一封密电：据查，三十八军内异党分子活动猖獗，下列人员均是共产党嫌疑。名单如下：

　　陈雨皋、孟鼎钧、贺克用、张西鼎、胡振家、孙子坤、李维民、刘威诚、张复振、黎子淦、张恒英、司勤、崔治堂、李森、王廷杰、齐振鸾、陈嘉谋、雷展如、徐又彬、李旭东、杜云山、沙成轩、朱曼青、李登印、邵青山、卢黑子、陈居莘、魏洪涛、刘侠僧、杨明轩、杨晓初、崔仲远、孔叔东、张化周、董志英、王安仁、尤继贤。①

　　上述名单共计37名。

　　密电还称：其中上校以上者，一律送重庆受审，中校以下者，一律送洛阳劳动营受审。

　　这封突如其来的密电，无疑是蒋介石向三十八军中共组织发射的一发重型炮弹、一支毒箭，也是蒋介石发动新一轮反共高潮的组成部分。人们称之为“三十七人事件”。

　　这封密电发到第四集团军总部后，首先接触到密电的是总部情报处处长、中共党员成子慎。他看了密电内容，不由大吃一惊，立即去找孙蔚如的秘书、中共党员姚警尘，一起商量对策。姚警尘一看密电，感到问题非常严重紧迫，他当机立断，要成子慎把密电尽快清抄两份，一份速送三十八军赵寿山军长，一份速送三十八军工委，以便从速研究对策，将原稿呈送孙蔚如总司令。

　　赵军长看罢电报，便和军部几位进步人士商量对策。

　　当晚，工委书记蒙定军和工委成员郝克勇、胡振家也在一起研究分析，商量应对办法。他们一致认为：从调训这件事足以证明，国民党顽固派可能要掀起新的反共高潮，他们把矛头又一次对准了三十八军，进一步暴露了他们既嫉恨又惧怕这支抗日劲旅的反动心理。工委成员对37人名单经过一番仔细分析和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密电所提名单中，把非党员、孙蔚如的族弟孙子坤和陈雨皋、张恒英列为党员，把蒙定军、郝克勇的名字搞错了，写成孟鼎钧、贺克用，把一向对共产党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团长李维民也当成共产党员，这足以说明国民党对三十八军地下党情况并不完全掌握。只要利用矛盾，沉着应战，与敌周旋，是可以化险为夷的。于是，便立即决定，其一利用孙蔚如身边有影响的党外人士对孙进行说服工作，鼓励与劝说孙蔚如对蒋进行说项，建议孙将此事交给赵寿山军长处理。其二，工委立即与赵军长沟通，商量应对办法。其三，为安全起见，将在总部干训班工作的郝克勇连夜送回三十八军教育连，隐蔽起来，负责工委与赵军长间的联络与沟通。

　　在工委和赵寿山军长的推动下，十七师师长耿景惠(志介)，独立四十六旅旅长孔从洲，第四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共产党员宋绮云和姚警尘，都对孙蔚如进行了说服工作。与此同时，赵寿山面见孙蔚如，一再言明：蒋介石开列的这37人名单，并非什么共产党，蒋的阴谋是嫁祸于人，以查处异党为名，行瓦解、消灭和吞并三十八军之实，收拾并铲除杨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十七路军这点家底。

　　孙蔚如终于接受了大家的说服意见，遂将此事交由赵寿山军长全权处理。赵军长和工委沟通后，决定采取合法与非法、原则性与灵活性、党内与党外、解决眼前与照顾长远相结合的方法，机智巧妙、刚柔相济地与蒋介石开展斗争。

　　首先，由赵寿山以军长的名义复电蒋介石。电文大意为：案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转来侍从室电节开：三十八军内陈雨皋等37人共产党嫌疑等因。奉命彻查本军并无孟鼎钧、贺克用其人。其余人员均系本军旅、团、营、连之得力干部，彼辈奉委座之命，旧日剿匪，今日抗战，出生入死，多有战功，均乃委员长之忠实部属，决非异党分子，祈望委座明察，免于送审。②

