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边区文艺运动的发展

    边区文艺事业的兴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运用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小演唱等各种形式，热情讴歌根据地军民同心努力抗日支前的英雄模范事迹，在实践中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士气。1937年8月，由作家丁玲、吴奚如及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等在延安发起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由文艺工作者和进步青年30多人组成，丁玲任主任，吴奚如任副主任，下设秘书处、通讯股和宣传股。在成立宣言中声明：“我们愿赴疆场，实行战地服务，我们愿意以我们的一切贡献于抗日前线，与前线战士共甘苦，同生死，来提高前线战士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牺牲性，唤醒动员和组织战地的民众来配合前线的作战。”①该团成立不久，即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巡回演出和战地服务，足迹遍及晋察冀，受到广大民众和八路军指战员的欢迎。
    1937年11月14日，边区文化工作者成立了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后来成立了民众剧团，开始了对旧戏剧的改造工作。根据边区人民喜唱民歌、信天游等特点，在群众中普遍组织“民众歌咏班”，学唱抗战歌曲。专业文艺工作者还创作了一批鼓舞人心的抗战歌曲，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战热情。
    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文艺工作者还推进了边区电影事业的发展。1938年3月，成立了边区抗战电影社，推举高朗山为主任，赵品山为副主任，艾丁为秘书长兼总务部长，徐肖冰为技术部长，并聘请沙可夫为技术顾问，康生为政治顾问，成为中国共产党和边区历史上的第一个电影事业机构。电影社成立后，除摄制和放映抗战电影外，还拍摄前线抗战和边区人民生活的新闻照片，向边区内外宣传边区及各根据地的抗战情况。同年8月，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在延安成立延安电影团，由李肃负责政治和行政工作，袁牧之负责艺术创作，吴印咸、徐肖冰负责摄制，叶仓林担任场记，魏起负责剧务。延安电影团先后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纪录片，在动员和教育人民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也留下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历史影视文献资料。
    与此同时，边区各类群众性文化艺术团体也纷纷成立，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抗日的文艺工作者协会，如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延安美术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华戏剧界抗战协会边区分会等；(二)文学社团，主要有战歌社、抗战文艺工作团、路社、边区诗歌总会、山脉文学社、大众读物社、延安新诗诗歌会、怀安诗社等；(三)文学艺术研究团体，主要有延安新哲学会、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大众化问题研究会、鲁迅研究会、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延安平剧研究院等；(四)文艺演出团体，主要有抗战剧社、边区民众剧社、鲁艺实践剧团、烽火剧社、边区保安司令部剧社、延安工余剧人协会、鲁艺平剧团、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总剧团、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工作团、延安合唱团、中央管弦乐团、延安业余杂技团、延安业余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青年艺术剧社等。②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文化人从全国各地，从海内外，汇集到延安，他们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政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各自所属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刊物，积极从事战时文艺运动，促进了边区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丰富了广大军民的文化生活，有力地推动了全民族抗战事业的进行。毛泽东深知文艺对革命战争的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局面基本稳定后，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向，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方向。
    但是，当时汇集到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他们的立场还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变，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也还需要一个从口头承认到思想上感情上彻底解决的过程。1940年以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是：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与黑暗问题”上，有人认为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由于这些思想的存在，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的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③。虽然这些问题不能说是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对于抗战和革命事业毕竟是不利的，同时也妨碍了文艺本身在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在整风过程中，中共中央、毛泽东关注到延安文艺界中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帮助收集文艺界提出的各种意见。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弄清了情况，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并系统制定和阐述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举行第一次会议。延安文艺界周扬、丁玲、艾青、何其芳、陈荒煤、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萧军、陈波儿、吕骥等100多人出席。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5月16日、5月23日座谈会举行第二、第三次会议，先后有几十位作家发言。5月23日，毛泽东在闭幕会作“结论”。座谈会后，毛泽东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作了进一步补充阐述。这几次讲话的内容后来被整理成文，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时，该文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
