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和丰镐
责任者： 武伯纶，武复兴
周，原来是商王朝的一个侯国。周人最初活动在今陕西省西部的武功、彬县一带。到古公亶父时，他们搬到了岐山、扶风之间的周原上，修筑了王城，设置了官吏，并且把周公、召公等贵族分封到附近的城邑中。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篇《绵》，详细地叙述了周人搬到岐山后，都安下心来，划定了疆界，疏导了沟渠，修整了田垅，修筑房屋、庙宇和城郭，又建成了高大的城门、严整的宫门和供众人祭祀的神坛的情况。由于这是当时周原一带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座城，所以称为“京师”。后代沿用这个名称，把国都称为京师或京城。
一九七六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周原上的岐山县凤雏村和扶风县的召陈村，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廊院式宫殿建筑遗址一处，以及西周早、中期的宫殿建筑群一处；同时出土了大量珍贵的甲骨和青铜器。
从凤雏村遗址的一个窖穴中出土占卜用甲骨一万五千余片，已选出有字甲骨一百七十多片，约六百个字。这是自从河南安阳市殷墟出土商代甲骨文以来最重要的发现。
古人迷信“神意”，事事都要占卜。当时最常用的占卜办法，就是将兽骨或龟甲刮削平整，钻上孔眼，再用火在钻孔上烧灼，然后根据裂纹判断做某件事情是吉利还是有凶险。占卜的结果都用简要的文字刻记在甲骨上，我们现在就称其为甲骨文。据初步研究，周原上出土的这些甲骨文的内容，有卜祭祀、卜田猎、卜征伐、卜年成的，以及其它的杂卜等等，文字最多的一片达二十九字。甲骨的发现，无可置疑地证明这里是周人早期的都城所在地。
周人在周原一带经过长时期的苦心经营，势力不断壮大。特别是周文王为消灭商朝在这里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史书说他勤劳俭朴，注意发展生产，还特别善于任用贤能。关于他重用姜太公，终于为统一全国打下了稳固基础的故事，一直到今天还在民间传为美谈。
相传文王要找一位能为他出谋划策，帮他消灭商朝的人，便借打猎的机会，四处访求贤才。一次，当他走到渭水之滨的磻溪(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南)时，看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坐在石头上钓鱼。文王和老人攀谈，老人的治国议论，使文王大为钦佩。文王连忙说：“我的太公盼望你很久了!”随即请老人一同坐车回王宫，拜为国师。此后，人们便称他为“太公望”。
太公望姓姜，名尚，字子牙。他的祖先在舜时因治理洪水有功，曾被封于吕，所以又称吕尚。吕尚初生时，家已很穷，因而他年轻时只得在商的都城朝歌(今河南省淇县东北)以宰牛卖肉为生，又曾在孟津(今河南省孟县南)开过饭铺。后来，他来到渭水边居住，经常到磻溪去钓鱼。但很不顺心，一次竟连续三天没有鱼上钩，气得他脱了外衣，甩了帽子。亏得一位农民相告：鱼钩上的线要细，鱼食要香，轻轻地投下去。吕尚一试，果然有效。又传说吕尚本意在于等待周文王赏识重用他，根本无心钓鱼，用的是直钩，所以钓不上鱼来。总之，直到遇见了文王，他的境遇才彻底改变，才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宋人苏轼曾在诗中概括这个早期怀才不遇的老人说：“闻道磻溪石，犹存渭水头。苍崖虽有迹，大钓本无钩。”①
由于吕尚的全力协助，周文王的事业迅速发展，攻灭了附近的许多小国。当消灭了活动在沣河一带的商王朝的重要盟友崇国之后，就把都城搬到那里，在沣河西岸修建了丰京。
文王在位约五十年，使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但还没有来得及消灭商朝，他就病死了。后来他的儿子周武王亲自率兵讨伐殷纣王，约在公元前一一二一年，武王即位后的第十三年，经过有名的牧野(河南省洪县南)大战，灭亡了商朝，建立了周王朝，并在距离丰京约二十里的沣河东岸修建了镐京。《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如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丰、镐城是古代关中地区第一次出现的全国性的大城市。古代西安作为国家首都一千多年的辉煌历史，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由于几千年来的地理变化，丰、镐城基址已无迹可寻。关于丰京，宋代程大昌《雍录》说它的位置在陕西户县，里边有灵沼和灵台、灵囿等。今天在户县秦渡镇北二里许的平等寺旧址中，有一个大土台，相传就是周代丰京里的灵台建筑遗迹。在秦渡公社之北，属长安县管辖的又有一个名叫“灵沼”的公社，可能就是周丰京所属那个大水池的所在地。解放后，在沣河西岸的南起秦渡镇、北到客省庄，十多里的范围里，发现了很多灰红色的绳纹陶片，其中以鬲、罐、盆之类最多，这些都是周代的遗物。更为重要的是，一九五七年考古工作者在长安县沣西公社，发现了周代的三个完整的车马坑。其中两车各套二马，一车套四马。马头上有贝和铜制的装饰品，非常华丽。一九七二年，又在这里发现了四个车马坑。宋敏求《长安志》等历史文献记载，周文王、武王埋葬在长安西部。是否就在这些车马坑附近，目前还难以肯定。但这里是西周重要的墓葬区，是不成问题的。古代墓葬区都距离城市很近，由此推断，丰京应该就在这一带。