　　就这样，仅凭一纸空文，竟把蒋介石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

　　蒋介石接到复电后，虽感到左右为难，却步步紧逼，又以侍从室名义给赵军长回了一电。急称：赵军长若谓陈雨皋等37名均非共党，汝敢否以身家性命担保，出具甘结。③

　　蒋介石又把赵寿山“将”了一军。

　　第二天，赵军长把郝克勇和参议崔仲远(共产党员)、常汉三约到自己卧室，又把唯一的儿子赵元介叫到跟前，拉着儿子的手，叫着儿子的小名，当面叮咛道：“天合，我把咱阖家性命都交给共产党、毛主席啦!如果今后爸有个三长两短，你就领着你妈到延安去找毛泽东，跟着共产党走!”然后愤愤提笔，在甘结电报上写下了三个大字“赵寿山”，还蒋介石一个颜色。

　　蒋介石接到赵寿山的“甘结”电报，是得意还是心虚，是尴尬还是恼怒，我们不得而知，蒋介石又端出了卫立煌，电示卫下令赵寿山，继续查办37人共党嫌疑一案。但是，蒋在电报文字上有所松动，不再提“共党嫌疑”字样，而称这些人“思想不纯正”，处置方法也改为“必须送洛阳劳动营受训”。

　　接到卫立煌的电报，赵寿山又找工委成员和几位参议、秘书商量对策。大家认为，经过一番较量，蒋介石的口气虽然也有些软了，但栽赃陷害干部，消灭共产党，搞垮三十八军的险恶用心并没有丝毫改变。我们必须将计就计，投其所好，采取“表面应训，实际不去”的办法虚以应对。

　　决定之后，赵军长和工委便选派李森(梁励生)、张西鼎、尤继贤、齐振鸾、杜云山、魏洪涛、陈居莘、陈嘉谋、邵青山、沙成轩、王廷杰、朱曼青等12人前去洛阳劳动营应训。这12人为共产党员和进步军官或文职人员，由李森带队。

　　1940年1月下旬，正逢年关除夕，这12人出发去洛阳调训，不几天，赵寿山军长便按照和工委事先商量的对策，给卫立煌打电话，假借日军发动进攻，河防吃紧，战斗激烈，伤亡惨重，制造紧张气氛，请求送训人员迅速返回参战，等战事平息后再去受训。

　　卫立煌接到赵军长电话，虽然有些为难，犹豫一阵，但还是在赵军长的软磨硬缠下松了口，又经过三十八军驻洛阳办事处在卫立煌长官司令部下属打通关节，12人在洛阳待了五天，于1941年1月31日，即农历正月初五安全返回部队。

　　整整一个月以来，三十八军工委和赵寿山在处理三十七人事件的过程中，也许由于时间的仓促，没有向陕西省委和汪锋汇报请示，赵寿山只是在拿到蒋介石开列的37人名单电报之后，大约是在1月10日或11日电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请示解决办法。11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转告延安的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21日，中共中央致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转告赵寿山：

　　如强迫他及干部受训且有被缴枪危险时，则将队伍拖出，上山打游击。④

　　但不知是何原因，赵寿山和工委没有接到这一指示。幸喜的是，经赵寿山军长和三十八军工委的巧妙处理，三十七人事件暂告平息。

　　三十七人事件暂时平息下来，赵寿山军长掩饰不住暂时胜利的喜悦心情。正月初六晚上，他特意安排三十八军剧团在驻地演出了《刘备招亲》和《芦花荡》两个秦腔折子戏。当台上的张飞把周瑜气得吐血时，赵军长站起来带头鼓掌。

　　陕西省委和汪锋虽然没有得到三十八军工委的请示报告，但是，省委和汪锋稍后还是从中央和三十八军回到省委的一些人员口中得悉了这一事件的大致情况。省委针对刚刚发生的皖南事变和三十七人事件，先后在2月初和2月中旬召开了省委扩大会和省委常委第八次会议，讨论贯彻中央的有关指示。新任省委书记欧阳钦在2月3日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汪锋在2月11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上，都分别对发生三十七人事件的原因作了分析，除了分析酿成这一事件的客观原因之外，着重从党内和工委自身原因作了分析和检查。对三十八军地下党内，特别是工委有时喜欢“蛮干”、“搞轰轰烈烈”、“好谈政治”、“爱用党的术语”等“左”的一套工作作风提出了批评，甚至提出调回工委个别成员的设想。汪锋在他以《关于西北军工作问题》为题的报告中这样讲道：