    《讲话》的中心内容，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阐述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并将其确定为文艺的基本方向。毛泽东指出，文艺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④。“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⑤而在中国的具体环境和实际情况下，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⑥。文艺工作者“为这四种人服务”⑦。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⑧
    《讲话》从“如何去服务”的问题出发，阐明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也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⑨毛泽东指出，文艺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只有从工农兵出发，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认识。“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⑩提高要有一个基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工农兵群众，主要的和急需的是交给他们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鼓舞他们抗敌的热情和胜利的信心，同心同德去战胜敌人。对他们来说首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是普及而不是提高。当然普及和提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普及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提高。毛泽东的结论是“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11)。所以“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12)。
    《讲话》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阐明了革命文艺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同时论述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13)。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他明确表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14)他强调指出，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15)。因此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16)，“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7)。
    《讲话》还从理论原则上阐明了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指出，文艺界必须在一定共同的政治基础上统一起来，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18)。同时，毛泽东强调指出，文艺界的这种统一战线的原则，也是既有“统一”和“团结”，也有“斗争”和“批评”。
    毛泽东的《讲话》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根据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特别是抗战文艺运动的实际，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从多方面探讨了服务的途径，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边区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边区日益兴盛的文化社团，别开生面的戏剧秧歌，风貌一新的诗词诗歌，充满生机的小说散文，层出不穷的文化期刊，在中国共产党文艺发展史上谱写了璀璨夺目的篇章。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1942年5月29日，陕甘宁边区文委召集音协、美协、剧协等文艺团体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实行战时的文化动员。11月，边区文协和延安的诗歌团体召开座谈会，专门研究诗歌如何面向工农兵问题。不久，延安的部队艺术学校也进行改组和整编，把学校改组成为文工团，提出“面向士兵，到部队去!”
    中共中央对于在文艺界掀起的“文艺下乡”热潮非常重视。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组织部联合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刘少奇、陈云、凯丰等中共领导人出席并讲话，他们都进一步强调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群众中去的重要意义和必须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实际上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进一步贯彻。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纷纷主动要求下乡、下厂、下部队，同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这一切又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运动的发展。
    在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艺下乡”的帮助下，陕甘宁边区的许多村镇都成立了农村俱乐部，组织了业余剧团，街头文艺成了很活跃的文艺形式。1943年春节开始出现“新秧歌”运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参加的秧歌队的足迹，几乎遍布边区的每一个乡镇山村，平均每1500人中就有一个秧歌队。边区还有音乐班124个，皮影戏班62个。新秧歌剧中，以陕北民间秧歌为基础而创作的《兄妹开荒》是最为群众喜爱的作品之一，是“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19)。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影响和推动下，各抗日根据地也都掀起了新秧歌运动。在新秧歌剧的基础上，文艺工作者又进一步创作了一些大型的歌剧。其代表性作品有贺敬之、水华、王大化、马可编的歌舞剧《周子山》，马健翎编写的秦腔《血泪仇》，贺敬之、丁毅、马可编的《白毛女》等。其中《白毛女》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取得了很高成就，成为当时在边区乃至各抗日根据地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节目。1945年5月，它被确定为中共七大全体代表演出的剧目。
