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平民主新阶段局面的出现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毛泽东在讲演中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同时，毛泽东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又说，“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①。毛泽东的讲演，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使我们党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定地反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也由于美帝国主义当时还顾忌世界民主舆论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独裁政策，蒋介石变换手法在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事。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人民，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从8月27日起，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谈判。经过43天的会内会外的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虽然没有解决军队、政权等问题，但国民党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还宣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各项问题。虽然这些是纸上的东西，但使中共获得了主动，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1月13日，国共双方各自下达命令，停战协定生效。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38人参加会议。会上，斗争的焦点仍然是军队和政权问题。国民党顽固地坚持首先实行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诱骗共产党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政权。共产党则认为，前提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然后才能有军队国家化。会议最后终于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等5项协议。这些协议规定，各民主党派参加政府，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证国家之和平发展；依照民主制度改革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国民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实行国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制；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等。这些协定确定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同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但它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是一种制约。虽然，国民党并没有停止内战的准备，内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暂时局面已经形成。
    在这种“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历史条件下，边区确立了“建设模范自治省区”的新任务。
    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