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民俗的多元化特征
责任者： 段双印著
陕北，泛指延安、榆林地区。北临内蒙、宁夏，南接渭北高原，西与关陇接壤，东与三晋隔河相望，古称戎狄之地。这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大致界定。如果从文化上考虑，陕北及其周边地区，则均可纳入陕北黄土文化圈这一范畴。这里所说的陕北民俗的多元化特征，同样涵盖了陕北周边地区。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姑且统称之为陕北。
殷周以至宋元的30多个世纪里，陕北高原先后有猃狁、鬼方、土方、固方、戎、狄、楼烦、匈奴、羌、氐、鲜卑、稽胡、党项、吐谷浑、女真、蒙古、高丽及来自西域的龟兹人、粟特人等20多个北方游牧民族，与华夏族错居杂处。在温情脉脉的联姻混血与惊心动魄的战争撕杀中，各民族不断交流融合，逐渐同化为今天的陕北人。陕北居民的族源是多元化的。
在漫长的同化融合过程中，各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顽强地表现，并相互影响，形成陕北民俗的多元化特征。虽代远年湮，戎狄之风尚存，在衣、食、住、行、岁时节令、民间艺术及地名、姓氏中，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陕北及其周边地区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旋涡地带。那股强大的融合潮流，曾长期地冲击西北高原甚至华北大地。陕北民族成份的复杂性，民俗的多元性，是我国汉民族“滚雪球”般发展壮大历史的缩影；陕北展现的是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的结合体。这在全国其它各地是不多见的，有一定的典型性。陕北大地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史和民俗发展史上一个浩瀚的资料库。探索陕北民俗的多元化特征，对于进一步研究西北地区民俗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从而增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合作，进一步拓展陕北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均有重要的典型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陕北民族同化与民俗融合的历程
陕北民族融合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据张岂之先生的看法，黄帝出生于陕北黄土高原(见《黄帝与陕北黄土高原，载《西北民俗》90·01)。此说尚可进一步探讨，但不无道理。黄帝时代处于由部族或部落联盟向民族过渡时期。据《左传》《史记》等史籍记载，黄帝部落联盟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曾北逐熏鬻(即猃狁)，与炎帝战于阪泉，又伐蚩尤于涿鹿之野。地域也由陕北黄土高原发展到今天的河南、山东西部和河北、山西南部一带，从而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黄帝仙化于荆山之阳，而葬于陕北高原的桥山，亦符合华夏民族“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传统民俗心理。关于桥山，一说在今黄陵县(见《汉书》)，一说在阳周，(今子长县，见《路史》)。黄陵也罢，阳周也罢，两地均在陕北高原却是无疑的。
商周至春秋的两千年间，猃狁、鬼方、土方、圁方、戎狄等西北游牧部落构成陕北族民的主体。这里几乎是一片“化外之地”，中原华夏族王朝始终没有建立有效统治。
猃狁亦作熏鬻在黄帝时已出现。商周之际，主要分布在陕北及甘肃北部、内蒙西部。鬼方，亦称隗氏，春秋时成为隗性之狄，当时活动于陕北和山西北部。甲骨文中也有鬼方活动的记载。近些年来，清涧县李家崖商周文化遗址曾出土鬼字陶文，榆林、延安一些县也发现被认为是鬼方文化的遗物。这些都为鬼方在陕北的存在提供了实物佐证。圁方居于圁水流域。《史记·匈奴传》：“晋文公攘戎狄于圁洛之间”。圁水出自汉代上郡白土县(今横山县)西，东流入黄河。今总称无定河。洛水即北洛河。河西指黄河在陕西境内自北向南一段的西岸，包括陕北大部分地区。戎秋，在春秋时代活动于陕北和晋国境内，猃狁、鬼方、圁方与它都有族源关系。戎狄诸部落以其帐幕、旗帜、服饰及马饰颜色的不同，又分为赤狄、白狄等。其中以白狄的势力最大，主要分布在陕北及山西西部。郑樵《通志》说：“今鄜坊、绥、延皆古白狄地。”所以，历代史书也称陕北为戎狄之地。
商周时期，鬼方为中原华夏族王朝的劲敌。公元前13世纪，殷武丁(世称高宗)曾和他有过三年的长期战争。《周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西周康王时，又派兵两次征伐鬼方。小盂鼎铭文说，两次征伐共斩俘鬼方2万余众。西周中期以后，猃狁又强大起来，不断南下侵扰，甚至深入到三原、泾阳一带。周宣王一面在朔方筑城防御，一面迭次出兵征伐。《诗经·小雅·六月》：“猃狁子炽，我是用急。王子出征，以匡王国。”虢季子白盘铭文也说，虢季子白与猃狁在洛水北岸今志丹、甘泉一带作战，首战获胜，斩敌五百。经过不断的征伐，鬼方遂销声匿迹，一度强大的猃狁也不见于记载。这并非骤然灭亡消失，而是一部分融合于华夏族，一部分迁徙他处，又以新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春秋战国时期，戎狄、楼烦诸族与华夏族的融合，既有流血的战争，也有婚媾混血。如晋文公重耳的母亲狐姬，便为白狄狐氏女。重耳流亡期间，曾避难于母舅之邦，居住在延安一带，长达12年之久，并娶赤狄女子季隗为妻。至今，子长县南沟岔乡尚有重耳川，传说是重耳流亡时住过的地方。同时，晋国奉行启土拓疆的政策，不断争夺白狄居地。公元前654年，晋里克败白狄于采桑(今宜川、韩城一带)；公元前580年，晋又败白狄于交刚(今绥德一带。一说山西隰县)；至公元前546年，白狄始附属于晋。后来，逐渐向太行山以东迁徙，结束了在陕北高原的生活历史。到了战国时期，又以鲜虞氏的面目，建立了中山国。公元前296年，赵国灭中山，又将中山国君尚及族人遣返故地陕北，从此白狄与华夏各族共同生活，融为一体。