关于镐京，历史记载说，汉武帝修昆明池时破坏了这座古城。昆明池的位置在今长安县斗门镇附近。今斗门镇东北有丰镐村，村附近旧有镐京观。在丰镐村西南的普渡村，曾经多次发现有青铜器的周代墓葬。一九五四年，普渡村农民挖红薯窖时，发现一座周穆王时代的墓葬，出土了青铜器，以及用骨、玉、蚌、陶等制成的许多器物和装饰品。因而判断，镐京故址应该就在斗门镇附近。
丰京在沣河之西，镐京在沣河之东，相距仅约二十里。关于这两座城市的关系，从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称周王在丰京为“出馆”、为“客”看，可知周首都以镐京为主。史书上说武王在镐京，“诸侯宗之”，所以又把镐京叫作“宗周”，说明镐京在政治上是西周的首都。而每逢有大事，周王都步行到丰京去祭告祖先，又可知丰京是周王朝的祖庙所在地，亦占有重要地位。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从灭商以后，周王朝首先从丰京和镐京向全国各地分封了许多诸侯，并规定诸侯定期向王朝朝觐纳贡和报告情况。周天子就是通过这些诸侯，实行其奴隶制的统治。在西周三百多年中，丰、镐京共同发挥着国家首都的作用。
丰京和镐京也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在这里产生了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些著作，如收集在《尚书》中的《大诰》、《微子之命》、《归禾》、《嘉禾》、《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多方》、《周官》、《顾命》等。其中大多是周王的文告。这些文告，或者宣传周王朝的法令，或者解释对奴隶压迫剥削的政策，或者是对背叛者的申斥，或者是向后代传授统治经验。总之，主要都是奴隶主阶级的说教。但这些文告反映了奴隶社会的阶级对立状况和当时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特点，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农业是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而周人一贯重视农业生产，很早就积累了丰富的农耕经验。《史记·周本纪》叙述周人历史是从后稷开始的，并且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后稷名弃，他母亲叫姜嫄。传说姜嫄到郊外去踩上了一个巨人的大脚印，因而怀孕。她认为这是“不吉祥”的事，便把出生的孩子抛弃在街巷中，但牛马过往都避而不踏；又把孩子抛在河渠的冰上，但飞鸟又纷纷落下，用翅膀遮盖住孩子，不让他冻死。姜嫄以为这孩子有“神”保护，便收养起来。因为曾经几次抛弃他，便取名叫弃。弃在儿童时代就喜好农耕，他种的庄稼长得特别旺盛，各地都有人前来向他求教。尧知道后，举他为农师，舜又把他封到邰(今陕西省武功县)，号为后稷(现在武功县仍保存有“后稷教稼台”遗址)。这个故事虽然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却反映出关中地区在很早以前，就有了高度发展的农业。根据《诗经》中的记载，当时这里种植的农作物，已经有了大豆、谷子、麻、麦、瓜、黍等许多品种。
丰、镐时期周王朝专门设置了司徒、田畯等管理农业生产的官职，并且进一步改进了农耕技术，使渭河流域，逐步成为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区。就农业工具说，当时大量使用的末耜是后世犁的雏型。耒耜最初是木制的，后来才逐渐改用金属制成。用耒耜耕种的方法叫耦耕。关于耦耕有很多解释，我们推测，可能就是一人在前边拉，一人在后边推的办法。《诗经》里描绘当时农田中的情景说：很多人在大片的土地上耦耕，用锋利的耒耜耕作、播种，结果得到了大丰收。谷子堆象梳篦一般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一个个都有城墙那么高②。表明了当时农业兴旺发达的情况。
丰、镐城中居住的人，除奴隶主贵族外，主要就是为他们服务的各种奴隶性质的工匠，如木工、皮工、画工、制骨工、制玉器工、制金属用品的攻金工，以及制造砖瓦、陶器的工匠等③。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为人类文化多方面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可能。周王朝对有技术的工匠，给以一定的优待，周公不杀犯了酒禁的百工，就是一个例子。这一切，都促使西周的手工业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青铜器制造业的发展。
