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事业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原是一片文化荒漠，教育事业十分落后。五四运动后，这里落后的教育状况才有所改变，1937年边区所属范围内有小学120所，学生2000多人。①边区政府成立后，极为重视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1939年1月，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强调普及教育的问题，他指出：“为要普及边区的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教育民族新后代，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国防教育工作是当前迫切的任务。”同年12月，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发展边区教育提高边区文化的决议》，边区政府也随之作出许多决定和指示，对教育的方针、方法、对象等做了明确规定。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边区政府的努力下，边区各类教育事业得到了发展。
    边区干部教育的发展、巩固与提高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边区工作范围的扩大，以及工作性质的变化，边区对各级干部的文化与政治素质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培养大批有文化、懂政治、懂专业的党政军干部，成为边区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强调“提高党干部的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党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程度，是巩固党、加强党，巩固边区、提高边区、争取全国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②。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西北工学、敌军干部学校、俄文学校、中国医科大学、部队艺术学校、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20多所干部学校。边区政府也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组织了边区一级的在职干部的教育学习活动。
    但是，各地在职干部教育的发展很不平衡。为了确保边区以下各级在职干部能有机会进行系统学习，边区党和政府把有计划地抽调干部来延安学习作为一项硬性的制度。194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作出《抽调各县干部来延安学习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珍惜这个难遇的机会，切实做好这项工作。西北局的这一决定，对边区在职干部教育的全面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抗战形势对大量军事、政治、经济和文教科技干部的急切需求，以及当时在职干部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作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提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尤其重要。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放在全部教育工作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决定还对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做了明确规定，认为其应包括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并对实施办法作了具体详尽的指示。
    1942年3月3日，为了加强在职干部的教育，边区政府民政厅在《给各分区县市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信》中，强调指出：“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准与理论水准是今年干部工作的中心任务。”此后，边区政府教育厅根据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并经边区政府委员会通过施行。实施办法对在职干部教育的组织和领导、课程与编制、制度与奖惩、考试与检查等均作出具体规定。③
    与此同时，边区还对干部学校教育进行了调整和改造。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强调干部学校教育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学生能够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分析问题和指导实践”④。1942年6月25日，边区政府通过《关于调整边区各直属学校的决定》，规定了各直属学校的性质和任务。同年，边区政府对干部学校进行整顿：制定学校规程，统一中等学校的课程和学制，充实各学校的教员和干部，增加学校经费，改善学校设备，提高教师薪水和待遇。此后，边区的干部学校从规模、设备、教学等方面逐步完善。经过一系列调整和改革，边区干部学校的教育同抗日战争和边区各项建设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并逐步明确了办学方向，在学校体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进，边区的干部学校教育事业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在教学方面，逐渐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使教学与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学校采取一面教学、一面实践的方法，实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原则，使师生直接投身于边区建设。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专业基础课外，以革命和边区建设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来设置，如统一战线、民众运动、公民知识、陶器生产、炸药制造等，具体课程有政治、文化、军事、科学技术等。
    边区的干部学校教育，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学、实践三位一体，学习、生产、生活、工作互相渗透，成为边区干部学校教育的基本特点。边区干部教育经过整顿和改造，不仅使边区的干部得到提高和充实，也为其他解放区输送了大批革命干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值得提到的，在边区物力和人力支持之下，八年抗战期间，为其他解放区训练了四万个以上的政治、军事干部，及成千的文化和技术干部。”⑤
    边区国民教育的普及与提高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边区国民教育的普及。1937年11月24日发布的《陕甘宁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规定：“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⑥1940年3月29日，边区政府正式颁布《陕甘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暂行条例》，规定：“七岁至十三岁未入学之学龄儿童，不分性别、成分，均应一律就学，读毕小学学程。”同年12月，边区政府又颁布《陕甘宁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儿童八岁至十四岁为受义务教育年龄，不分性别均应受义务教育”。在边区政府的重视下，边区小学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明显改变了以往边区教育落后的状态。到1940年秋，边区已有小学1341所，学生43625人。⑦1942年，边区政府对小学教育进行整顿，实行精简，提高质量，收到良好效果。在力量集中、干部配备加强的情况下，学校的设备得到改善，学习经费较前增加，教师待遇也有所改善，教员的质量也有明显提高。
