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大规模的军事“摩擦”

    自抗日战争以来，国民党顽固派一直企图限制、束缚，以至打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采取各种形式，在政治上制造事端，在军事上发动进攻，某些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形同“内战”。它违背两党团结抗战的原则，产生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不利于抗战的“内耗”。仅仅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事端、发动进攻，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和有节制的斗争，以避免事态的扩大，造成国共两党两军的最后破裂，导之全民族抗战的最后失败，才把这种“外战中的内战”，通常称之为：“摩擦”，而坚决制止。
    “摩擦”根源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只要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没有根本改变，这种“摩擦”就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摩擦”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共产党及其军民的反“摩擦”的斗争也势在必行。因之，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的反“摩擦”斗争，便成了服从民族战争这个大前提下，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和具体表现。
    在边区，自统一战线区出现以来，这种“摩擦”时有发生。但总的说来，在1938年年底以前，“摩擦”的次数较少，规模也不大，基本上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较为合理的解决。其中，规模较大，性质较为严重的是庆阳事件和土桥事件。
    主要有两件事：1938年12月，兰州司令长官朱绍良部一六五师鲁团进入庆阳八路军防地白马铺、赤城镇一带，进迫八路军驻防部队，压抑当地民众运动，并扬言“指日消灭八路，占领庆阳(庆阳当时为八路军驻防地)”。稍后又增兵一个团，对八路军三八五旅采取包围形势，步步逼进，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同月，陕西省第七区行政专员张明经、栒邑县长张中堂，集中第七行政区保安队800余人，包围八路军驻土桥的伤残病员，鸣枪威胁，殴打侮辱，迫令我伤残人员退出土桥。这部分伤残人员是1937年12月，因西北情况紧急及避免敌机的轰炸从三原附近的云阳镇疏散到栒邑土桥镇的。栒邑，淳化两县也是西安事变后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规定为八路军的驻地和募补区。对这部分闹事的保安团队，经八路军伤残人员晓以大义，各县保安队随即退去。但栒邑县县长张中堂，又派人在我伤残人员驻所周围构筑工事，封锁伤残人员驻地，禁止外出购买粮菜，立逼出境。为顾全大局，我八路军伤残人员被迫撤离土桥，迁至栒邑县城八路军驻防营地。
    1939年1月15日，肖劲光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河防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委员长，电文除陈述事件经过以外，特提出下列三点：“一、陕西七区专员张明经、栒邑县长张中堂，驱辱伤兵，违犯国法，应请撤职示惩，以平公愤；二、栒邑、淳化二县，八路军遵令驻防已二年之久，该专员、县长集中近驻之保安队，应请令饬迅速撤退，恢复原状，以便八路军伤兵暂住，否则拟请准予移住长武、邠州二县，改划该二县为八路军防地；三、陇东之庆阳、合水、正宁、镇原县，陕北之洛川、绥德、清涧、米脂、吴堡、葭县、神木、府谷等县八路军驻防区域当地一部分党政人员歧视八路军部队，蜚语迭起，摩擦横生。甚者如陇东之钟专员，指挥军队侵入边区，摧残民运，如临大敌，长此不已，甚非国家前途之福，虽与栒邑淳化之驱辱伤兵情形略异，而性相同，应请通令各该地党政人员遵守法纪，重视团结，以利抗战”②。蒋介石就庆阳、土桥事件作了复电。关于庆阳事件的电文说，“已电朱长官速饬王师仍返防整训矣”③。关于土桥事件的电文说，“肖主任劲光：删电悉。已电陕省府制止矣。中正洁代哿”④。尽管这是搪塞的话，但承认了我们的正义性和合理要求。
    “摩擦”事件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变得更加严重。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秘密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建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后又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一系列防共、反共的文件，边区内外的“摩擦”随之不断加剧。
    3月14日，安定县县长田杰生，借子长县(即安定县的民主区)严惩土匪陈文才，制造事端，以请客为名，绑劫我子长县县长薛兰斌；同时，田杰生又调集绥德等处保安队400余人，对驻防瓦窑堡的八路军部队取包围形势，构筑工事，架设机枪，伺机进攻⑤。
    同月，合水县店子区区长无理阻挠八路军购买军粮，并开枪打伤八路军战士两名⑥。
