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纠“左”
习仲勋参加完小河村会议后,即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离开前线,回中共中央西北局主持工作。此后,他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工作中,制定了适合边区实际的土改方针政策,及时纠正了个别地区存在的极左偏向,使边区土地改革运动得以健康开展。
1947年11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贯彻和落实《中国土地法大纲》,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习仲勋主持会议并作总结报告。他说,义合会议是在边区战争进行了8个月,许多重大方针问题需要解决,以便动员全边区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由于8个月战争中暴露了边区党和政府、军队组织上、工作上许多严重问题,必须加以揭发、批判和纠正;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并已颁布,边区需要依据这个土地法大纲,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和进行整党工作。他还说:此次会议收获主要是:决定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进行整党工作;初步整顿了党的领导队伍,使得干部阶级观点提高了,对敌斗争意志增强了;官僚主义、自由主义打掉了许多;对党的政策、对党的统一领导,进一步重视了,使各项工作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并随时改正各种错误,循正确道路前进。但是,义合会议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同时,一些很不正常的情绪也逐渐露头。会议没有把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在反对右时防“左”不够,致使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变成过激行为的批判斗争,批斗和伤害了许多领导干部。
义合会议结束后,陕甘宁边区各分区、各县召开会议,依照会议精神积极开展了大规模土地改革和以整党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但是,在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偏向在一些地方蔓延开来,在个别地方发展到严重程度。习仲勋在会后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佳县乱搞不到五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①习仲勋对边区一些地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并呈蔓延滋长的趋势是始料未及的。当一些同志汇报工作时,他总是强调在运动中要防“左”纠偏,并再三叮咛工作重要讲政策、讲纪律,切莫头脑发热。当他得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也被“扫地出门”,便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指示要坚决纠正。
1947年12月,习仲勋参加了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并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土改情况,还向毛泽东汇报陕甘宁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并如实谈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会议期间,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义合镇逝世,习仲勋基于土改中出现冲击党外人士问题,即与林伯渠向毛泽东建议,李鼎铭追悼会要有党外人士参加,特别要请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
中央扩大会议结束后,习仲勋返回绥德义合镇西北局驻地,立即带工作组到绥德、米脂县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边区的土改工作。1948年1月2日,习仲勋在绥德召集分区党、政、军、土改工作团员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会后,习仲勋多次召集土改工作团同志详细研究、逐条领会毛泽东报告的精神;听取各工作团的汇报,阅读各种资料,具体分析土改运动出现的问题。1月4日,习仲勋就检查绥德分区各县土改工作出现的问题,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主要内容有:(一)毛泽东报告发表后,获得了党内外热烈拥护,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老区和新区的土改政策和办法应有区别。(三)绥德分区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五)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对此,必须派得力干部参加进去,改造和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②毛泽东看到习仲勋这封如实反映农村实际又颇具独到见解的信后,于1月9日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及贺龙、习仲勋,指出:“同意习仲勋关于老区土改工作的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③
1月5日,习仲勋到子洲县检查工作。七八日两天,连续同延属地委负责同志谈话。9日,又约三边分区同志了解土改运动进展情况,同时参加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习仲勋在子洲县停留了9天,通过与各地领导座谈和从群众中调查访问,一些地方的真实情况反映到他那里。1月14日晚,习仲勋经过近半个月调查研究后回到义合镇薛家渠驻地,十五六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17日又召开边区干部大会,进一步传达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边区干部会议后,习仲勋又召开了绥德延家川、义合两区土改工作团会议,同与会干部一起总结检讨工作,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方针政策。
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提出边区土改中值得注意的九个问题:(一)土地革命时期形成的老解放区,那里的农民实际上已大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勤苦劳动,热爱边区的,但因有余粮而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与劳动致富方针不符,对党对人民是莫大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超一级的批准。(二)在土地革命时期形成的老解放区,中农占优势,在抗日战争中经过减租减息的地区,也发生了基本变化,这次所斗争过的地、富,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连续劳动在七年以上。应按现在的情形妥善对待,既不脱离群众,又不多树敌人。(三)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有的贫雇农是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如由这些人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在老区就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四)不要再算老账,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则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对我不利。(五)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投敌分子,均采取感化争取政策。(六)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不能扩大化,特别不能株连其家人亲属。(七)老区土地应以调剂为主。(八)边区土改要首先解决好人民生计,要同生产救灾结合起来。(九)救灾中要形成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地去解决问题的新作风。④20日,毛泽东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在转发电报上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动。”⑤
习仲勋的报告引起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更多思考。毛泽东于2月6日致电习仲勋等,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习仲勋2月8日复电毛泽东,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界定,即:“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他进而建议: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遇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习仲勋的意见再次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⑥
习仲勋在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以此指导全面工作。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工作组,从老区实际出发,采取抽肥补瘦、填平补齐的方式来调剂土地,既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促进了生产发展。习仲勋即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名义,将黄家川的经验总结上报中央并转发各分区,中共中央肯定了黄家川经验的普遍意义。3月12日,毛泽东将黄家川经验同晋察冀平山县、晋绥区崞县经验三个典型在全国推广。
①《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7—538页。
②《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546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4—265页。
④《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9—55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0页。
⑥《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1—5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