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道路，这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与中国革命特有的道路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权建设的独特发展模式，这就是同样先在农村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人民大众的农村政权，从建立农村政权到建立城市政权，由建立地方政权而建立全国政权，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由小块到大片，由农村到城市，由地方到全国的政权发展道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工农苏维埃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这三个发展阶段，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其实质都是新民主主义的。但它们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就国体而言，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抗日民主政权是各个抗日阶级，阶层对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和反动派的联合专政，人民民主政权则是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专政；就政体而言，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是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制，抗日民主政权实行的是参议会制度，人民民主政权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这些制度的根本原则都是民主集中制。
    这三种政权模式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是延续和不断发展的。但从地域上说，并不都是延续的，不间断的。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陕甘宁边区(为了方便起见，本书通常以“陕甘宁边区”泛指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个历史时期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包括本书的书名亦如此)。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只有陕甘宁边区完整地经历了中国革命的这三个发展过程，当然也就经历了这三种政权模式的发展过程。正因为陕甘宁边区是唯一经历中国革命三个阶段和三种政权模式的根据地，因此，如果我们研究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也就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研究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从这点说，研究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虽然是一个局部性的研究课题，但它却具有全局性的意义：懂得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史，也就把握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锁匙，为揭示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宏伟建筑打开了大门。
    政权建设对陕甘宁边区来说，是首要的建设，根本的建设。因此，如果我们研究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史，也就为研究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从上述两个方面考虑，我们选择了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这个课题。
    考虑到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特点，我们把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的研究分为三段，即苏维埃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这三个阶段，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各自独立。因此，本书也分为三编：第一编，工农苏维埃政权；第二编，抗日民主政权；第三编，人民民主政权。
    作为政权建设史，着重研究革命政权自身的发展，即国体和政体的变革和进步。由于政权建立以后，不仅仅表现为政治统治权，而且还表现为对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各方面的治理，因此，本书还就边区政权在各个时期的基本任务的变化和发展作了一定篇幅的叙述。
    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武装始终是边区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支柱。工农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是始终与陕甘宁边区的政权休戚相关，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但作为政权建设史，我们把革命武装作为陕甘宁边区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对于革命武装的自身发展不作叙述，而在具体处理中，把革命武装的发展和革命战争的胜利作为陕甘宁边区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待。
    作为一本历史学的专著，我们以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历史发展为基本线索，史论结合，以“史”为纲。因此，在写法上，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让历史事实本身说话。这当然要引用较多史料作依据。这是本书的特点，也是本书的弱点。史料翔实，基础扎实，立论就较为可信，但是引用大量史料的结果，必然篇幅偏长，又显得繁琐，读起来不免乏味，我们仍然坚持这样做，目的在于期望本书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退一步说，即或在立论上有不足甚或错误之处，但其丰富的史料，仍可使它在书林中有立足之地。说到史料，我们衷心感谢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和个人，他们编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出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书和提供的大量历史档案，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近几年来，国内史学界对陕甘宁边区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公开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本书运用和吸取了当前研究中的新成果。对此，我们对这些专著和论文的作者也顺致敬意。
    参加本课题的研究和编写的同志分处北京、西安、延安等地，有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有志于陕甘宁边区的研究这一共同点，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因此《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是我们合作研究的初步成果，我们把它奉献给大家。由于水平有限，当然会有许多不足之处，错误也在所难免，敬请从事过边区斗争的老同志、学者专家和其他同志批评指正。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有幸请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同志为本书写了序，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刘景范同志为我们题写了书名，并给予我们许多教诲。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给予关照。他们的指教和帮助，使我们得益匪浅，对本书增光不少。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编者
    1989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