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由西安返回南京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为制定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决定在1937年2月15日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简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也引起国内各党派、各团体和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期望会议能够制定出适时的方针政策，以解决抗日救国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内和平统一重大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都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作出一定的努力，两党之间出现了和平统一、御侮救亡的前提和局势好转的征兆。1937年1月1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发出《关于红军停止向中央军及马鸿逵部进攻的指示》，命令红军及地方部队停止进攻国民党中央军及马鸿逵等部。1月14日，蒋介石也下令“非得总攻令不得进攻，而总攻令必须等待中央决定”。随后不久，又承诺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给予红军“给养”与“资助”。
    为了尽快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1937年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明确向国民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还表示，如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共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电文最后指出：“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唯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①“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说：“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降，左派怕我们上当。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②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得到国民党高层人士和全国民众的赞许和支持，并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2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向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紧急提案，指出：当前“内争突起，阵容分崩”，“外侮接踵而至”，“亡国迫在眉睫”，国民党应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御侮，共同抗日，“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③宋庆龄在会上发表演说，批评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她说：“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④
    全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以及有关重要决议案十二项，主要有：《中央及省市遴训党务工作人员办法案》《推进各省边区党务案》《迅予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以为抗战总动员之基础案》《拟请确定以举办社会服务事业作为今后地方党部之中心工作案》《改进海外党务案》《对于西安事变之决议案》《促进救国大计案》《对于撤废在华领事裁判权应由政府向有关各国交涉早日实现以维我法权之完整案》《中国经济建设方案案》《对于国防经济建设案》《对于国民大会之提案案》《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等。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在实际上是相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国民党当局调整了内外政策，顺应了历史趋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正如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⑤
    中共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后，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停止了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准备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在苏区用民选的政府代替苏维埃制度等。南京方面也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拨发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应得的饷金的五分之三，即30万元。这些表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形势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内战已经停止，南京已经转向抗日方面来”⑥。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9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9页。
    ③1937年4月15日《救国时报》。
    ④《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