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造“二流子”

    
    所谓“二流子”，是指边区那些吃喝嫖赌、游手好闲、寻衅闹事、装神弄鬼、骗吃骗喝、偷谷盗马、为害乡里的无业游民和地痞流氓。据当时的调查，1937年前延安市人口不到3000人，有“二流子”500人，占人口总数的16％，延安县人口约3万，有“二流子”1692人，占总数的5％。陕甘宁边区140万人口中，“二流子”大约有7.8万。①“二流子”成为边区乡村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尤其在战争环境下，“他们不仅不事生产，而且还偷谷子，盗糜子，偷驴盗马，妨害别人生产。他们不仅不出粮不送草，还站在大路边说怪话：‘咱不种地，就没有这些麻烦!’他们仗着一张油嘴，流氓手段和有时间，在农村中游来游去，烟酒嫖赌，说是弄非，包打官司，甚至造谣生事，勾结坏人，暗藏奸细，破坏农村治安，违反政府法令。”②不仅如此，这些二流子在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有的沦落为匪，有的被汉奸特务所收买，或被汉奸特务所利用，或加入其组织，对边区政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边区政府高度重视“二流子”的改造工作，希望“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③。
    边区改造“二流子”的工作，最早在延安县和华池县扩展的。1939年边区党政机关提出发展生产以来，延安和华池两县就开始进行了改造“二流子”运动。随后边区党政机关也提出要进行“二流子”改造，但远未形成热潮。为配合大生产运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后，边区政府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开展了广泛的改造“二流子”运动。
    第一，完善法令和严格界定。边区政府在分析典型事例的基础上，制定了判定“二流子”的标准。边区以对生产的关系，即生活来源作为区分“二流子”、半“二流子”与非“二流子”的主要标准。“(1)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偷人、嫁汉、招赌博、贩卖违禁品、拐骗、做巫神、当师婆、胡挖乱抓，只要能作为生活手段，汉奸特务也干……)维持生活者为二流子。(2)有正当职业，又兼靠不良行为为生活手段者为半二流子。(3)至于完全靠正当职业为生活手段，但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习气(如本人有不良嗜好，但不靠卖违禁品为生活，耍赌博但不靠招赌生活，积极生产但又大吃大喝等)，不算作二流子，而应算作有不良嗜好或有二流子习气的公民。”④这样有据可依，并可根据每人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对症下药，从而制止认定工作中的扩大化倾向。
    第二，政府高度重视，各部门通力合作。如经济部门给“二流子”下达生产任务；政治部门负责日常的法制教育工作；文化教育部门进行科学文化、医药卫生知识、劳动观点和生产知识的教育；文艺部门则编排、演出各种节目，针砭“二流子”，宣传改造“二流子”的意义。如秧歌剧《改造二流子》、平剧《回头是岸》、信天游《笑话二流子》以及童谣、民间小调、顺口溜等。军队的各级机构也积极协助地方做好促使“二流子”转化的工作，县区乡干部则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负责本地区及职权范围的“二流子”的改造。不少县长召开“二流子”大会，到会讲话，规劝其改邪归正。区、乡干部则做具体人的工作，包括“每天清晨起来，跑到‘二流子’家里，把正在呼呼大睡的‘二流子’叫起来干活”⑤。
    第三，救济与改造相结合。边区政府一方面对“二流子”进行救济安置，一方面帮助并鼓励他们参加生产。许多“二流子”一向生活浪荡，大多早已失掉土地，或者缺乏工具、牛力、籽种等生产条件，若不解决这些困难，转变还是很不容易。因此各地区严格执行边区的社会政策，分给“二流子”土地，帮助他们解决劳动工具，使他们在生活上有着落。此外，边区各地采取不同形式把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组织起来，让他们参加集体劳动，在生产中改造“二流子”，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在绥德分区，各乡均成立“二流子”生产队，要他们扫街道、背石头等。定边则把无小孩的女“二流子”组成小组在塞北工厂里纺织羊毛，有小孩的妇女由政府发给纺车及羊毛，工厂指派专人每天上门到各家发给一斤二两羊毛，晚上到各家收取一斤毛线，并发给她们工资。⑥在生产劳动中，促使他们转变，救济和改造双管齐下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四，一般劝戒与特殊教育相结合。对于一般劝戒不见效的“二流子”，则采取若干特殊教育措施。包括制定各种村规民约，如延安县利用民间流行的“吃各伙”的办法(即村民宰吃羊，相约“几不”，谁违犯，谁出买羊的钱)，在各村普遍制定村民公约，其中有相当内容是改造“二流子”的，如延安市为“二流子”制定的纪律和公约为：(一)不染不良嗜好；(二)不串门子；(三)不招闲人；(四)不挑拨是非；(五)要有正当职业；(六)如有违反，罚工。⑦对“二流子”中的顽固者，则以集中服劳役、强迫生产劳动的方式给予处罚。违法者则绳之以法。从1939年到1941年，边区司法部门破获和处理的相关案件达2395件：毒品案1157件；赌博案697件；窃盗案429件；妨害风化案91件；妨害程序案21件。这对其他顽固“二流子”无疑是一种威慑和警告。⑧
    经过边区政府的艰苦努力，改造“二流子”运动取得了显著成就。1939年，边区一般的盗贼、乞丐、娼妓基本消除。1941年，半数以上的“二流子”得到了改造，“二流子”比较集中的延安县“二流子”减少了72％。到1943年初，全边区86.4％的“二流子”得到了改造。尚有的9554名“二流子”，到年底又有58.8％得到了改造。⑨当然，运动也存在一些过火、过分的做法，如开始时的认定扩大化，以后的给“二流子”挂白布条，开斗争“二流子”大会，给“二流子”戴高帽子游街、拘押等。
    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边区的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第一，“二流子”改造运动为边区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基本解决了边区经济发展的劳动力问题。许多“二流子”不仅自食其力，而且自给有余。第二，大大减少了赌博、串门子、招野汉、偷窃财物、好吃懒做、拨弄是非、宣传迷信等不良现象，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人民的拥护，巩固社会的安宁。第三，经过“二流子”改造运动后，“好吃懒做的懒汉被看做是耻辱”⑩。“从前乞丐到处可见，现在早已绝迹了”(11)。边区成了无妓女、无乞丐、无小偷的文明社会。
    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建设，使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他们打心眼感谢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感谢毛主席，以不同的形式，抒发自己的情感。佳县农民李有源用陕北民歌的形式，唱出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东方红》是人民的赞歌，是时代的强音，它从佳县飞向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飞向全世界。
    ①1944年5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1943年2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页。
    ④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3页。
    ⑤徐波：《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历史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
    ⑥1943年5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⑦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6页。
    ⑧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⑨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9页。
    ⑩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68页。
    (11)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