    新秧歌运动，也带动了诗歌、新说书、快板、窗花剪纸等民间艺术活动。《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就是这一时期曲子县的老劳动英雄孙万福的杰作。在边区文协的扶植帮助下，民间艺人韩起祥带头组织陕北“说书组”，自编自演了不少优秀唱本。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新书有《刘巧儿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四岔捎书》《张家庄祈雨》《反巫神》《掏谷槎》等。这些民间艺术活动，以宣传民主生活，提倡生产自救，破除封建迷信，歌颂新人新事为特色，不仅活跃了偏僻山村的文化生活，而且也为普及通俗文学提供了丰富经验。
    对传统戏剧的改革，也是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发展的重要内容。1943年2月22日，中央文委召开戏剧工作讨论会，针对戏剧工作中脱离实际、片面提高的倾向，确定新的戏剧工作的方针是为战争、为生产及为教育服务。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延安平剧院于1943年11月创作和排演了反映新生活内容的平剧《上天堂》等节目。1944年春节期间，又排演了新编历史平剧《逼上梁山》。1945年平剧院演出的《三打祝家庄》则被称为巩固平剧改革的佳作。话剧工作者也从群众火热的斗争中选取题材，创作了许多新话剧。如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的《把眼光放远一点》、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流动医疗队》、鲁艺演出的《保卫合作社》、部队艺术学校演出的《保卫边区》等。而当时《同志，你走错了路》和四川方言喜剧《抓壮丁》的演出，更是轰动了延安和边区。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是1938年7月在毛泽东的亲自倡导下成立，以演出陕西地方戏曲秦腔、眉户、道情为主。剧团成立伊始，团长柯仲平就写出团歌：“你们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要到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我们是来学习老百姓的宝贵经验，你看老百姓已经活了几千、几万年。我们来动员老百姓抗战生产，你看老百姓的力量深无底，大无边。我们是来吃老百姓的奶，我们是来为老百姓开垦荒山。在民主的边区，我们自由的走来走去；我们要叫声里花开遍，花开遍，在荒山!”从1938年到1946年的8年中，平均8天内有3天在乡间，共走了23县，190处市镇村庄，演出1475场戏，平均两天有一场，观众达到260多万人次。(20)创作和演出的剧目有秦腔现代戏《血泪仇》《一家人》《穷人恨》《中国魂》《一条路》《好男儿》《拿台刘》《三岔口》《抓破脸》《两块钱》《近视眼张三》《陆进宝的灾难》《阎王寨》等；眉户剧《两家亲》《十二把镰刀》《大家喜欢》《夫妻识字》等。还有小戏《瑜兰姑娘》《张丕模锄奸》《赵富贵自新》《吴牛回家》《党世鸿运盐》《三妯娌》《回到祖国来》等，尤以秦腔《血泪仇》最为著名，1944年10月为边区文教大会演出至今盛演不衰。这次大会上民众剧团荣获特等模范奖旗，团长兼编剧马健翎获特等模范和“人民群众艺术家”称号。毛泽东曾经赞扬说“秦腔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
    边区的音乐运动也蓬勃发展，形成当时全国的中心。这里荟萃着许多全国著名的音乐家、有成就的作曲家。边区的大量歌曲，雄壮有力，情深意切，百唱不厌，流传广泛。像贺敬之、马可的《南泥湾》，秀山、华恩的《共产党像太阳》，贺敬之、杜矢甲的《七枝花》、方冰、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莫耶、郑律成的《延安颂》，贺绿汀的《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柯仲平、高田的《自卫战争进行曲》，苏一平、航海的《向大关中进军》、光未然与冼星海合写的《黄河大合唱》等。尤其是《黄河大合唱》，周恩来称赞它是“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典范。郭沫若在他写的序言中称：“《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21)
    从事美术工作的艺术工作者，也自觉地深入工农兵，深入生活，创作了大量反映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和生活的作品。由于具体条件的限制，木刻艺术在美术中的成就最突出。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以延安鲁艺为中心、以古元为代表、在艺术上富有民族风格、在内容上以歌颂为主的新学派——“延安学派”。这是鲁迅先生早年倡导的版画艺术在根据地的新发展，也是中国木刻运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代表性的作品有古元的《减租会》《区政府办公室》，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罗工柳的《学文化》，夏风的《从敌人运来的战利品》等。这些作品大多采用阳线刻法，作品明朗、活泼、简洁、朴实，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1942年10月和1943年10月，这些木刻作品还参加了在重庆举行的全国木刻画展览，颇为引人注目。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边区的文学创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延安的诗歌运动开全国之风。诗人艾青的《吴满有》是边区用诗歌形式歌颂工农的宏伟佳作。新秀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的问世，引起了诗坛的一片赞扬声。此外，还有大量的小说、散文、特写。如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董均伦的《刘志丹的故事》、卞之琳的《进城出城》、柳青的《土地的儿子》、杨朔的《模范班》、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欧阳山的《黑女儿和他的牛》、葛洛的《卫生组长》、茅盾的《记“鲁迅艺术文学院”》、何其芳的《朱德总司令的话》、周立波的《王震将军记》、杨成武的《一个胜利战斗的回忆》、艾青的《养羊英雄刘占海》、丁玲的《袁光华——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等等。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创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如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和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欧阳山的长篇小说《高干大》等都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所有这些文学作品，都发挥了艺术武器的作用。
    ①1937年8月19日专刊《新中华报》。
    ②宋金寿：《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588页。
    ③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49—45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85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6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86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870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7页。
    (19)1943年4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
    (20)1946年9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
    (21)闫树声、胡民新、李忠全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