　　对西北军工作我们曾讨论过好几次，那些决定今天看起来，完全是对的，今天在该部还应当坚决执行过去的指示。

　　一、西北军的发展前途

　　1.可能保持原状，虽然国民党中央一贯地采取瓦解吞并西北军政策，尤其最近愈迫愈紧，但依目前形势看来，西北军还暂时可能保持原状，因为今天国民党中央对该部采取断然处置手段还有许多困难，虽然在该部做了许多收买分化工作，但他们今天在该部中的力量还不能战胜西北军派的力量(当然还在继续加强内部收买分化工作)，还有其他牵制，如整个杂牌军的影响，山西新军的经验教训，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等，这些都是有利条件，也是国民党不能即刻采取断然手段的一些顾虑。虽然有这些条件，但这个部队对内对外没有很好的政策也是不成的。必须：首先加强内部团结，特别孙、赵、李⑤之间的谅解，把内部矛盾降低到最低限度，动员一切和孙、赵、李之故友去说通他们的感情，说明唇齿相依之道理，调整和适当解决下级(新旧干部、新老西北派)干部中的冲突，立即切实争取中间势力，使破坏部队者孤立起来。其次对中央⑥派政策要适当有节制，在不碍生存的原则之下，给某些问题上的一些让步，特别是中央派来的下级干部，排斥不要操之过急，像过去军的视导团下去到各部巡视，大批换中央派来的干部，这种太突出和过急的办法，只有引起中央的仇恨，对中央之抗战命令还要坚决执行和服从，对个别人员调去受训，还可着去，但像要调大批干部(营连)去劳动营受训(实际是被押)，我们需要考虑。总之，对国民党政策要软硬并用，以于部队有利为原则。

　　2.可能被中央吞并，目前国民党中央正进(行)着收买分化政策，如调团旅干部到重庆受训，撤换大批(一次三十多人)干部，挑拨军师中间矛盾，加之他们内部不团结，对中央政策不适当，我党和进步力量太突出等，部队危机在目前还严重地存在着，可能演成突然事变(如撤换进步的主官，使群龙无首)。因此，我们今天要防备这一下，预先作打算，今天就应该有计划地埋枪，鼓动一部分不红的干部到军校中受训取得合法资格，派一部分人到地方团队内去活动，准备经济，假如被撤换后还能活动等善后工作，以免一垮而光净，这点我们要学习那些土匪的经验，我们不要太老实，阎团(揆要)就是很好的教训。

　　二、目前我们存在的严重缺点

　　1.我们同志过于强调西北军部队的特殊化，对若干问题处理表现蛮干，不估计国民党中央力量，虽在部队较小，而今天却是当权者，西北军今天还是国民党领导下的地方性的部队，而不估计一切地去打击和排斥中央派(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人公开大批撤换等)是“左”的不适当的办法。

　　2.工作作风，仍是“双十二”时的轰轰烈烈的老一套，好做表面工作，到处写我党口号，组织各种特殊组织等。

　　3.不注意开展部队本身统战工作，如果不是我们同志或进步分子，就不经常接近，特别是交朋友工作差，和别的部队交朋友工作更差。

　　4.上下级的组织关系过于密切，几天不见面就乱找关系，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也找上级解决，还没有严格执行对该部秘密决定和指示。

　　5.部队中的党员有些特殊化，如在工作作风上和非党员作风表现不同，特别是好谈政治，爱用党的术语。

　　产生这些缺点的来源：主要的由于对这个部队的了解不够，没有了解是国民党领导的。因为过高强调了特殊化，当然不是说我党在部队中没有成绩的，这些缺点指出来，对今后工作是有帮助的，特别应注意这些缺点的克服。

　　三、关于今后工作

　　1.对西北军总的工作方针，像我们几次讨论已定的方针，巩固与扩大以赵〇〇⑦为首的进步派的力量，争取杨、孙⑧系的中间力量，孤立与分化中央派的力量。

　　①主要是扩大和巩固他们的力量，他们部队的巩固，也就是我们党的巩固，今天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要达此目的，必须先了解该部队内部的主要危机是不团结，所以我们在其中的工作是要起调和作用，使其团结，使其力量能保存和发展，特别是在三十八军中须注意进步人士——如杨虎臣(即虎城)等遗留下来的干部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多做争取，少予打击(应和以前相反)，使他们团结在赵的周围。

