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1年11月7日在鄂豫皖根据地黄安县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四、第二十五军，共约3万人。1932年7月，国民党军在“围剿”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同时，也派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虽经英勇奋战，但由于战略指导上的错误，以及敌强我弱等原因，未能打破“围剿”，被迫向西转移，涉汉江，翻秦岭，越巴山，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抵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达县地区，乘四川军阀混战，兵力空虚之机，创建了川陕根据地。1933年上半年，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路围攻，继而开展扩大根据地斗争，至10月，根据地扩大为4.2万平方公里，红军由刚入川时1.4万人发展到8万余人。最高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
    川陕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震惊。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中旬，川军集结起来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攻。红四方面军面对敌军的疯狂进攻，提出发扬“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精神，经过10个多月艰苦作战，毙、伤、俘敌军8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但是，国民党政府不甘心失败，又组织“川陕会剿”。这时，中共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传达了遵义会议情况，要求派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
    在中央红军转战川黔滇边地区的同时，红四方面军先后于1935年1月下旬、2月上旬进行了广(元)、昭(化)战役和陕南战役，并占领了陕南的宁强、勉县两个县城和重镇阳平关，歼灭国民党军4个多团，俘虏4000余人。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四方面军又发动嘉陵江战役，歼敌1万余名，攻占川北阆中、南部、昭化、剑阁、北川等县城。战役期间，红四方面军后方部队和川陕苏区党政机关及地方武装，奉党中央之命全部撤出苏区，向嘉陵江西岸转移。蒋介石为阻止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建立根据地，命令川军刘湘调集13个旅以上的兵力发动围攻，企图围歼红四方面军于江油地区。在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下，红四方面军总部率所部5个军11个师33个团共8万人，和随行的地方党政机关等共10万人，开始了长征。4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今理县)、懋功一带。
    在中央红军占领泸定桥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李先念率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懋功疾进，接应中央红军。6月10日，攻占懋功，并前进至懋功东南的达维。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总部号召全军官兵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筹集粮食、盐巴、牛、羊、衣服、鞋袜等慰问品。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号召全体指战员每人每天节约半两粮，多编草鞋和毛袜支援中央红军。副总指挥兼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动员部队向中央红军集中送去了500件衣服、1400双草鞋、100多条毛毯等一批慰问品。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第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一部会师。6月14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稼祥等率部队翻过夹金山来到达维镇，受到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当晚，红一、四方面军驻达维部队举行庆祝会师大会。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共10万人，加上机关和后勤等共约13万余人。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立即赶到懋功两河口商谈会师后的行动问题。尚在茂县的张国焘带着警卫部队艰难行军来到两河口镇。6月25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中央领导和一方面军指战员，冒雨在镇外会场上欢迎张国焘。朱德致欢迎词说：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是全中国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张国焘代表红四方面军讲话：“我代表四方面军的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四方面军过去一直远离中央，没有直接接受中央领导。现在好啦，中央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这里有着广大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①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10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达川西北地区后，看到这里的敌情、地形、气候、给养等，不利于红军生存和发展的状况，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张国焘却不服从中央决定，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为了解决这个重大战略方针上的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再创造川陕甘苏区，“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月18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朱德、张国焘任职的通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②7月21日，中央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并将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改称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8月3日，红军总部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大部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一部，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8月下旬，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越过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军和军委纵队等部向俄界进发。出发前，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亲爱的同志们：自从我们翻过雪山，通过草地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胜了仗，“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告同志书》指明南下方针的危害，对张国焘南下方针断然予以否定：“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告同志书》号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③在此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指挥若定，团结一致，密切配合，使党和红军又一次脱离了生死攸关的险境。
    ①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6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5—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