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铭

    
    (1881—1947)
    李鼎铭，原名丰功，字鼎铭。陕西米脂人。幼年家贫，无力延师。1895年寄往舅父杜斗垣家中就读，学习经史子集，兼习医学。1903年赴绥德州应考，取得廪生。次年回乡教私塾，1910年在绥德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他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曾在当地提倡放足、剪发、禁赌、破除迷信和兴办学校。在任米脂县东区区长期间，利用临水寺庙宇开办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并兼任校长。1916年受聘于榆林中学，担任国文、数学教员。
    1918年李鼎铭回乡行医兼教学，在当地老百姓捐资支持下，创办了桃镇区立国民高级小学(今鼎铭小学)，并担任校长。当地群众曾为他敬献了“造福桑梓”匾牌，以示敬意。1923年，李鼎铭担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科长等职。1926年因病返乡，一面潜心钻研中国医学，一面为地方公益事业效力。尽管经济拮据，但多次拒绝了杨家沟大地主马醒民等要他做总管的邀请，因而在当地群众中颇有影响。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由于中共政策的影响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扩大，加上李鼎铭的学生、中共党员郭洪涛、艾楚南、张汉武、曹力如等的争取，以及他早年参加革命的二儿子李力果的说服，使李鼎铭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李鼎铭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进步的党，而国民党的对日不抵抗，对内挑起内战，镇压人民、镇压共产党的政策是违背民心的。这更加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正义感，公开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米脂县建立民主政权后，李鼎铭担任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鼎铭逐步接受并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
    1941年，陕甘宁边区为了加强民主政权建设，实行“三三制”，开展普选运动，李鼎铭代表开明绅士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是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他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就职演讲中说：“中国今日强敌压境，但当这生死存亡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就是团结二字。共产党的领导人很是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地步，我们从他宣传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就可以看出来。共产党居三分之一，其他居三分之二，大家果能开诚相见，自然就团结了。第二，是经济问题。我们处在资源薄弱的地方，又连年灾荒，经济的困难达于极点。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们抗战建国的事不能不做。因为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再说别的事。”在这次会议上，他与姬伯雄等十名参议员，提出了《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案》。提案提出五种解决方法，一是“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二是“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三是“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业，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冲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四是“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五是“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毛泽东对这个提案十分重视，当即写了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位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经参议员们充分讨论，最后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边区政府从1941年至1944年先后三次精简冗员，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标。这一措施的实施，对克服边区“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提高机关工作效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李鼎铭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2年7月，他在接见晋西北绅士参观团时说：“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余今年虽六十，但已决心和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从共产党此次整顿三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已切切实实在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更深信不疑。”1943年1月，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及同年7月在《七七专刊》上发表的文章，都热情赞扬中共开展的整风运动。1943年11月，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闭幕式讲话中，满腔热情地赞扬八路军，说：“这样的军队，我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地拥护军队。”1944年，他看到边区部队在生产节约上取得巨大的成绩时，兴奋地对记者说：“几千年来，国家养的兵，都是穿老百姓吃老百姓的，惟独我们八路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进行生产，自给自足，并帮助人民春耕夏耘秋收。这是天下少有的。”同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他作了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的专题发言，对边区消灭文盲、培养知识分子、普及卫生常识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改进意见。1944年4月18日，由林伯渠和李鼎铭签发的陕甘宁边区《关于提倡研究范例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信》中，要求“各级政府应注意所属小学教育的改革，提倡人民自办小学，每县至少试办一次，并将现有公办小学逐渐转变为民办小学。”在李鼎铭的倡导下，按照边区政府指示信的精神，1944年后边区民办公助学校发展到500余所，而且办学形式多样，各有特色，创造了许多好经验。
    如何正确对待中西医，是当时亟待解决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李鼎铭被颂为“医教巨臂”，有着丰富的医疗理论和实践经验，他能客观地对待西医的长处，不持狭隘的门户之见，较好地摆正了中西医之间的关系。有一次，毛泽东问李鼎铭：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应如何发展?他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求得进步。1944年11月，在边区文教工作大会上，李鼎铭作了中西医结合的发言。他强调：大家都要打破门户之见，中西医多接触、多研究，共同为边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西医研究会，他当选为会长，并提出中西医医务工作者要打破成见，亲密团结，为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而努力。
    抗战期间，每当时局逆转的时刻，李鼎铭都发表文章或谈话，表明他的态度。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他愤慨地指出：“反共就是反对三民主义”，“进攻边区就是破坏团结抗战”。他还发表了《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一文，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挑拨离间、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伎俩。
    李鼎铭遍览经史子集，通晓多门自然科学。1943年，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撰写了《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书(该书于199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他提出了中国的历史传统有两个基本不同的传统的观点：一个是平等自由群众观点的传统，另一个是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前者应该继承，后者必然要遭到人民的唾弃。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中国面临两个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历史关头。李鼎铭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坚持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1946年4月，他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作的《关于选举工作报告》中，斥责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行径，号召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而斗争。这次会上，李鼎铭继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1947年春，胡宗南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李鼎铭随边区政府转战陕北。由于他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曾转回老家桃镇休养。同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他极表赞同，说：“共产党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审查干部和党员，这两项政策伟大极了。有了这两项政策，它将保证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然成功。”同年12月11日，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临时驻地绥德义合镇突发脑溢血病逝。1948年2月25日，在边区政府举行的李鼎铭副主席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李鼎铭在边区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中共中央的挽词写道：“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中，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贡献，人民对他的功绩将永志不忘。”毛泽东亲自为李鼎铭写了挽词：“李鼎铭先生与其他许多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同情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绅士，无论在过去与现在，都是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意。”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李鼎铭家乡群众的要求，决定将米脂桃镇小学命名为“鼎铭学校”，以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