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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内战爆发与人民军队的初期作战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30万重兵悍然发动了对中原解放区的大举进犯,标志着全面内战的爆发。之后,国民党军又相继向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等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所用兵力约160余万。蒋介石宣称只需3到6个月就可以整个地解决中共问题。
    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使解放区军民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当时,国民党军拥有430万人的总兵力,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正规部队仅61万人,不及国民党陆军正规军的三分之一;国民党统治区占全国总面积的76%,人口约3.4亿。国民党控制着全国所有大城市、大部分中小城市及物产富饶的农村地区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几乎拥有国内的全部近代工业,人力物力资源十分雄厚。而中共领导的解放区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4%,人口1.36亿,且大部分处在经济落后的偏远农村地区和山区,处于被分割包围状态。在国际上,国民党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而中共没有得到任何公开的支持。处于劣势的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能否打败国民党的进攻,党内一部分人存在疑虑。
    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毛泽东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客观现实,并对解放区军民心目中感到忧虑的问题,即“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①的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向全党、全军和解放区军民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②。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③毛泽东的谈话,为全国人民阐明了在战略上、在全体上必须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进行斗争,敢于夺取胜利的战略思想,极大地增强了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勇气。9月,毛泽东根据两个多月同国民党军作战的经验,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至此,中共中央形成了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方针和政策。
    在军事方面,中共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实行“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④的作战方法。中共中央强调指出:在国民党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在每一个战役战斗中,都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以各个歼敌,求得在总的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最有效地打击敌人,逐渐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使国民党军愈战愈弱,人民武装愈战愈强,并取得最后胜利。“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⑤
    在政治方面,中共中央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原则。中共中央认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另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放严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要放宽些。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之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在城市中,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⑥
    在经济方面,为着粉碎蒋介石进攻,“在财政供给上,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⑦。因此,为了应付长期战争,解放区应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和整理财政,坚决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等方针。在财政供应上,既要满足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又要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同时,必须提倡节约,力戒浪费。
    1946年11月18日,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在发出的指示中第一次以“人民解放战争”的概念来替代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并号召全党全军团结全体人民,“为粉碎蒋介石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1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举行的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全面内战爆发,已经不存在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胜不胜的问题。毛泽东在分析了战争头4个月的形势后,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提出我们不但要准备3到5年,还要准备10到15年打倒蒋介石的设想。毛泽东还指出:“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而另一方面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以“打倒蒋介石”来最终解决国内问题。1946年9月后,新华社、延安《解放日报》《解放日报》(临时刊)⑨的新闻报道和社论中,使用了“人民解放军”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称,很少再使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称谓。从此,中共中央把“制止战争,恢复国内和平”的自卫战争,逐步转变为“打倒蒋介石”的全国解放战争。
    中共中央确定的上述方针和原则,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解放区军民,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在南线战场,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中原解放区的战略地位,1945年8月12日,在中原解放区成立鄂豫皖中央局,由郑位三代理书记,并指示在华中地区军事部署中,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方打成一片,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停战令下达后,中原军区为争取国内和平,恪守停战令,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但是,国民党军有恃无恐,公然侵占许多中原军区所在地区,中原军区及所属的3个军区被国民党军分割成“品”字形,野战部队所控制的地区,方圆仅有200多华里,防区人口不过200万,部队财政给养非常困难。在艰难的环境中,中原军区部队准备转移到别的地区根据地。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原军突围的方向致电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等,建议中原主力部队向西突围。