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市星元图书楼所藏《永乐南藏》述略

    据目前研究资料，明代先后刻印了三部官版大藏经，一般以刻印时间和地点区分为：《洪武南藏》（又名《初刻南藏》）、《永乐南藏》（又名《再刻南藏》），先后刻于南京；《永乐北藏》，刻于北京。

《永乐南藏》据洪武本重刊，而略有更改。开雕年代不详。大约在洪武本被烧毁的永乐六年（1408）后一两年，至迟在永乐十七年（1419）已经刊成。明嘉靖、万历、清顺治又有几次续刻补入。完工后版片收藏于南京报恩寺，开放供民间各寺院请印，至清初仍有刷印活动。康熙末年《嘉兴藏》完工后，即取代《永乐南藏》成为通行的大藏经版本。乾嘉年间《永乐南藏》经版还在，但请印者寥寥。咸丰六年（1856），《永乐南藏》经版随报恩寺及琉璃塔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中。

留存陕西榆林的《永乐南藏》残卷

    榆林市星元图书楼的这部《永乐南藏》残卷，是在古籍普查审核工作中发现的，经初步整理归并平台上128条相关的数据，共计88种1107册1099卷。不足全藏的六分之一。从版式、字体、装帧、千字文帙号等方面判断，都很符合《永乐南藏》的特征。

    藏经全部为经折装。开本高30厘米，宽11.2厘米 ，封面为绢本，有褐色、蓝色、绿色三种，有些已残破。正中贴纸质经签，宋体，上为经名，下为千字文帙号及册号，阴文，置于黑底圆形边框内。经文为白棉纸印刷。每纸（版）30行，版高24.2厘米，宽55厘米，折为5个半页，半页6行，行17字，上下单边。卷首经名之下刊千字文号。每纸起首最边处，多阴刻有刻工名，偶尔还有募刊者、书写者名字，因与上一纸相粘接，往往不能看到。卷首扉画所见只有一种，为佛说法图，四折页。其中第四折页上方为佛殿，正中有“皇帝万岁”龙牌，两侧幔帐分别书“佛日增辉”“法轮常转”。一般在每函末册卷尾，有施经愿文牌和护法神韦陀立像。各占半页。牌记为长方形双边框，上覆荷叶下坐莲花样式，方框外右题“江南陈龙山经房虔造”、左题“住南门内都使司对过”。方框四周对称分布卐字、铜钱等6种小花图案。这类微型图案还散布镌于多部经卷的卷端、卷末及版间空白处。

    榆林市星元图书楼原名榆林县图书馆，始建于1956年。1983年榆林籍港商胡星元先生捐资重建，由省政府命名星元图书楼。榆林市星元图书楼的这一千多卷佛经，在该馆古籍普查平台上按零种给号，有的一种经分做数种，或两种混为一种，因版本年代不清，仅著录为“刻本”，具体入藏情况不详。查其馆史资料，1974年该馆恢复开放时，仅有马列毛著等政治读物不足万册。次年在馆长王玉珍多次交涉下，该馆从县公安局存放的文革查抄图书中，整理抢救出一批珍贵古籍和文献资料。从这段记载看，佛经入藏有可能来自此时。近日去榆林市星元图书楼核查该部大藏经，王欣书记肯定地说这批佛经是王玉珍馆长抢救保存到该馆的。

榆林定慧寺雍正年间请印

    这批佛经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存231卷）第161卷“寒一”号，终《密云圆悟禅师语录十二卷附年谱一卷》（存11卷）“鱼十三”号。对照《金陵梵刹志》所附《南藏目录》，并参照《中国古籍总目》著录《永乐南藏》子目，该藏的千字文帙号、顺序与之一致。其中包括了万历续藏（仅存“旷”“亩”“我”“艺”“熟”“赏”字号经卷），及清顺治十八年（1661）续刻“鱼”字函经卷。说明这部《永乐南藏》是三次续刻后的清初印本。

    《永乐南藏》的印施制度比较特殊，历史上官刻大藏开放供自由请印的只有这一部。刻成后，经版藏于报恩寺，由礼部祠祭清吏司掌管，民间各大寺院经申请批准即可请印供奉。由于版存报恩寺，各地来南京请刻者纷纷。从馆藏该部《永乐南藏》的施经愿文牌记，可知这批大藏印装的时间、请印人和印经地为：“清雍正五年、六年”“定慧寺” 请印，“江南陈龙山经房”印装。

    该藏牌记内除个别空白外，大部分都有墨题：“定慧寺/雍正某年某月吉旦造/大藏经弟子某某/请经住持照秀 照鼎叩”，说明该藏实为清雍正五至六年（1727-1728）江南陈龙山经房印本。查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该经坊为明代南京较著名的书坊。具体位置牌记上记：“南门内都使司对过”。这次定慧寺请印是在雍正五年、六年，也可见“陈龙山经房”至清初仍很兴旺。

    榆林有定慧寺，道光《榆林府志》记载：“在南城街，康熙二十七年（1688）建”。《永乐南藏》留存榆林，最大可能就是该定慧寺請印到榆林的。据牌记，定慧寺请经的住持僧名“照秀”，搬经僧名“照鼎”。