　　②扩大同情者，争取社会舆论，经过上层到其他杂牌部队去诉苦衷，在庞炳勋、孙桐萱、孙殿英等人中多作游说工作，告以“唇亡齿寒”之虞!以争取他们同情，但要注意方式。

　　③广泛交朋友，能与人相处，学习待人接物的道理，要每一同志和进步人士都有大批朋友，特别是和中间人士交朋友而不是孤立的。

　　2.工作方式：

　　①要认识其发展前途，作长期埋伏隐蔽，做到巩固自己的地位，自己能站住足，言谈举动必要合乎社会一般，与人看齐，尽量提高自己社会职业地位，向上面爬，提高威信，特别要注意巩固进步人士的感情和与群众的联系。

　　②禁止乱发生关系及乱拉关系。

　　③不做违犯军纪的事(如贩大烟等)，以遭借口撤职，尤其对上级主官的命令的服从，要特别注意，以取得上级的信任。

　　④不做表面暴露工作，太红的同志必须离开，一句话，要与群众看齐。

　　3.对西北军工作的目的：希望将来能变为我们的外围军，我们不要包办，不要排斥中间力量，服从上级命令，更不能企图全部赤化他们。

　　4.在其部队中，党的总领导组织，目前是因为秘密工作，暂不需要的，关系的联络要简单，只要给同志以工作，给同志多一些机动范围。⑨

　　汪锋的分析和意见和中共中央、毛泽东此后的指示是基本一致的。汪锋报告结束之后，即在同一天，省委书记欧阳钦根据汪锋的报告内容，在常委会议上作了总结发言，提出了应变对策。在此前后，汪锋接任欧阳钦省委军委书记一职。

　　常委会议结束后，汪锋派联络员杨信携带电台、密码本和会议文件，由省委驻地照金出发，前往驻河南前线的三十八军，向工委传达会议精神。

　　杨信到达三十八军驻地，已经是2月底或3月初了。杨信向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蒙定军递交了省委两个会议的文件，传达了欧阳钦和汪锋的指示精神，分别听取了工委成员关于前一阶段三十七人事件的详细经过汇报。此时，从国民党顽固派内不断放出话来，对赵寿山军长和三十八军进行诽谤、诬蔑，政治迫害气氛愈来愈浓，杨信同工委成员一起进行了分析研究，一致认为，前阶段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三十七人事件并没有完全结束，蒋介石可能还会揪住不放，继续要人。他们商定对待的办法：一是顶，硬顶住不去；二是缓，争取缓训，拖延时间；三是如果缓、顶都不行，就把明显暴露的党员撤回省委，或三十八军实施起义，做好防止蒋介石及其顽固派武力威胁或突然袭击的应急计划。认识统一后，工委成员分头去做准备。⑩

　　杨信用带的电台呼号和密码，以工委书记蒙定军的名义，向省委发报汇报。但来往电报一些事不好说清楚，工委只得选派张西鼎回陕西，向省委和中央汇报，其中包括赵寿山军长打算起义的设想。张西鼎走后，杨信按照汪锋的叮咛，去第四集团军总部和九十六军党组织传达省委两个文件。这时，第四集团军总部和九十六军没有建立像三十八军那样统一的工委组织，只剩下五六十个党员，杨信主要是通过先给周益三、王汝昭、卢松轩、姜树德分别进行传达，然后由他们再分头向联系的党员进行传达。

　　张西鼎出发前，赵寿山军长找张西鼎谈话说：“要吸取皖南事变的教训，如果蒋介石一旦张开血口，硬要吃三十八军时，逼我上梁山，我就索性拉部队北渡黄河去投八路军。你尽快去延安，请示毛主席。”赵军长话音一落，便从怀中取出一样东西，交给张西鼎说：“我的代名叫‘子云’，这个密码本叫‘子密’，这是我在延安时，和毛主席约定的联系方式。毛主席曾对我说过，以后有事派人来，带上这个密码本就行了，否则毛主席是不会相信你的。”张西鼎于3月下旬回到陕西省委驻地照金，先后向汪锋、欧阳钦进行了详细汇报。听了张西鼎的汇报，省委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三十八军的处境已十分危急，便于3月29日致电毛泽东、洛甫转书记处。电报全文为：