在国民党军大军压境,内战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中原局6月21日电告中央决定主力向西突围。6月23日中央复电:“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⑩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原解放军除留部分地方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以一个旅伪装主力向东转移迷惑国民党军外,主力分南北两路于6月26日向西转移。在李先念、郑位三率领下,北路约1.5万人冲破国民党军的截击合围,终于到达陕南,同当地游击队会合,于8月初成立鄂豫陕军区,执行创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其中第三五九旅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继续北进,于8月底进入陕甘宁边区。在王树声率领下,南路约1万余人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进入武当山区,于8月下旬组成鄂西北军区,执行创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担负迷惑和牵制国民党军任务向东转移的一个旅,在皮定均指挥下,转战20余天,跋涉千里,进入苏皖解放区,编入华中野战军序列。对于中原野战军在突围后的作用,中共中央于1947年5月28日指出:中原解放军各部“从去年7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11)。
    国民党军对华东解放区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企图先侵占苏皖解放区,消灭华中解放军或迫使其北撤,然后在山东地区同华中和山东解放军决战,占领整个山东。6月22日,中共中央提出全局破裂后可供选择的战略方案,计划山东野战军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苏皖北部部队攻取津浦路徐、蚌间以及陇海路黄口、徐州段各点,着重调动徐州蒋军在野战中歼灭之,并相机占领徐州,而华中野战军主力须对付江北的蒋军,并对山东野战军行动予以配合。6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苏中地区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进攻下,有暂时失陷可能”的分析,对华中局下达了《华中野战军应准备出蚌浦线作战》的命令:“为粉碎国民党之进攻,决令刘邓主力出陇海豫东,陈粟主力出徐蚌间,调动敌人而歼灭之。”
    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中局的军事部署,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余人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在苏中解放区主动迎击国民党军12万人的进攻。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先后在宣(家堡)泰(兴)、如(皋)南、海安、李堡、丁(堰)林(梓)、邵伯、如(皋)黄(桥)路等地,接连进行七次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整编师部、6个旅又5个交通警察大队,计5万余人,占进攻苏中国民党军全部兵力的40%以上。苏中战役是继中原解放军胜利突围,共产党军队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战役。它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打下了基础,成为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内线作战的成功范例。
    为了配合苏皖解放军作战,并吸引围追中原解放军的国民党军,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先后开展一系列军事行动。从7月13日至9月24日,在同蒲路南段阻击战中,发动了闻夏战役、洪赵战役、临浮战役等,共歼敌3个旅2.5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1个月打通同蒲路歼灭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企图。8月10日至12日,发起陇海路战役,连克豫东兰封、砀山等城镇、车站10余处。8月13日至21日,又在豫东连克杞县、通许、虞城等地,共歼灭国民党军1.6万余人。9月5日发起定陶战役,歼灭敌人4个旅,1.7万余人。到9月底,晋冀鲁豫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万余人。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题为《蒋军必败》的社论,指出,中原突围、苏中战役、定陶战役“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南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定下来了”(12)。
    在北线战场,中共中央军委交给晋察冀、晋绥两区的战略任务是:夺取三路(平汉路、正太路、同蒲路)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包围承德、张家口等中心城市,保卫解放区,以阻止蒋军北上,并策应南线部队作战。1946年6月至9月,贺龙、李井泉指挥的晋绥部队和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部队,先后进行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保卫战。
    7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贺龙、李井泉、聂荣臻、刘澜涛:夺取宁武、繁峙后,两部应立即统一指挥,协力夺取代县等,打通晋东北与晋西北的联系,第二步再夺取五台、定襄、忻县三县。晋北战役从7月4日发起,至8月15日结束,晋绥野战军共收复攻克朔县、宁武等10座城镇,歼敌8000余人,晋西北大部地方解放,使盘踞在大同的敌人陷于孤立。
    在晋北战役后期,晋绥、晋察冀两区遵照中央军委攻打大同“必须精心设计,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的指示,决定成立大同前线指挥部。8月31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集中9个旅和地方武装共30个团的兵力开始大同外围作战。但大同久攻不克,而傅作义部自归绥东犯并占领集宁,对大同的围攻随之放弃。9月下旬,占领集宁的傅作义部和北平的孙连仲部沿平绥路东西对进,夹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10月上旬,晋察冀军区集中主力在平绥路东段的怀来地区反击由北平西进的国民党军,歼敌1万余人,同时在平汉路保定南北地段发动攻势,歼敌8000余人,并于10月11日撤出张家口。
    在1946年7月至10月4个月中,国民党军先后占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期间,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约30万人,收复和攻占了48座县城。但解放区损失105座城市。1946年10月,中共中央对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作战进行总结,认为过去3个月的作战,已证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是正确的。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13)一方得地失人,另一方失地得人,战争的形势正在向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5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444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379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9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⑨《解放日报》(临时刊)1946年12月5日在瓦窑堡创刊,1947年2月10日停刊,共出版60期。黎辛任执行编辑。该报竖排刊头,每天出版一张两版,发行范围在瓦窑堡和延安之间。主要为中共中央和边区的后方工作人员“交换后方工作经验和推进工作效率,以配合前线的自卫战争”。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页。
    (12)1946年9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2页。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