白狄迁走后，原分布于山西宁武、苛岚一带的楼烦部落又活动于陕北及内蒙南部。《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6)西略胡地至榆中(陕北府谷、神木、榆林以北地)。”楼烦精于骑射，从事畜牧，穿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紧窄，便于活动。与楼烦相邻的赵武灵王受其文化影响，进行服饰改革，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与此同时，戎狄之地的驴骡等家畜也传入中原地区。
以上猃狁、鬼方诸狄，长期以畜牧游猎为主，兼营小规模的农业，生产落后，生活贫穷。《礼记·王制》云：“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阶级社会初期，对原始时代的生活还记忆犹新，虽然与中原华夏族有着不间断的往来交流，却顽固地保持着游牧民族勇猛强悍、“贵货而易土”、好骑射、喜食肉(即不粒食者，粒食指未经碾磨加工的粮食)的习惯。《左传·襄公十四年》载，羌戎君长对范宣子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可见其风俗习惯与华夏民族有显著的差异。
秦汉时期，陕北高原才成为华夏王朝的“王化之地”。秦汉两代连年征伐，迫使陕北的游牧民族向草原和漠北迁徙，而中原移民和兵卒大量迁入，屯垦戍边，陕北也得以大规模地开发为农耕区。中央王朝一度在陕北建立起短暂的有效统治。各民族在中央王朝的直接管治之下，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风俗习惯也趋于融合。从绥德、米脂、榆林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内容来看，既有反映农业民族生产活动的牛耕、农作物、收庄稼等题材，也有反映游牧民族牧狩、田猎的场景。中原华夏民族中流传的东王公、西王母及仙禽神兽等神话题材也有所反映。特别是大片家族墓地的出现及葬俗的统一性与普遍化，说明作为华夏民族共同民俗心理的祖先崇拜与孝道，在陕北各民族中已深入人心，得到巩固和发展。
为了防御陕北及陇右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秦昭王曾筑起西起甘肃临洮，横贯陕北吴起、志丹、靖边，远至内蒙西部的北长城，即后来的秦汉长城陕北这一段。尽管如此，仍未阻止陕北民族融合的潮流。
魏晋南北朝之际，羌、氐、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先后以占领者的姿态，踏上陕北高原及中原大地，并相继建立前秦(氐族)、后秦(羌族)、大夏(匈奴)、魏及北周(鲜卑)等少数民族政权。另外，榆林一带还有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迁来的龟兹人(见《汉书·地理志》)；绥德、榆林有黑羌、白羌；葫芦河、洛河流域有从中亚迁来的月氏人、粟特人(见前秦建元三年《邓太尉祠碑》)；黄陵、富县有从东北迁来的高丽人(见西魏大统十四年《似先难及造像碑》)等等。
马克思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高度文明所征服。”以上那些进入中原与华夏民族错居杂处的游牧民族，在共同生产生活，共同参加反对上层统治者的斗争中，加强了彼此间的交流往来及通婚混血；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统治者还主动采取娶汉妻、说汉话、穿汉服、用汉姓等汲取汉族先进文化，改革本民族陋规旧俗的进步措施，从而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同化过程。以上内迁的氐、鲜卑、高丽及西域诸胡，南北朝以后再不见于史载，想是与中原华夏民族融合了。只有居于山谷间的匈奴余部与从西域迁来的龟兹人和并州迁来的铁弗部落融合，以稽胡的面目，继续活跃在陕北高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大混血、大同化时期。在这三四百年的历史岁月里，陕北高原的民族融合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陕北各民族错居杂处，也为民俗的吸收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各族民俗的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中，既有融合的一面，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呈现出斑斓多采的民俗面貌。
《周书·稽胡传》在叙述他们的风俗习惯时说，在离石以西，安定以东，包括陕北在内的七八百里间，稽胡等少数民族“居山谷间，种落繁炽。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衣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又与华民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然语类夷狄，因译乃通。”是说其与杂居的农耕民族在习俗上的影响与吸收。接着又指出其“蹲踞无礼，贪而忍害。俗好淫秽，处女犹甚。将嫁之夕，方与淫者叙离，夫氏闻之，以多为贵。既嫁之后，颇亦防闲。有犯奸者，随事惩罚。又兄弟死，皆纳其妻。虽分统鄜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赋，有异齐民。山居阻深者，而凶悍持险，数为寇乱。”这段叙述是说，稽胡诸族仍顽固地保持着凶险骠悍的性格和原始群婚及转房婚残余。
