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安事变和西北苏区的相对稳定

    对于西北苏区，最大的威胁来自东北军和西北军。处于西北苏区北部的陕西军阀军队高双城、高桂滋、井岳秀部，本身的力量较弱，对西北苏区有威胁，但并不十分严重，比较容易对付。东边的晋军阎锡山部，与西北苏区隔着天险——黄河，只要红军不直接触犯其根本利益，一般晋军不越过黄河，主动进攻。西面的甘肃“二马”(马鸿逵、马鸿宾)的情况与阎锡山相似。唯有南方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是西北苏区的大患。东北军、西北军有较强的实力，红军难以对付。尽管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东北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但威胁并没有根本解除，仍然是西北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发展的最大障碍。
    面对庞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还没有力量把它“吃掉”，只能采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方针。在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以后，为了贯彻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李克农、朱理治辅助，以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样，既可以消除对西北苏区的严重威胁，又能团结东北军抗日，可谓“一举两得”。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通过高福源①，首先促成了李克农与王以哲(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的谈判，达成了关于互不侵犯及交通、通商等问题的口头协定。接着又在1936年4月9日，实现了周恩来同张学良在肤施(延安)的会谈，双方讨论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互相帮助的协议。自此，实际上停止了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内战。
    与此同时，也开展了对西北军的工作，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共同抗日等八项主张，并邀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到西安商谈抗日救国大计。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支持和帮助张学良、杨虎城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等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的主张，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十年内战局面，形成了国内和平的新局面。这种局面给西北苏区的政权建设创造了一个极好的外部条件。自此，西北苏区基本上解除了外来的侵袭，西北苏区的苏维埃政权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
    ①  高福源是东北军主力一○七师的一个团长，曾任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张学良的亲信。在1935年9月的榆林桥战斗中被我红军生俘。高福源深受红军优待俘虏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教育，表示愿回东北军，劝说张学良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战，联合抗日。红军释放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