西周青铜器大多出土在关中盆地的岐山、扶风、宝鸡、蓝田、西安、武功等县市，显然由于这一带是周人的老家和都城的所在地。后来有些人虽然被分封到全国各地，但死后仍然要归葬故土，他们生前所用的铜器，也随葬入墓。此外，在今天山东、河南、内蒙古、河北、山西、安徽、江苏，浙江、湖北、辽宁，以至广东等省区，都有周代青铜器的发现，器形与花纹和关中地区见到的相似。这说明以丰、镐为中心的青铜文化，远播到了全国各地，那时我国就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大国了。
西周明显地继承了殷代青铜器的制作方法，但在造形设计和花纹装饰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和创造。这时的器物一般凝重典雅，朴素大方。纹饰主要以平行沟纹、双头兽纹，代替了商代常见的蝉、象、蚕纹。过去遍布器体的繁复的饕餮纹，被简化成器物足部的附属装饰。西周晚期青铜器上的动物形象更加简化抽象，趋向于写意性的规律的图案。从同类型的器物看，这时有了成组成套的产品，反映了产品的定型和产量的提高。
西周青铜器最突出的特点，是常常有大段的铭刻文字。殷代铜器上的铭文，常见的只有五、六个字，最长的才不过五十个字。但象西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有二百九十一个字，而小盂鼎更多达四百字左右。这些铭文保存了有关古代社会制度、政策法令、刑罚赏赐、商业贸易，以及战争、祭祀等方面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留下了古老的书法艺术。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扶风县庄白大队出土西周微氏家藏铜器一百零八件，这是解放至今发现青铜器最多的一次。其中的墙盘等七十四件有铭文的器皿，更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西周社会历史的新材料。
商、周奴隶工匠制作了很多精美的青铜器，这些生活用品，同时又是珍贵的艺术品。人们不能不为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前就有那么高的冶炼技术和工艺水平而感到自豪，因而后世又往往把商、周时代，称为青铜时代。
灿烂的青铜文化，无疑是奴隶们的血汗凝成的，而在奴隶社会中，他们却处于最不幸的地位。《诗经·豳风·七月》篇中，详细记载了奴隶们的痛苦生活：他们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一刻不停地辛勤劳动，可是生产了那么多的粮食，自己却只能用野菜充饥。他们织成的好布，打猎得来的狐皮，都必须献给奴隶主做衣服。一年到头，没有衣服穿，住着破房子，怎么熬过这寒冷的冬天!
奴隶主把奴隶仅仅看作“会说话的工具”，可以任意驱使，任意买卖。西周孝王时期的*(上勿下目)鼎铭文中说，一匹马加一束丝就可以换五个奴隶。一九六三年从周原出土的一件铜盘，由耳、身、足三部分组成，盘的四条腿就是四个男性奴隶的形象；盘体很大而人体很小，四个奴隶全部裸体俯跪于下，用双手吃力地捧着盘子。这一造型，正好真实地反映了奴隶们所承受的沉重负担和他们所处的屈辱地位。一九七六年出土的刖奴守门鼎，也表现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统治。更为残忍的是，奴隶主死后，要强迫大批活奴隶为他们殉葬。在长安沣河西岸的周代遗址中，曾发现九座有殉葬奴隶的坟墓。其中殉葬一人的七座，殉葬二人和四人的各一座。在四个埋有车马的墓坑中，都有一个驾车的奴隶与车马一同殉葬。其中有一个奴隶被活活塞进墓坑壁上的浅洞里，因为洞小人长，他的头歪扭着，脚也跷了起来。充分反映了奴隶社会血淋淋的阶级压迫情况。
自然，与原始氏族社会相比，奴隶制度在社会发展中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正如斯大林同志说过的：“奴隶占有制度，从现代的条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反常的荒谬事情。然而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的条件下，奴隶占有制度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因为它同原始公社制度相比是前进了一步。”④甚至对奴隶本身也有一定的好处，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奴隶制度社会中，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至少能保全生命了。