　　(一)最近以来，国民党中央对西北军赵寿山部(三十八军)压迫已到赵无法再忍受的地步。已历次命令说赵之干部大部是共产党员，并造谣说赵寿山属(民国)二十七年加入共产党。已指名限期要调三十余干部到劳动营受训，其中包括旅长二、团长五、营长六、连长六，其余为参谋、科长、书记等。这些人大都全是赵之中坚干部，其中除二旅长、五团长外，大部分又是共产党员。国特现在继续调查，继续要调。国特限三月底全军调查工作完成。其实此种受训即是扣留或撤职，即是赵部完全被吞并与瓦解。

　　(二)赵认为现已威胁到他的生命，已下决心抵抗要干。目前尚以电报往来拖延，拒绝受训，无效时即辞职，准备即换(干)。此时行动的方向有两：(甲)拖到嵩山，然后经伏牛山到终南山脉，但这一路约有千余里，恐不准通过。(乙)过黄河拖到晋东南边区，赶(转)回到陕西渭北囗之，目的在回陕西创造他一局面。寿这一计划如果能实现，这对我们将来发展也是很有利的。

　　(三)赵部现驻洛阳到巩县黄河沿岸之线，尚有人枪一万二千余(我党在里面有旅长二、营长七、连排长六十余)。赵在我们支持下，抓住五(千)人有把握，其余只要作得好，尚可争取大部。其周围顽军均系杂牌，南面登封到洛阳为九十六军李兴中部，再南为孙连仲部，东面郑州至许昌为孙桐萱部，在(黄)河北之晋东南为孙殿英、刘茂恩、庞炳勋等部，详情不明，请中央告知。

　　(四)赵及该军我党组织现派张希(西)鼎同志来此接洽，赵并要张到延安向毛主席请示。据云赵原与中央约好之暗号以钱子云名义找唐玉泰，请查是否属实。张一些可之党员在十人(原文如此)，已有十多年历史，一九三八年曾由我们送抗大学习过半年，在第三大队毕业信(后)，现任赵之教育连连长。现在中央统战部(之)孙作宾同志知道此事。

　　(五)我们讨论结果，认为赵此次行动，(不)但必要，而且在反投降、反内战、反亲日派破坏抗战部队均有必要，而且与我们在该部工作保持和巩固，再(把)部队最后帮助为八路军外(围)军的方(针)相同。加以该部暴露太甚，如再拖延些时，则必有被解决之可能。这不仅要使赵坍台，而且要损失我们大批干部人二百余(党员中排以上干部约占一半)。因此，我们完全同意和全力支持赵之行动。目前秘密准备，拖延到有利时机即主动地行动。行动方向，渡黄河到晋东南与八路军汇合，经过相当整理然后回陕，旗帜、名义、番号均仍旧不改。对外政治宣称是反投降、反内战，坚持团结，抗战到底，决无党派成见，被亲日派压迫，为自卫与抗战而出此，完全是为着国家民族利益。对内除(用)西北人民团结起来保卫西北为号召，(以)此巩固内部。在行动(上)必须得到晋南之八路军之配合和帮助。对孙蔚如仍采和缓态度对之，对杂牌设法进行好的联络，至于我党在四集团(军)其他部分的力量(约能把握二个多团)，亦是否配合行动，则以当时具体情况来决定。如果时局太逆转时，则尽可能地争取配合，否则，只是太暴露不能保存者配合，能保存的仍保存不动。

　　(六)张希(西)鼎如到延安，则往返去前方至少一月余，怕打时误事。因赵之计划，(赵)之左右已有讨论，知道人内有赵之参谋长及秘书，均非我党员，寿恐怕难长时保持秘密，赵又不甚注意秘密，且万一及国民党中央逼迫(更)甚，恐已难支持太久。我们意见，请中央立即在原则上给予指示，他们在此根据中央指示详细讨论，即令张同志去传达。至于详细情形，候此次工作布置后，杨清(欧阳钦)拟来延安一次作报告(杨要来延不仅为此事，还有其他许多重要问题向中央请示的)，可否请指示。

　　(七)我们电台与赵之电台已有联络(但赵本人尚不知该台上均为我们的党员)，惟密码尚在试验中。据(云)赵在一九三八年，他曾与我个人约有密码，现尚保存，如我中央还保存，即用此码通电。惟约定之寿密，现请改为子密原字，彭副司令约之山密，现请改为云密。

　　以上各点，务期中央立即指示。情势紧急，张希(西)鼎只能在此等至四月四日，就必须回前方。(11)

