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参观者对监所的评说

    
    1946年，国民党某法院的法官来陕甘宁边区考察陕甘宁边区司法及保安制度后写了一篇参观考察记，对陕甘宁边区监狱进行评说，现录如下：
    真正改造了人
    ——记陕甘宁边区监狱
    A.柯乐满说是旅馆，我说更像学校
    记得有一次遇到世界学联来华考察的柯乐满先生，他兴奋地说道：他在陕甘宁边区看到的监狱，是他认为最好的监狱，是这样干净和朴素的土窑洞，没有铁锁和禁闭，人们自由地住在里面，他以为很像旅舍。他笑着说，再到延安，他准备去借住一下，因为在那里没有旅馆中扰人的跳蚤。这次我的参观，引起过去的谈话回忆，在我看来，与其说像旅馆，毋宁说更像一所学校。
    负责者告诉我，他们管理的信条，首先要记住犯人两个字中的人字，因为他们是人。便一切要给以人的待遇，但也不要忘记了犯字，更因为他们是犯了错误的人，便要负责施以教育，使其改正，去掉犯罪的恶劣习惯，变成为一个普通的人。最好的教育，便是发扬其自尊心，使他们自己管理自己，教育自己。因为这样的认识，犯人是生活自治中的。监狱当局只处于监督指导地位。他用自由的无记名的投票选举自己的队长、组长以管理学习。选出俱乐部委员以管理生活。如果他们生活上思想上还有错处，当局不给以任何的肉体处罚和精神上的刺激，这里没有打骂、加镣铐、饿饭、关黑房子等外面所流行的那些玩意。谁错了只有小组的批评和自我反省。还不能改正的人，当局便和他耐心的解释，仍然无效时，便来一个全体大会的批评。对最顽固的分子，唯一处罚，是停止他工作、学习和娱乐，使其独自坐下来想一想。然而需要使用这种处罚的顽固分子是十分少的，当局适当地使用着鼓励表扬的办法，他们做得好，思想进步，学习努力，每一点极小的进步，都随时加以褒扬。半年开一次检讨会，各小组自由地互相批评讨论，对每个人作出鉴定，再经过全体讨论通过和当局的批准，便成为书面的鉴定。法院根据这种鉴定，将彻底改正错误的人予以减刑或假释。
    他们的日常生活分为4段，早晨上2小时的学习课，中午是7小时的生产，晚饭后是休息娱乐的时间，点灯后进行自习或讨论会。
    他们的学习以识字、劳动技术、日常应用文、时事报告及对法律的认识为主。教员除当局派给的教员外，另从他们中间选出文化较高的人充当小先生。陶行知先生的发明在这里也被实行着了。他们发起消灭文盲运动，开展学习竞赛。教者和学者合起来，每月开一次学习检讨会，检讨成绩缺点和订出下月新计划。
    他们的生活供给标准，每月除比当局工作人员减少1斤猪油外，其他与工作人员相同衣食外，以至日用品的毛巾、牙刷、肥皂和学习纸笔、文具亦都由公家发给，每月有医生为他们检查身体1次。他们住着有良好空气整洁开朗的延安所特有的窑洞。门上没有铁锁，门外亦没有使人颤抖的外边监狱中那种看守先生。只能在远处岗亭上看到一个持枪的卫兵，象征着这是监狱。
    每个星期六晚上，有他们的俱乐部组织的娱乐晚会，公务员也去参加，用他们简单的乐器胡琴、三弦等弹奏着，唱起秦腔和各种民间小调，有象棋、扑克等简单的玩具，让他们纵情地玩着，以洗去一周间紧张劳作和学习等的疲劳。
    因为记着他们是人，一切人所有的要求，被照顾到了，除允许他们的父母妻子来监探视外，轻刑犯每年有一度假日，许其回家一次。刑较重的犯人虽不许请假回家，但在规定假期中，准其妻室到监中与其同居。中国历史上只有唐太宗做过这样一次“豪举”，他把800犯人放归省亲，流为千载美谈，谁知在这里把它变成经常制度了呢！就是日常他们的亲属来监视探绝不像外边一样只隔着铁窗外短促的5分钟的会晤。这里根本没有铁窗隔开人们的互相接触，是让他们父子、夫妻们聚首一室，从容谈话的。这些犯人的家属如果是远道而来的，当局还招待他们宿食，和工作人员家属受同等看待。这一切合乎人情的待遇，不外是想积极推动犯人改正错误，力求上进，变成一个普通的善良的公民，在这服这种办法收到了它应得的效果。
    B.从寄生者变为生产者