    3、4月间，兰州司令长官朱绍良部一六五师和胡宗南部九十七师，以及地方保安团制造了第一次陇东事件。一六五师虽经蒋介石电令仍返原防，但该师始终未遵令撤退。陇东专员钟竟成，即乘机大造“摩擦”。4月中旬，钟竟成调动数县保安队及部分正规军，开赴镇原县城城郊，并以城内之保安队相配合，企图以“打野外”为名，混入城内，里应外合，夹击我八路军驻城部队。我驻城部队仅一个营，孤悬于百里之外，已三年之久，在发觉“友方”攻击图谋以后，即闭城自卫。陇东保安队在钟竟成指挥下，围攻镇原县城达一个月。与此同时，宁县友区方县长调集保安队七八百人，对宁县的八路军驻军进行“夜袭”，砍杀哨兵，冲入营房。而我驻宁县八路军仅200余人，从睡梦中惊醒，起而自卫，死伤累累。虽逞乱将保安队击退，但保安队增兵攻击，宁县也陷入重围之中⑦。
    事发之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为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全局，提出“请求委座(指蒋介石)派遣大员，赴边区共同查明合理解决”，并派王观澜于5月7日至庆阳驿马关同兰州朱(绍良)长官派出的谭季纯，进行谈判。但未获结果。后虽有蒋介石的回电：“已电朱长官转饬严令制止。如某一方面再有捣乱或挑衅行为，引起冲突破坏抗战之事发生，应予严惩”⑧。表面不偏不倚，实际推卸制造“摩擦”的罪责。朱绍良不但不制止，反而继续增兵，加修工事，直至7月1日，双方再次谈判，局势才逐步恢复正常。
    5月19日，安定县杨家园保安队袭击我募补工作人员，杀我警四团第九连连长及士兵五名⑥。
    5月24日，栒邑县县长张中堂一手制造了杀害八路军伤残人员的惨案。是日，我残废院采购员陈应通，出外购物，为栒邑县保安队杀害。我残废院伤残人员闻讯，悲愤填膺，自动派出代表前往县府请愿，要求惩办凶手，并要求保障残废院的安全。不料，张中堂竟指挥保安队以排枪扫射我残废院代表，20余人中9人当场被惨杀。同时，张中堂又调集保安队第六、九两个团，达千余人，向我驻军独一营发动进攻。28日夜，竟分路连续猛攻七次。为顾全大局，我八路军驻军和残废院撤离栒邑县城防地，退至店头、骆池等地。当我撤退之时，张中堂又指挥保安队捕去我伤残人员17名，其中14名被杀害，其余3名生死未卜。⑩至此，栒邑县城被袭占。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于6月5日经重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副部长和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代表转陈“委座”(蒋介石)，但杳无音讯。
    这种军事“摩擦”到1939年底和1940年初，进一步发展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时，国民党已经召开了五届六中全会，由“政治反共为主”向“军事反共为主”转变，在全国各地发动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在边区，制造了第二次陇东事件，袭占了宁县、镇原两座县城。
    1939年12月10日，宁县国民党县长率保安队，在胡宗南部九十七师一部的配合下，袭击八路军驻该县县城的一个营。他们事先在我八路军驻地周围挖好地道，埋藏好地雷，突然将地雷引爆。使我军伤亡过半，营长也同时受伤。八路军指战员对此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坚持了两昼夜，终因寡不敌众，突围出城。14日深夜，镇原县国民党县长率保安队400余人，突然向我驻该城的八路军七七○团二营进行袭击。第二天早晨，胡宗南部九十七师五十八团的一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向我八路军驻地发动进攻，用大炮猛烈轰击我军阵地。八路军二营指战员顽强抵抗，激战至16日，虽给以进攻者以重大的杀伤，但自己的伤亡也很大。于16日深夜主动撤退(11)。至此，宁县、镇原两县城也被袭占。
    在事件发生之时，八路军后方留守主任肖劲光于12月11日、15日、17日、22日和24日连续致电西安行营主任程潜、兰州司令长官朱绍良等，直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要求制止事态发展和确保边区23县军民的安全。但始终未予答复，事态越发展越严重。
    与此同时，绥德专员何绍南于1939年9月面喻吴堡县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八路军七一八团三营副营长尹方生。10月，何绍南又指令清涧县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串通土匪，到处抢劫，破坏社会治安(12)。
    1940年1月28日，鄜县国民党县长蒋隆埏指使保安队中队长韩振江、分队长王子玉暗杀八路军某部匡参谋长(未逐，因看错了人，一勤务员被刺受伤)，并准备在适当时机，进攻八路军(13)。
    ①  参见《驱辱八路军伤残员兵》、《一六五师鲁团进兵赤城白马》，载1929年2月35日《新中华报》第3版。
    ②  参见《驱辱八路军伤残员兵》、《一六五师鲁团进兵赤城白马》，载1939年2月25日《新中华报》第3版。
    ③④  参见《蒋委员长复电制止》，载1939年4月7日《新中华报》第3版。
    ⑤  参见《安定友区县长绑劫边区县长派兵挑衅》，载1939年3月25日《新中华报》第3版。
    ⑥  参见《合水县王区长供称：要封锁八路军粮食》，载1939年3月28日《新中华报》第3版。
    ⑦  参见《边区周围纠纷不已，请求委座派遣大员》，载1939年6月9日《新中华报》第3版。
    ⑧  参见《关于陇东事件，蒋委员长严饬制止》，载1939年5月19日《新中华报》第3版。
    ⑨⑩  参见《边区围周纠纷不已，请求委座派遣大员》，1939年6月9日载《新中华报》第3版。
    (11)(12)  肖劲光：《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中共党史资料》第20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43、44、38页。
    (13)  参见《鄜县发生惊人大暗杀案》，载1940年2月17日《新中华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