　　毛泽东从陕西省委的来电中，更加全面详细地了解掌握了赵寿山及三十八军目前的处境情况，3月30日，即向抗日前线的彭德怀发出陷戌电(即三十日十九时至二十一时)。

　　赵寿山部情形危急，赵及其中进步分子决在万不得已时率部北渡图存，请我军在他渡时予以援助，以便能靠近我军自保。黄河北岸情况如何，我军能否给赵以必要援助，以及能援助之范围程度如何，均望考虑立即电复。(12)

　　陕西省委3月29日电报发出后，欧阳钦与汪锋、张德生以及张西鼎又一起做了仔细研究，就一些细节问题做了进一步敲定，3月31日，欧阳钦又以杨青的名义代表省委向毛泽东、洛甫、王稼祥发去世午电：(13)

　　(一)张西鼎由此(14)来我处，有前方党的介绍信，并昨又有电告知，同时在我们机关内工作同志有三人认识他，知道他过去的历史，张系可靠党员。

　　(二)某与延安约定的暗号和密码事，据张云系一九三七年冬(15)某人从绥德到延安时与毛主席当面约的，电码系我自印的石印本，上书某师长独用及某密(即前电告知的)。

　　(三)黄河沿岸情形，东自郑州，西至巩县沿黄河各渡口均系他们部队把守，有汜水、荥泽两大渡口。每渡口有船十余，共有二十余只船。每船能渡一连人，渡河来回一次需两小时，全部大约六小时可以渡完，粮食可携带三四天的。地形，南岸为起伏地，有公路，北岸系温县、武陟，亦系起伏地，多沟墟(壑)线，(有)道清铁路及公路。河北有我军驻防，但不多。平日该部常派一个营去北岸游击。群众条件，南岸的对他们好，北岸的不好。总之，渡河南岸只要秘密无问题，北岸则较困难，需要我们帮助和配合才有把握。

　　(四)我们意见请中央一面指示方针，以便准备，同时派一同志迅速赶到此间问计(面议)，作最后决定。来人乘汽车到富县，再由富县骑快马三四日即可赶到。讲好，中央待(再)选择一个强的干部同去前方，来人可带与通电密本。(16)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陷戌电，十分重视，并做了一番实地调查研究，4月1日复电毛泽东：

　　陷电冬(17)日敬悉。赵寿山处境困难，曾以计及该部在不得已时北渡黄河，惟侦察的结果：

　　(一)巩县上下游渡河有六里余宽。

　　(二)渡过黄河后还须过沁河，不能徒涉，虽有桥梁，一旦敌人发觉则无保障。

　　(三)赵如能自行设法通过修武位置，绕道进到辉县城东北时，我们则可派队迎接出林县东北地区，则安全矣。

　　(四)我意此时只有以应付办法拖延时间，现在北渡实无保障，至少须延滞待青纱帐起时，亦比较安全些。(18)

　　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复电，为及时稳妥地解决赵寿山及三十八军问题，4月1日，又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向陕西省委发出冬酉(19)电：

　　关于某部问题望杨青、张希(西)鼎立即来延面商办法。(20)

　　陕西省委接到中央书记处的冬酉电，考虑到汪锋是省委统战部长，又是省委军委书记，负责三十八军地下党工作，情况熟悉，故决定由汪锋带张西鼎前往延安向毛泽东汇报。

　　汪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8年12月18日和1975年8月17日，先后两次为“张西鼎专案组”出具过两份关于张西鼎同志历史的证明材料，两份材料至今存放于张西鼎个人档案之中。张西鼎曾任三十八军中共工委委员，负责组织，去世前任甘肃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第二份证明材料共写了三点，汪锋这样写道：

　　(一)1941年春，陕西省委接到抗日友军第三十八军和地下党工委报告，大意说：蒋介石反动派勒令该军军长赵寿山，指名要该军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员限期送洛阳第一战区受训，经赵军长等进步长官多方活动后，乃决定送蒋指名所要的军官去洛阳受训。这批军官到洛阳后，借口日寇进攻河南、河防吃紧(该军正在守黄河南岸)为理由，速让这批军官不受训仍返回部队加强防御等情，请示党给以指示。同时，省委亦接到省委联络员杨信同志的同样报告。