    现在我们离开宿舍，转到工厂和农场，负责人告诉我，犯罪不仅是个人的道德问题，所谓“饥寒生盗心”的古谚，已是从现实中认识到它的社会原因。为着使他们彻底转变为有益于社会的良好公民，便必须注意到生产意识和生产技术的教育。由于他们过去出身不同，对这种教育也被分配以不同的分量。出身寄生者，在边区监狱的二流子们，生产教育占75%，其他出身的则占60%。生产的组织，也由自治选举的，他们民主选出工厂中各级职官来进行管理。生产所获得利润，80%归公，以解决监狱的经费，使他们的劳动所得进行自给，也减轻了人民对这一行政费用的大宗负担。其余20%归犯人分红，按其技术程度、做工日与积极性来分配。这样不但激发起生产热忱，而且由管教干部劝令其储蓄起来，有家庭的按时寄回家去，本人是流浪者，聚集起来，刑满出狱后作为建立家务之用。一个青年犯人叫孙友仁，他半年中即寄回家60万元分得的红利，约等于600斤小米的实物。
    有90个犯人组成一个小型的纺织厂，有40个犯人组成农场的劳动。由于他们自己管理了生产，监狱给他们的信任，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记得过去在电影上看一个偷窃为业的流浪儿，被政府收容时给以很大信任，交给一批钱，由他去购买物器，平生第一次被人看作人，刺激他从此转变成直到以身殉职的劳动英雄。戏剧上的人物也居然在这里看到了，他们分给我和一个叫伍子奎的犯人长谈一次，这个人过去是个兵油子，在国民党政权下又当过乡长，最后成为军统的暗杀特务，因为谋杀一个抗敌救援会的主任而入狱了。经过3年的教育，使他变成为一个热忱的劳动者，担任了工厂的会计职务，他经常带几百万元单身出去为厂方办货，从不贪污浪费一文公款。他笑着告诉我：“像我这样的人，过去半辈子净做坏事，在我做乡长时，只知道派款派差，放赌抽头，贩卖鸦片，家乡人恨透了我。今天政府教育了我，转变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乡亲们说，你看，老五这样的人都叫政府给教育好了，务正了。他们还提出我做乡参议员候选人呢！几年来，监狱的教育，真使我立世为人啊！”
    C.监狱的善后教育工作
    在监狱管理下，他们变好了，还没有把工作做完，要使积习成性的坏人能在出狱后再不重犯，还要做好善后的工作，根据监狱的统计，1942至1946年，四年来释放出狱计276人，大都变为良好的公民，从事正当职业，仅有2.17%曾重新犯法。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是因为监狱做了很多的善后工作，从各方面解决了他们出狱后的困难问题。
    第一，在狱时，不但给以劳动教育，强令积蓄红利为将来安家之用，而且帮助他们家属生产的困难，许多犯人家属迁到监狱附近居住，监狱当局借给他们生产工具，分给工厂原料，使其进行生产(纺织)，他们的孩子常得到救济，被送入公立学校读书。许多流浪者，在出狱后意外地已有个温暖的家庭在迎接他们，使其有基础上进。
    第二，刑满出狱前，当局先进行谈话，凡是原无职业者，征求本人意见后或送入工厂做工，或帮助农具进行开垦，拨给土地。根据他们的统计36%被安置在农业生产方面，34%进了工厂，7%为过去的重犯者，被制定生产计划，监督其按计划生产，其余为原有正当职业者，自行回家。在他们离开时，监狱为之治酒送行，典狱长把酒话别。劝他们好好回去生产劳动。不少犯人感动得泪下沾襟，发誓要重新做人，决不再进监狱的门。
    D.真实的证据——改造后人们的新村
    为着获得更切实具体的了解，他们引我到离开延安大约三十里，经过改造后人们所组织的新村去参观了一次，新村在三十星铺，那里过去是一片未开垦的森林，1946年变为一个小小的农村，其中小部分是移来的难民，大部分是改造及监狱安置下的人们，他们除了耕牛外还有不少的骡马，他们兼营运输的营生。他们的村长雷发春过去是流浪人，经过监狱的教育变成一个积极的劳动者，出狱时监狱送给一窑木炭做本钱，另外借给他一头毛驴，来进行驮脚为业。1946年他发展成4个骡子、1个马又1头毛驴的主人，并且被村民们选为村长。这都是活生生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