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审判盗窃案件

    
    盗窃案件，一直在刑事案件中占相当的比重。其中惯窃犯是比较难教育的，判了，释放再犯，再犯再判。他们从历次亲身的犯罪经验体会到，再判也坐不了几个月禁闭就又放了，所以越偷，胆子越大。如惯窃犯惠强，以前被押四次，1949年夏日又行窃盗时，被公安局捕送延安县法院，尚未判决时，在监号给同号犯人夸口说：“这次可能给我判4个月劳役，至多亦超不过半年。”后来延安县人民法院果真给该犯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惠强回到看守所，其他犯人问他判了多长时间，他说：“按我所说的最多的，判了6个月。”这充分说明，边区时期，对盗窃犯处理上是不够的。在边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下，人人均有从事劳动生产的条件，司法机关对于那些一贯行窃的不事生产者，强调“社会有责任”，而从轻处罚。群众反映：应视为主要责任在他们不愿从事劳动生产，不能宽大这种不劳而获损人的犯罪行为。而哈尔滨市法院对惯窃犯采取严厉打击的手段，采累进科刑法，如重惯犯累犯刑期，收到很好的效果。
    审判李海彦窃盗案
    安塞县一区五乡四政村佛店沟庄，住有22户人家，内还有近年移居该村的几家新户。老户内薛生彦(副支书)、段迎秀(村主任)、谢清娃(村长)、谢拓氏、高能亮、马如俊、李加堂、张占斗等因血族与个人情感关系，形成一封建团体，以多数的老户欺压近年移居该村的新户及少数不合群者。
    1948年春，灾荒严重，各地政府筹粮救济，李加堂当时有存粮数石，但还向政府领吃救济粮，李海彦看眼不过，将李加堂存粮告知乡府、在政府的领导下被群众斗争，挖出李加堂窑内谷子两石，将部分谷子向群众作了调剂。因此，引起李加堂对李海彦的不满。
    此外，马如俊与李海彦因耕地拆墙走路一事，发生争吵，虽两家在同一院内居住，但互相关系不睦。
    过去，段迎秀与李海彦因遭人命，李海彦曾因为死者争穿衣服等与段发生口角，自此之后，段迎秀与李海彦关系破裂。另因李海彦在该村平素待人接物较差，时已积长，引起群众歧视，给李海彦平风起浪，设法陷害。
    谢拓氏有五斗一窑荞麦，且上盖高粱，在1948年4月间被盗，不知何人偷去。至腊月间，马如俊对谢拓氏说：“你的荞麦可能是李海彦偷去的，因我在种荞麦时借了李海彦五升养麦种子，内夹杂有高粱数粒。再李海彦在今年春天常吃荞麦。”又说：“在今年秋收时，我还看见李海彦从你的地里偷背了两把谷子，这些我能作证……”谢拓氏听了，当即报告给村主任段迎秀，请示解决。段迎秀又叮咛了马如俊，要他一定作证，且彼此互相商量待过年后再行处理。
    正月初二早晨，李加堂女人又对段迎秀报告说“我昨晚失去五六装洋芋，也是李海彦偷的……”专来诬咬李海彦。村长谢清娃(谢拓氏之侄儿)同村人在李海彦家中搜查，却始终没有搜查出来，但对李海彦说：“谢拓氏的荞麦一定是你偷去的……”
    于初四日，段迎秀等便召集了全村会议，斗争李海彦，并使用了威吓、捆打等手段，逼迫李海彦承认偷荞麦事实。李海彦因确实未偷，无论如何也不承认，该等无法又将李海彦绑送乡政府处理，借以恐吓其承认，但李仍不承认。途中由张占斗对李海彦说：“你还是将此事承认了，赔出些荞麦，就没事了，不然，不得过去，因为大家都说是你偷去的，要是到县上还少不下坐禁闭……”到乡政府后，乡长要李海彦赔，李不认可，要去县，途中又被乡长邀回，李被迫于无奈，只得答应赔出养麦3斗，后来，李海彦感到赔荞麦是一件小事，但贼名难当，所以就起诉到安塞县人民法院，请求解决。经该院审讯，认为马如俊的证明不确，即关押四天释放，叫谢拓氏将原赔养麦3斗退还李海彦。期间乡长戴海鱼还向法院写信证明，认为荞麦就是李海彦偷的，所以谢拓氏不服判决，又上诉至陕北人民法院，经传讯两次不能得出肯定结论，但从李之说话表情上看，似乎是李所偷，及根据李之意见，“只要说我不是贼，就多数两颗粮，亦没关系”。于是陕北人民法院为照顾农村团结，及息事宁人，于11月9日，函示安塞县，着宣布李海彦不是贼，原赔之荞麦念谢拓氏寡居，子女幼小，不能从事生产，所以不再退还。李海彦不服又前来申诉，陕北人民法院当即派员前去调查解决，由于办案人员在思想上就认为是李海彦偷去的，及不了解该地的具体情况，未进行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觉得群众的意见不会有错，就以荞麦是李海彦偷去的，判李劳役1个月，赔出荞麦不再退还。判后，李海彦夫妇提出重新研究的要求，因而引起该办案同志的慎重考虑，随即详细认真的进行了调查，又讯问了证人马如俊，始知该村的具体情况及发现了马如俊伪证的流弊，得以正确解决，于是在村民大会上宣布李海彦无罪，原赔之3斗荞麦如数退还李海彦，另处伪证马如俊劳役1个月，立地进行悔判，才使该案得到正确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