    1943年，边区各地根据确立的小学教育政策，结合具体情况，进行符合实际的改革。如陇东分区，1943年原则上不再合并减少学校，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提高质量；招生一定要采取说服劝解的办法，严禁过去不顾对象、押人、停生产的现象发生；课程里增加农业常识和边区生产建设知识，三年级起增加珠算，加强国文、算术教学，注意提高学生能写、会算的能力；放假以农时为标准，放麦忙假、秋忙假和春节假，保证学生一年内有9个月的学习时间等。
    同时，边区还注重加强完小的领导，提高完小质量。在统一学校组织机构的基础上，边区实行提拔品学兼优的完小教师和争取外来知识分子到完小工作；招收学生实行考试；建立董事会，聘请当地有威望、热心教育工作的人士参加主持；加强学生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集中物力、财力，依照可能增加的人数，扩大校舍，充实设备；加强配备完小教育干部，以政治好、教学能力强作为任用标准等办法，使完小有较大的发展。
    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召开后，依照大会关于边区教育方针的决议中的若干规定，边区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小学教育改革工作。边区文教大会前，小学有1090所(内含民办小学574所)，学生23686名；边区文教大会后，小学增至1281所(缺盐池、吴堡两县)，学生增至34202名。到1945年上半年，小学又增至1377所(内含民办小学1057所)，学生达到34004名(内含民办小学16797名)，民办学校显著增加。在公办小学与民办小学的比例上，边区文教大会前，民办小学占全边区小学总数的52％；文教大会后增至61％；1945年上半年又上升到76％。⑧其中有大量的公办小学转为民办小学，也有较大集中的公办小学，被分散为小型的村小。同时，边区在民办公助方针指导下，在群众需要与自愿的基础上，民办小学发展很快，如米脂高家沟式、延安市杨家湾式、米脂杨家沟式及新式的巡回学校等类型。
    此外，还有两种适应人口分散环境的学校。一种是“旧式轮学”，是由几个村共请一个教员轮流在学生家里上课，轮到某个学生家，教员和所有学生一起在他家吃饭上课10天或半个月；然后再全体搬到另一个学生家去教学。另一种是“家庭学校”，即在自家办学，吸收本村儿童学习，教学时间按季节而定，学生可与家庭生产相结合。上述各种类型的村学，坚持群众自愿、因地制宜等原则，形式灵活多样，对于边区扫除文盲，提高儿童和成人的文化水平起了积极作用，成了发展边区教育事业的重要形式之一。
    边区的中等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1937年2月成立了鲁迅师范学校，1938年成立边区中学，1939年7月鲁迅师范与边区中学合并成立边区师范，这是边区中等教育的初创阶段。1940年初，先后成立关中师范学校和定边师范学校。5月接收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9月成立陇东中学。这一年又创办边区医药学校和边区农业学校。1941年创办富县师范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和边区职业学校。到1942年边区已有中等学校10所，其中普通中学2所，师范学校5所，中等学校3所，在校学生2000多人。⑨
    边区社会教育的广泛发展  边区的社会教育，从抗战和边区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照顾群众的生产特点和生活习惯，把教育、生产、抗战三者结合起来，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对于提高边区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加强社会教育，真正实现“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边区政府多次对社会教育进行整顿充实。1941年整顿识字组织，又提出推行新文字教育。1942年在精简政策的要求下，对社会教育又进行了较大调整，取消了徒有虚名的识字组。1944年又试行民办社会教育，提出“将来应做到每村都有一个民办的村学。在村学的协助下，来办冬学、夜学、识字组，以达消灭全边区文盲之目的”⑩。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后，不脱离生产的群众识字教育广泛开展起来，读报识字组、夜校、午校、半日校、轮学等发展到3007处，参加人数30113人(冬学数尚未统计在内)，其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很受群众欢迎。
    在群众识字教育广泛开展的同时，部队、机关、工厂的文化教育工作，也以不同方式普遍的开展起来。如部队的文化学习，坚持学习内容与部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学与用相一致，效果显著。经过文化教育，不少的人摘掉了文盲帽子，能读、能写还会算，文化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随着识字教育的开展，边区的民众教育馆、图书馆、俱乐部也逐步形成一定的规模。馆内除备存图书、阅览、游艺等设备外，还开展时事宣传，社会宣传，组织群众识字，办黑板报，为群众代写诉状、保状、书信、合同、对联，调解民间纠纷，帮助群众进行卫生工作，组织领导地方剧团，改造地方民间的艺人等活动，颇受群众欢迎，取得较好成绩。
    期间，边区的冬学也在不断整顿中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边区政府在1937年10月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就决定大办冬学，扫除文盲，并在其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指导边区冬学运动的开展。自1942年起，边区政府教育厅决定优化现有的教育资源，对一些有名无实的冬学和一部分不称职的冬学教员进行精简、整顿，以往冬学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得到改观。到1944年，边区的冬学教育在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增加与提高。如三边分区共创办各种形式的冬学461处，其中盐池51处，吴旗51处，靖边250处，定边109处；参加冬学人数6292人，其中盐池901人，吴旗522人，靖边2568人，定边2292人。(11)有些识字成绩较好的冬学，如靖边县就有37处，共有学生571人，平均每人识字495个，其中94人能写简单的句字，164人能写简短的便条，71人会珠算的加减乘除法，99人能记账，40人能读《群众报》。(12)这些数字充分说明，此一时期边区的冬学运动不仅在教育质量上得到了提高，而且逐渐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①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陕甘宁边区史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页。
    ②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71页。
    ③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177页。
    ④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⑤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7页。
    ⑥1937年11月24日延安《新中华报》。
    ⑦刘宪曾、刘端棻：《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页。
    ⑧宋金寿：《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630页。
    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陕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2页。
    ⑩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页。
    (11)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分册)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7页。
    (12)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分册)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