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双重政权局面结束后的“摩擦”和反“摩擦”斗争

    
    赶走了国民党的“县太爷”，结束了双重政权的局面，消除了边区范围内“摩擦”事件发生的根源，边区内部的“摩擦”没有了。但是，边区仍然处在国民党政权的包围之中，因此，边区四周的“摩擦”根源并没有消除，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摩擦”与反“摩擦”斗争依然存在。
    在边区范围内的“摩擦”消除以后，“摩擦”斗争从数量和规模上有了明显的减少和缩小，但总的情况仍然是时紧时松，而且同全国抗战形势和国民党的政策直接相联。1940年4月，毛泽东、王稼祥等决定，把我们当时已经获得的国民党内的六个文件，即《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置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汇编成一个小册子，书名为《摩擦从何而来》，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公开出版发行，揭露“摩擦”不断发生的真相和它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关系。这本小册子的发行，使边区内外，各界人士，恍然大悟，疑团顿释；反共顽固派则气急败坏，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自1940年9月起，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修筑了一条封锁线。这条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北接长城，东迄河滨；封锁线由碉堡群构成，分为五道，每道相距数十里，其纵深宽达百里以上。在这条封锁线筑成以后，“摩擦”的形式发生变化，入侵边区不再是主要形式，而是变成了“切断”边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从军事上，加强对边区的警戒，阻挠和袭击边区工作人员的出入，凡发现有边区工作人员出入，不是逮捕，就是射击，甚至阻挠行人出入边区，对一般商人、脚户，也不放过；在经济上，对边区进行封锁，禁止一切物品进入边区，公开扣留、没收一切运往边区的牲畜、财物，同时断绝交通，禁止通邮；在文化思想上，国民党在边区周围实施“特种教育”，规定洛川、榆林、耀县、黄龙等二十四个县区为“特种教育施教区”。所谓“特种教育”就是灌输国民党的反动思想，以至法西斯主义，在特教区造成极端反动的思想封锁地带，以抵制边区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政治思想影响。
    边区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摩擦”的策略，历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具体做法，正如林伯渠说的，“关于摩擦事件，时紧时松，成了一个规律，有时闹得满成风雨。有时又平风息浪。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随时随地能应付自如，不为一时满城风雨而慌张，不因一时平风息浪又失掉警惕。同时在任何紧张情况下，要把握大局。因为不把握大局，便会以为摩擦凶了，就是统一战线全部破裂，以至上了反共分子的当。而要在紧张情况下，站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他的来势汹汹，我即有备无患。在政治上先用劝告，礼节对付，一次劝告不听，则再次劝告。正面劝告不听，侧面再劝告。并且把我们对于对方这种大仁大义的态度，使我方及对方的广大人民都知道，以在政治上占上风。如果一再劝告还不听，则选择对方最弱的一点，予以有力的还击，使他尝试尝试我们的厉害。但任何时候，不应与对方的中下级翻脸。他们受了命令来摩擦的时候，我们采取说服他、感化他的办法，使他对上级的命令怠工、敷衍，不要对他采取嚷骂、责备，以免更促成他积极来摩擦。就万不得意时，在给了一次打击之后，立即又应与他讲和。”①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38年底至1944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发动武装进攻275次，抢劫骚扰457次，暗杀、诱逃、拘捕人员295次②。
    ①  林伯渠、高自立：《关于摩擦事件给习仲勋同志函》，《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214页。
    ②  肖劲光：《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中共党史资料》第20辑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