    牌记中多填写有施资印经者姓名。如四字号《持人菩萨所问经四卷》牌记：“江南商人善尤洪莅等共取艮二十四两造大藏经二百四十卷”。牌记中所记施印者众多，或同时记有姓名、供银，或仅记姓名、未记供银。不仅牌记，册末也发现有墨笔书写的施印者人名。如寒字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六十八册末记：“弟子慕云龙造”。这些写在大藏经上的施印人，指的都是发愿资助印经的人，应是生活在清雍正时期的佛教徒。与版心所刻的助刊者又有不同。

                                                            后印本字体情况复杂

    该部《永乐南藏》由于是后印本，字体情况比较复杂。多数为永乐年间刊版的原藏的手写体字，仍沿用宋元以来刻藏字体，但稍显粗率；万历、顺治两次续藏，所见均为宋体字，即方体字、硬体字；另外还有原藏中出现的补版的字体，多数会有助刊者姓名，目前发现补版所用字体，多为宋体字，也有个别仿原版的手写楷体字。

 《永乐南藏》依据请经条例，从明末到清初都有印经活动。因印数大，加之某些经典请印者可单独选印，导致经版印刷次数不一，某些版片越印越邋遢。自明万历后多有修补。据文献记载，《永乐南藏》较大的修补版活动有两次：明万历葛寅亮补版和清初“修藏社”补版。由于其修补多依靠施主捐资助刊，因此多在卷端版心留有施经人（信佛者施资助刊）、刻经人的名字，甚至职官、纪年的刊版题记。如：寒一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百六十一：佛弟子学诚刻；唐十号《大集须弥藏经》卷下：乙巳年杨氏书祥刻；四九号《等集众德三昧经》卷上：比丘弘明刻；训一号《四分律藏》卷一：佛弟子薛必科刻肥一号《广弘明集》卷七：佛弟子薛必科刻；通一号《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七十一：信女袁门沈氏助刊；勿一号《古尊宿语录》卷十三：信士田惟贤助版头银报思常住刊；策一号《广弘明集》卷十六：信官王端为荐；弱一号《续传灯录》卷22：袁士衡助刊；剪八号《十不二门指要钞》卷上：佛弟子魏书仪刻等。其中薛必科，查到是清顺治戊子科贡生，江宁人，官知县。说明这部经为清初补刻。以上都应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后至清初的补版，均为宋体字。

 还有一些补版采用手写楷体字，清秀端庄，部分版心也有助刻人姓名，如青一号《注法界观门》：一册之中两种字体，有楷体字，有宋体字。其中为楷体字的题“弟子性文助刊一片”“弟子周海莲助刊一片”“弟子海云保母徐氏刊一片”“弟子如山助刊一片”等；为宋体字的题“司吏院掌印信官张嘉谟刊”“信女朱门唐氏助刻”“钦命织造工部侍郎周天成助刊”“乙巳年朱廷芳刻”“信士朱廷芳助刊”等。查上述助刊者，周天成，顺治十年(1653)任工部侍郎；朱廷芳，雍正七年（1729）郧西县知县。版心所题“乙巳年朱廷芳刻”，应是指雍正三年；袁士衡为清人；张嘉谟为顺治时人；这些经卷应该也都是清初补刻。

 这些助刻者都是施经人，为做功德发愿而资助刻版，并非刻工。

 以上种种，说明该大藏的补版情况较为复杂。可查到记载的刊记人名，多为清初官员，应是清代初期补版。只是这些补版并非全为宋体字，也有很多楷体字的补版。

  《永乐南藏》因为其特殊的请印制度，较其他明清大藏存世数量相对较多，但因补版情况不一，版本情况也非常复杂，值得进一步研究。加之陕西存世大藏并不多，对于地县馆来说，能保存这样一部残藏也实属不易。我们在2016年初核查榆林市星元图书楼古籍普查数据时，就这部藏经与著录工作人员核实沟通，根据他们提供的有限书影对这部《永乐南藏》做了初步整理，整理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图书馆李际宁先生不厌其烦的指教。

近日（2017年8月23日）去榆林馆现场看到了这部《永乐南藏》，因时间短促，也未能一一打开翻检，仅是对著录中的一些疑问处如卷数、题记等做了核实。并帮助管理人员按千字文帙号重新整理排架，将这部《永乐南藏》放入三个专柜中。该《永乐南藏》由于印制年代靠后，从明永乐到清雍正三百多年间，补版情况非常复杂，补版版心有大量的助刊人名，两纸相接处还阴刻有募者、书者、刻工姓名等，以及更多未看到的信息，如有机会组织专业人员对这部大藏逐册逐卷进行全面核查，详细著录统计出这部《永乐南藏》的存况、存卷、扉画、题记、刻工、施印人名、助刻人名、补版比例等详细情况及所有文字信息，相信对《永乐南藏》及相关方面的研究会有很多助益。

以上仅是对于榆林市星元图书楼所藏《永乐南藏》初步整理情况的简要汇总，祈请方家批评指教，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版本、文献等方面的价值，保护好这部有幸留存在榆林黄土高原上将近三百年的《永乐南藏》。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