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佛教文化兴盛之地，沿着秦岭崇山峻岭，幽静峡谷行走，佛教寺院星罗棋布，蔚为壮观。

　　佛教发源于尼泊蓝吡尼，曾盛行于中亚，约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中国佛教是由汉族僧俗文人和侨民游僧、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

　　从魏晋到南北朝，外来佛教向内地全面涌进，这是中国佛教发展最快的时期。我国新疆的于阗、龟兹、疏勒等地，本是丝绸路上的交通要道，也是佛教东向、中华文化西去的重要汇合点。魏晋以来，这些地区同内地的往来日趋频繁，对佛教的中国化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丝路的起点，就是佛教的兴起之地。

　　佛教在北方诸国的急剧扩展，也对南方产生了很大影响。来自北天竺的佛驮跋陀罗，受到刘裕等人的扶植，在晋宋之际的建业开展了译经活动。他同法显共译的《大般泥洹经》，首先提出与般若学截然不同的主张，即所谓“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一主张震动了整个佛教义学领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以佛性论为核心的涅槃学，逐步波及到中国整个的思想界。

　　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被认为是佛教中国化的完成，这也是秦岭佛教文化兴起的缘由。

　　唐太宗要求的宗教哲学，是对世界和人生作肯定的严正的回答。在全国已有众多佛学派别存在的条件下，他特别选中并支持出国留学回来的玄奘，决非偶然。玄奘被推为唯识法相宗的鼻祖，玄奘的唯识法相学特别为一个充满进取精神的封建王朝所选中，当然有更深层的原因。《成唯识论》的哲学体系，激发人的创作活力，比佛教任何派别都具有积极意义，以此吸引雄才大略的帝王，是更合乎逻辑，也合乎时代的。

　　秦岭脚下终南山是周隋以来华严学的中心。华严学僧多数经历坎坷，因苦行自残自杀者时有所闻。终南山背靠长安，信息灵通，学僧中很有一些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风气。法藏因其师智俨晚年际遇章怀太子的契机，得出入帝都，接触上层。他提出的宗教哲学体系，很快得到皇室的赏识，由此知名于世。

　　外来佛教在内地的发展，不但改变了古代中国的文化思想结构，也给社会政治结构带来新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僧侣阶层的形成以及佛教作为社会对抗的缓冲力量的存在上。

　　中国佛教是一切宗教中最安分守己的一种。早期在北方曾发生过多次以佛教名义暴动的事件。但不久，佛徒就竭力与“莠民”划清界限，排除非法活动。尽管有上百成千的僧众聚集生活在一起，但不闹事，不谋反，几乎成了所有成员的天然信条。对于社会的阶级对抗，佛教起到了某种缓解作用。

　　由浩浩中原渗透于莽莽秦岭之中，佛教在唐朝完成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融合。谈起中国文明，后世人每每神往的是大唐王朝，而佛教文化便是盛唐文明尤为绚丽的一朵奇葩。

　　秦岭脚下的草堂寺，不仅有着关中八景之一的“草堂烟雾”之称，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立经书翻译场院。长安城内的大雁塔，则是为高僧玄奘保存佛经的地方。而在玄奘前往西天取经时，秦岭的深沉、博大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唐高宗根据玄奘遗愿，将他的遗骨安葬在能看到“万山之祖”的秦岭脚下。秦岭与佛教文化，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