奴隶制度打破了极端狭隘的氏族范围，组成了统一的国家，扩大了生产规模。而且，“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⑤，从而为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奴隶们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并且为封建社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丰、镐除了与全国各地保持着密切联系外，与遥远的西方各地，也有交通往来。通过流传至今的《穆天子传》，就可以看到一些这方面的情况。相传周穆王在登上王位的第十三年，坐着由造父驾驭八匹千里马拉着的大车，带上大批丝绸和手工艺品，从镐京出发，去周游天下。他们走的路线按今天的地名说，有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跨过昆仑山，越过葱岭，一直到达了中亚细亚。穆王一行在路上遇到了许多兄弟民族，四处受到热烈欢迎，收到了许多礼物。在他们这次长途旅行中，最值得怀念的，要算是与西王母的会见了。周穆王见到西王母后，送给她很多丝绸和玉器。西王母特意在风景如画的瑶池摆设了盛大的宴会，为穆王洗尘。宴会上，他们即席赋诗，互相祝贺。宴会后，西王母陪着穆王在各处游览。当他们登上太阳落进去的崦嵯山时，穆王乘兴亲笔写了“西王母之山”五个大字，命令石工刻在一块巨大的石壁上，又在石旁栽了一棵槐树，作为友谊的纪念。临分别时，双方都依依不舍，西王母回赠给穆王很多珍贵的礼品，并且作诗相送：
白云在天，山陵自出。
道里悠远，山川间之。
将子无死，尚复能来。
穆王也作歌答谢，约定三年后再来。
周穆王的故事带有很多神话色彩，但他曾长期西游，大体是事实。《史记·秦本纪》中也说，周穆王西游乐而忘返，当徐偃王作乱的消息传来时，秦人造父才赶着千里马驾的大车把穆王送回镐京，平息了叛乱。可见丰、镐城的确与西方各地有着一定的联系，这应该是以后汉唐时期，长安与西方诸国密切交往的先河。
西周最后一个帝王周幽王，是一个专横暴虐、骄奢淫逸的君主。传说他得到了美人褒姒后，更加恣意游乐，荒废朝政。他经常带着褒姒到骊山去。今天临潼县东部一条叫戏水的小河，就是因为幽王与褒姒在那里戏游而得名的。历史上褒姒这个人的经历也被写得非常古怪，相传周宣王时，镐京城里有童谣说：“*(外厂内上犬内下木)弧萁服，实亡周国。”意思是说，山桑木弓，萁草箭袋，是灭亡周国的祸根。宣王命令把所有卖这种东西的商贩都抓起来杀掉，当时正在镐京街上叫卖桑弓萁袋的夫妇二人连夜逃走，他们在路上拾到一个被抛弃的女婴。这个女婴长大后，又被辗转送到宫中，结果成为周幽王宠幸的褒姒。
褒姒美倒是很美，却总也不笑，无论是悦耳的音乐，优美的舞蹈，她都无动于心。幽王无可奈何之际，听说褒姒爱好撕裂绸子的声音，便命令库房每天送来好多丝绸，让有力气的宫女给撕碎。但褒姒虽然爱听，却依然不笑。周幽王费尽心机，毫无效果，最后便采纳了虢石父的坏主意：点燃骊山的烽火台⑥戏弄诸侯，以便取得褒姒的欢心。
传说大约在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在骊山燃起了事关重大的“烽燧”后，又命擂起催战的大鼓，各路诸侯以为有敌人入侵，纷纷率军赶来。他们来到山下，才知道是幽王以国事为儿戏。褒姒见诸侯们一个个跑得满头大汗，又匆匆离去，果然大笑。这样，烽火就完全失去了它报警的作用。后来幽王在真正遇到敌人攻击时，终于在无人救援的情况下，被杀死在骊山之下。丰、镐城也被抢劫一空。
将褒姒的身世加上许多离奇的传说，无疑是封建社会“女人祸水”谬误观点的反映，这当然无助于减轻幽王的罪责。今天骊山顶上的一小片平地，相传就是周幽王为博取褒姒一笑而戏举烽烟的烽火台旧址。
周幽王之后，新上台的周平王把都城迁到了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开始了东周的历史。又过了五百多年，秦人才再次在今天西安市附近建立了新的全国性的都城——咸阳。
①苏轼：《奉诏减决囚禁记所经历》。
②《诗经·周颂·噫嘻》：“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诗经·周颂·良耜》；“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
③见《周礼·考工记》。
④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见《列宁主义问题》一九七三年版第六三四页。
⑤思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三卷第二二〇页。
⑥烽火台又名烽燧，是古代一种特殊的警报系统。当时隔一段距离设置一座烽火台，从首都通往边远地区。有敌情时，台上白天点燃柴草举烟，晚上点火，利用烟柱或火光，传递战争消息。
出处：西安史话/武伯纶，武复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