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主联合政府的提出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主张，并且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把原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地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
    1938年3月，中国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上，也制定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党的所谓“建国”其实质是要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巩固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由于激烈的民族斗争和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又由于国民党统治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地域上的隔绝，双方在国内问题上的各种“摩擦”虽然始终不断，但一直未发展成为全面的冲突和斗争。
    1943年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2月，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欧洲的战局。同时，英、美联军在北非和意大利的战役中，取得了胜利。7月，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倒台。随着欧洲的战局的转变，1943年9月，中、英、美联军在缅甸也开始了反攻。日本帝国主义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失去了主动权，开始走下坡路。
    在国内，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克服暂时的困难以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得到恢复和发展，解放区不断扩大，1943年春，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但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则一败再败，丢城失地，特别是在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遭到了抗战以来最惨重的大溃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对。
    为了挽回其在抗日战场上失败的命运，蒋介石在1943年3月10月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蒋介石在该书中，宣扬封建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自由和共产主义，鼓吹“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中国之命运，它全寄托于国民党”，并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奸党”、“奸军”、“新式军阀”、“新式割据”，声称“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还叫嚣“二年决定命运”，妄图在两年之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民主力量。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发表，是国民党集中力量于国内斗争的一个信号。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9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并掌管全国一切军政大权。同时，会议“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以加强其独裁统治，伺机消灭共产党，取消解放区。
    为了解决全国的政治问题和改善两党之间的关系，从1944年4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了谈判。
    5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代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进行了初步商谈。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在谈判中提出，谈判应以以下三个条件为基础：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实施地方自治，以政治方式合理解决国共关系。国民党代表拒绝先谈政治，提出先谈军事问题和边区问题。
    5月17日，林伯渠应邀到重庆，继续和国民党代表谈判。6月5日，林伯渠受权向国民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解决目前急切问题的意见20条(后改为12条)，其主要内容有：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以及承认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华南根据地的民选政府，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等。同时，国民党代表也将国民党《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提示案”要八路军和新四军共编四个军和十个师，其余部分一律“限期取消”；八路军各部队应“限期集中使用”，“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要由国民党中央任免；各解放区人民选举出来的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等。由于国民党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妄图限制和取消人民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使谈判限于僵局。
    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正值国民党正面战场豫湘桂战役惨败，桂林又告急，引起了大后方人民的强烈不满。全国各阶层人民纷纷要求废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彻底改变误国的政策，以挽救国家的危局。9月15日，林伯渠在会上就国共两党的谈判作了详细的报告。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挽救危局准备反攻的急救办法，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林伯渠在报告中郑重地提出：“希望国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为坚持团结抗战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受到了与会抗日民主党派及抗日民主人士的欢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10月10月，周恩来在《如何解决》的演讲中，进一步阐明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方案，即召开有关各方代表参加的国事会议，根据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原则，通过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彻底改变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在此基础上成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政府，改组国民党的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同年11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重庆与国民党商谈实现联合政府的问题。
    由于美国政府当时需要利用中国的抗日力量，也希望“团结所有的中国军队，共同打击侵略者”。1944年9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命赫尔利为总统特使到中国，以“第三者”的身分，调处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11月7月，赫尔利到延安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进行谈判。11月10月，双方达成五点协议：1.国共两党一致合作，统一中国所有军队，迅速击溃日本，并建设中国；2.改组现在之国民政府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之团体，立即宣布新民主政策，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之改革，现存之军事委员会亦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之代表组织成之；3.联合国民政府拥护孙逸仙之主义，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府，实施各项政策，使人民享有充分之自由的权利；4.联合国民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军队，该军队亦应遵守并执行其命令。自外国取得之供应品，应公平分配之；5.联合国民政府承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团体之合法地位。达成的五点协议，虽然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还相差甚远，但如能实现，还是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民主的。随即，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代表同赫尔利返重庆，继续进行谈判。由于蒋介石只同意共产党交出军队，然后再承认共产党合法，而不同意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的主张。赫尔利推翻前案，站到蒋介石一边，致使谈判无法继续。
    尽管两党的谈判没有实际结果，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受到各抗日党派团体的欢迎，在全国人民中造成了强烈的反响。
    ①  《关于国共谈判林祖涵同志报告全文》，1944年9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