《隋书·地理志》也说：“雕阴、延安、弘化连接山胡，性多木强，皆女淫而妇贞，盖俗然也。朔方、榆林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这里的雕阴，指延安南部地区。弘化即今陇东庆阳地区。
同时，杂居陕北各民族的共同语言也趋于形成。《太平寰宇记·卷三》“丹州风俗”条下引《隋图经杂记》云：“俗谓丹州白窒胡头汉舌。即言其状似胡而语习中原。白窒即白狄语讹尔。近代谓之部落稽胡，自言白狄后也。”卷三五、三六在丹州宜川条下云：“库*(左石右呙)川在县北二十里，从云岩县(今宜川县云岩镇)界入合丹阳川。按《图经》云，‘川南是汉，川北是胡。胡汉之于川内共结香火，故唤香火为库*(左石右呙)’。因此为名。又有小库*(左石右呙)川”又在云岩县条下云：“渭牙川在县北二十五里，从西延州延长县来，五十里却入延州门山县，经县西三十里，又七十五里入黄河。川内有水木，稽胡唤水木为渭牙，因以为名”在延州临真县(今延安市临镇)条下云：“库利川在县北一十五里，耆老云：土田沃壤，五谷丰饶，胡称贮旧谷为库利”由于各民族和睦相处，甚至共结香火，那么共同语言的逐步形成则是很自然的。
隋唐之际，陕北的民族成份愈加复杂。除了长期羁留杂居的稽胡诸族外，西北的一些游牧民族在吐蕃的胁迫下纷纷内附，唐王朝特设羁糜州予以安置。《新唐书·地理志·羁糜州》载：“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唐代的关内道南起终南山，北至阴山，东以黄河与山西为邻，北迄甘肃祖历河西。以党项族设立的十五府五十一州分布于灵、庆、银、夏诸州。灵州在今宁夏灵武县南；庆州即今甘肃庆阳；银州治所在今陕北横山县东党岔镇；夏州治所在靖边白城子。其中银州、夏州即包括今陕北米脂、绥德、横山、靖边一带。另外，夏州和延州(今延安市)也有以吐谷浑设立的羁糜州。如延河的最大支流杏子河川古称浑州川，榆林境内的秃尾河原称吐浑河，即因安置吐谷浑故名。
唐代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在强大的中央王朝统治下，各民族的对立政权少了，共同生活比较多了。杂居陕北的各民族基本上友好交往，和睦相处，自愿融合。即使在唐后期和五代时混乱割据的情况下，各民族间的交流与往来并未停止。一些著名诗人也在他们的诗篇中描述了当时民族融合的盛况。如张籍《陇头行》：“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又如王建《凉州行》：“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犁耕，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门时。养蚕缲茧为匹帛，那勘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鼓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元滇《法曲》诗也说：“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竞纷泊”。元滇为鲜卑人后裔。白居易也被认为是西域龟兹胡的后裔，刘禹锡显然有匈奴之裔的嫌疑。(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
宋元以来，陕北民族融合的步伐并未停止。自隋初即长期羁留陕北的党项族平夏部，曾参与镇压唐末黄巢起义有功，其首领拓跋思恭被唐王朝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进爵夏国公，并赐姓李。从此，党项族便占有陕北米脂、横山、绥德、靖边一带大片土地。至宋初，李元昊联合党项诸部，建立大夏国，长期以横山山脉与宋王朝对峙，时战时和。但是，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仍不间断。北宋政府曾于保安军置榷场(在今吴起县铁边城)，各族人民互相贸易，一度出现“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饥，商贩如织”的盛况。
党项族占据陕北前后达600余年。最久居内地，却还保持其游牧旧习，“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使。”而把战争中俘虏的汉人“凡无他技者多徒河外耕作。”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
金国灭辽后，女真族纷纷内迁，占领陕北及中原大地，并建立统治政权。后来蒙古族灭金、灭夏，结束了各民族长期对峙的局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元王朝，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大元一统志》鄜州条下记载说，李师中“举进仕，知洛川……尝出乡亭，见戎人代华人耕作，诘之，皆用兵时潜入中国，人藉其力，往往与婚媾。师中以华戎不可杂处，遍索境内得数百。言之于帅，帅用其言，大索旁郡，皆徒之极边。”“华戎不可杂处”显然是一部分人的偏见。但据《洛川县志》载，屈琳为元宣德王郡马行军大元帅，世袭洛川令。即言其娶蒙古贵族女子为妻。其子孙繁衍，已逾千户万余口，为洛川望族。郡马墓至今尚存，其形制葬俗有明显的草原民族风格。这种各民族间的战争、通婚、混血与同化，在明清以后还有所发展，形成今天都冠以汉族的陕北居民主体。这与汉族在吸收各民族成分，发展壮大的历史趋势相一致。
出处：陕北古事钩沉/段双印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