　　(二)省委接到上述报告后，因省委知道该军工委同党中央、毛主席和八路军总部都有秘密电台联络，而重大问题都是中央直接指示，所以省委立即把工委的报告转报中央和毛主席，促请中央对工委报告的批示。省委还没有接到中央的批示，前方工委亦派工委组织部长张西鼎同志来边区关中分区照金镇省委机关汇报工委工作及送人员去洛阳受训的处理经过，省委决定由我亲自同张西鼎同赴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并请方针。

　　(三)我同张西鼎赴延，途经边区之富县、甘泉等地，历时七八天，到达延安，中央指定住西北工委机关，我立即请示毛主席。由主席亲自约我同张西鼎到他的办公室(杨家岭)，向毛主席汇报。同主席谈了三四个整夜，主要由张西鼎汇报工委工作及送洛阳受训的经过。主席听完了报告后作了详细的指示，并指出，反动派很注意该军的行动，万一蒋下毒手，武力消灭异己时，该军应有个应付不测的准备等。还指示我同张西鼎把应付蒋介石进攻计划同叶剑英同志(当时是八路军参谋长)商议，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同叶帅谈了三个夜晚(在王家坪叶的办公室)，叶亲自作记录(没让秘书参加)。叶问得极详细，连该军所有控制的渡口、船只，每次能渡多少人等都作笔记。并对如果蒋军进攻，该军只有北渡黄河，向八路军某部靠拢都作了研究。

　　关于这次送洛阳受训问题，据我回忆：①主席、叶帅在谈话中都没有对工委汇报赴洛阳受训提过批评。②主席、叶帅都没有单独找我谈话，每次谈问题，都是我和张西鼎同志一块去谈的。③当时首长说(听受训汇报后)，赵寿山部是国民党的部队，我党地下组 织是处于秘密地位。人家要人去受训，活动回来就好，这对每个党员都是个考验。

　　汪锋写这份证明材料时，虽说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即粉碎“四人帮”的前一年。但是，他还处在身不由己，不能同家人相聚见面的境地，而且仅是对张西鼎历史的证明，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只写了寥寥数语，也不便使用“毛泽东”三个字，仅用“首长”二字代替。1985年左右，中共中央成立十七路军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汪锋担任领导小组组长。1987年12月，汪锋在他撰写的一篇《向中央请示应付调训的对策》一文中，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披露。

　　汪锋讲道：“汇报中，毛主席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他有时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反问，有时用恳切的语言给以明确的指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们提出国民党指名送训的干部不能去，以免发生问题时，毛主席说，‘这个部队是国民党的部队，蒋介石调干部受训，不去行吗?我们又不是蒋介石的参谋长，也不能向他提出免训的建议，不去怕不行吧!军官调去受训，我们党不和他们联系了，那就依靠他们自己根据党的政策去工作，以后他们回到部队，我们还可以和他们联系。他们能独立地进行工作，对他们是个锻炼。退一步说，万一有人告密了，暴露了一些同志，他们能经得起考验，证明是我们党可靠的干部。万一有人经不起考验，脱了党，证明他即便留在党内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离开党对我们也没有多大损失。’当我们提出有人要拉部队到黄河以北怎么办时，毛主席说，‘我国的现状是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我们应该以抗日为大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主张把部队拉到黄河北边去。但是，我们还应有另一种准备，就是当这支部队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有人主张把部队拉到黄河以北，我们也应该帮助他们找个出路，现在就应该有个应变的方案。’”

　　聆听了毛泽东的谈话。5月4日，汪锋和张西鼎回到省委，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对三十八军如何应对蒋介石的“调训”提出了相应对策。5月10日前，张西鼎带着毛主席的谈话精神，带着省委对三十八军工委内部不够团结，不注意秘密工作方式，喜欢显山露水，突出个人，组织发展不慎重等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以及组织纪律等方面问题的批评意见，还有对工委提出的具体指示、要求和建议，返回三十八军驻地。就在张西鼎返回部队驻地的前一天，5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共陕西省委：

　　敌(21)已集中兵力于信阳、临汾两地，有向郑州、西安进攻可能。某部(22)仍应忍耐敷衍过去，避免决裂。你们仍可与他通电。(23)

　　就在张西鼎回陕汇报请示工作期间，卫立煌司令长官在洛阳举办了一个第一战区将官训练班。卫立煌考虑不论是从私情友谊还是军事才能、抗日战绩以及人品性格上讲，将官训练班队长一职非赵寿山军长莫属。赵寿山对卫司令长官的信任和委托虽不乐意接受，但也不好推辞，他按照国民党将军受训所需服务人员的规定，带了12名思想进步、精明干练的青年军官前往。一到训练班，卫立煌就高兴地当着赵寿山的面说：“我这个队长算是选对了，赵军长是大将之才哟!”

