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
作者： 《人物中国》编委会编
杜佑(735～812)，唐中叶宰相、史学家，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附近)人。杜佑出身望族，以父荫补任济南郡参军、郯县县丞。此后，历任江淮青苗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户部侍郎判度支等重要官职。后出任岭南、淮南节度使，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升为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历顺宗、宪宗二朝，唐元和七年(812)十一月病逝。杜佑的一生经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并长期担任要职，目睹唐朝国势由盛转衰的巨变，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的状况都比较了解。杜佑精于为官之道，无论驻守地方或入主中枢，都能发挥一己之长，深得朝野上下的赞赏，堪称唐代的杰出政治家之一。他又博览古今典籍，考究各种典章制度历代的源流沿革，编成200卷的巨著《通典》，开创了典章制度专史的先河，亦为一代史家。
初露头角
杜佑生长在一个仕宦之家，他的曾祖父、祖父都在朝廷任职。父亲在唐玄宗时，历任鸿胪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等职，后官至鄯州都督、陇右节度留后，深得玄宗赏识。杜佑在少年时代也因此有一个很好的读书环境。秉承家学的影响，杜佑自幼读书就很勤奋，对史书更有兴趣。18岁这一年，杜佑以父荫入仕，先为济南郡参军，后来又任郯县县丞，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天宝末年，杜佑前往润州(今江苏镇江)看望父亲的好友润州刺史韦元甫。据说，有一次韦元甫遇到一件疑难的案子，迟迟无法决定，恰好杜佑在他身边，就试探着问起杜佑该如何处理这个案子。杜佑应答如流，分析也切中要害，韦元甫大加赞赏，申奏朝廷推荐杜佑做司法参军，留在他的幕府中任职。
代宗大历七年(772)，韦元甫死后不久，杜佑被任命为工部郎中，这也是他担任京官的开始。接着，他又出任江西青苗使，后改任抚州(今江西临川)刺史，被调为御史中丞，充容州(今广西北流)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前后在江西、广西一带做了好几年地方官。据《通典》“序言”中的说法，大概就是在大历年间，杜佑开始撰写《通典》，在抚州任上，已经完成了其中的“五纪”。
宦海沉浮
大历十四年(779)，代宗死，德宗即位，杜佑再次被征入朝，先后担任工部郎中、户部郎中并充任江淮水陆转运使，负责东南各道水陆转运。不久，他又担任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等。度支郎其实是掌有国家最高财政大权的官员，而和籴使则为负责收购粮食事务的官员。当时，正值唐朝对吐蕃用兵之际，杜佑全权负责接济和转运事务，可见责任之重大。建中二年(781)，杜佑升任户部侍郎、判度支，深受唐德宗的赏识。可以说，这几年的为官经历，对于杜佑后来政治、经济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正是掌管财政、税收、运输的政治实践，使得他对历史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然而，由于宰相卢杞的排挤，当时杜佑提出的许多建议都未被采纳，并被贬为苏州刺史。但是由于前任刺史以母丧去官，杜佑母亲尚在，杜佑拒不赴任，于是改任饶州刺史。兴元元年(784)，唐德宗下诏令命杜佑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在任期间，杜佑倡导移风易俗，修筑道路，安定了社会秩序；还积极发展商业和海外贸易，繁荣了当地的经济；此外，还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政绩斐然。
德宗贞元三年(787)杜佑再次被调入朝廷，任尚书左丞。第二年，杜佑离开京城，以御史大夫领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这期间，杜佑宦海沉浮，到了许多不同的地方，也担任了各种不同的官职，这些宝贵的经历对他日后继续撰写《通典》都大有裨益。
贞元五年(789)，杜佑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直到贞元十九年(803)出任宰相，此间的十余年他都留在淮南，主持开凿水渠、大兴水利以发展农业；革除苛捐杂税，赈济灾民以稳定民心；兴建营房和仓库以保证精粮足，使淮南辖境出现一派繁荣景象。
史学巨著《通典》
杜佑不仅是一个政治阅历丰富的政治家，还是一个勤奋好学、治学严谨的学者。公事之余，他手不释卷，勤于著述。杜佑所处的时代，正是“安史之乱”前后，他历经玄、肃、代、德、顺、宪六朝，见证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变迁。杜佑希望通过历代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考察，寻求一套富国安民的治国方法，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有益的指导。《通典》开始写作于唐代宗大历初年，完成于德宗贞元十七年(801)的淮南节度使任上，全书的修撰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综合叙述了历代土地、财政制度、官制、兵制等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对唐代的制度叙述尤其详细。全书200卷，附考证1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8门。在一些条目下杜佑或摘引前人有关评论，或发表自己的看法，遇到有需要进一步解释或申明的地方，则特标出“说曰”、“议曰”、“评曰”，评述结合，井井有条。
在编纂体例上，《通典》开创了典章制度专史的新体例，此前的典章制度史大都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到了杜佑的《通典》问世，“典志体”才成为一种独立的史书编纂体裁。此后，宋代郑樵所著的《通志》、元代马端临所著的《文献通考》以及清代官修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等书，都沿袭了《通典》的编纂体例。
杜佑在《通典》一书中除了系统分析典章制度的渊源演变外，还表达了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主张以及史学思想。杜佑非常强调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在书中，他将叙述财政经济制度的“食货志”放在开篇首要的位置，并提出：粮食、土地和人口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必须减轻百姓的负担，让每个家庭用度充足，不愁衣食，这样才能使得国家富强，社会安定。
此外，在《通典》中杜佑删掉了以往纪传体史书志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内容，他认为，在分析历史事件的发展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时，应该首先考虑人的活动，而不是天命的作用。杜佑还强调要因势利导，反对因循守旧，主张根据时局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措施。《通典》成书以后，杜佑感到卷帙浩繁，不便阅览，于是在贞元十八年(802)，摘取其中的要义精华，写成《理道要诀》10卷献给朝廷，被朱熹称为“非古是今”之书，可惜已经亡佚。
贞元十九年(803)，杜佑由淮南入朝，升为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元和七年(812)冬天杜佑病逝，终年78岁。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杜佑《通典》
出处：
人物中国.隋唐五代十国辽宋西夏金元 /《人物中国》编委会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