　　训练班期间，蒋介石重提37人调审一事，电报一份接一份，都被赵军长软磨硬顶挡箭回去。蒋介石也不善罢甘休，派他的参谋总长何应钦亲赴洛阳查办，务必将37人带回重庆受审。

　　何应钦一到洛阳，首先召见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他拿出37人名单，向孙蔚如振振有词地说道：“这37人都是证据确凿的共党分子，我要把他们带走，一个也不能少。”其态度声严色厉，咄咄逼人。

　　当晚，孙蔚如把赵寿山请去，转达何应钦的意图：“寿兄啊!你这个人平常总爱与人家闹别扭，作斗争，方式方法太硬。上次何总长调干部受训，你不叫去，这一回拿出37人名单，要把这些人都带走。何总长要和你当面谈，你要好好准备一下，千万不要再和总长闹别扭。”(24)

　　赵寿山和何应钦一番面对面的较量，很快被卫立煌知道了。卫担心把事情闹僵，对赵寿山不利，晚上就召见赵寿山面谈：

　　“哎呀!赵军长，听说你上午跟何总长大吵了一顿。总长要调你的干部，你咋能拒绝呢?你这样做，何总长的面子向哪儿搁呢?依我看，你还是送几个人应付一下，何总长也好有个交代。”(25)

　　赵寿山对卫立煌的几句好意劝说表示理解。“好吧，我回去一定按卫长官的指示办。”(26)

　　正在此时，蒋介石交由蒋鼎文来接手处理“三十七人事件”。4月的一天，蒋鼎文开列了12人名单，送给赵寿山，并说：“确查他们是共党分子，速送西安劳动营受审。”

　　蒋鼎文为给赵寿山施加压力，祭出阴险一着，他把赵寿山叫到西安，让赵亲眼过目施用酷刑的审讯室和杀害“政治犯”的法西斯现场。这分明是“杀鸡给猴看”。身临现场的赵寿山，虽一时感到震惊，心灵受到很大刺激，但他处变不惊，不动情感，不动声色，不露马脚，处之泰然。离开现场，回到西安家中，便着人给蒋鼎文的老婆送去千金银狐皮大衣和巨额金票，给胡宗南姘头送去数十根金条，终于打通关节，胡放赵寿山回到部队，才使情况始有转机。这时，张西鼎也带着毛泽东和省委的新指示，还有汪锋的具体交代，回到部队，工委把这些指示向赵寿山做了转达。

　　赵寿山和工委一起按照毛泽东和省委指示精神，研究商定，采取“以假代真”的办法，从12人中挑选了三人送去劳动营。其中一位是魏洪涛，早已被停止党籍，邵青山则是个目不识丁的大老粗，还有一位便是陈居莘，他有岳父刘允丞的关系，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临行前，赵寿山分别跟他们谈了话，并在生活待遇上做了优厚的安排。在西安劳动营受训审查期间，他们没有暴露三十八军与共产党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最后，魏洪涛通过于右任关系以“思想纯正”的审查结论被放回部队，邵青山和陈居莘分别由冯玉祥和张继保释，走出了劳动营。后来，毛泽东曾对三十八军地下党处理这一事件的方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次“善于进行合法斗争和斗争艺术”的成功经验。

　　①《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赵寿山将军》，第138页。

　　②③《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赵寿山将军》，第140页。

　　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37—1949)》，第226页。

　　⑤指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

　　⑥指国民党中央，下同。

　　⑦指赵寿山。

　　⑧指杨虎城、孙蔚如。

　　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第227—232页。

　　⑩《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37—1949)》，第159—160页。

　　(11)《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第243—246页。

　　(12)《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第247页。

　　(13)指前方。

　　(14)指赵寿山。

　　(15)应为1938年1月。

　　(16)《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第248—249页。

　　(17)冬日，韵代日指二日，根据复电时间，此处“冬”应为“东”，即一日。

　　(18)引自《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第250页。

　　(19)冬酉，指二日十七时至十九时。

　　(20)引自《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第251页。

　　(21)指日军。

　　(22)指三十八军。

　　(23)《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第252页。

　　(24)(25)(26)《赵寿山将军》，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