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召开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之间的内战已基本结束，国内形势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当年5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闻天明确指出：“党目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党必须大大加强白区党的组织与领导，使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区。白区党的工作薄弱，是我党目前最大的弱点。国内和平之后，战争的最前线已经从苏区转移到白区了。”但是，由于党在“白区群众工作中对长期存在着的关门主义的恶劣传统没有能够克服”，必须要“细心的总结几年来特别是二年来白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以此来重新教育与培养坚强的干部”，并有效“克服对于目前发展形势怀疑动摇与悲观失望的情绪”。①为了进一步加强白区党的领导，贯彻新阶段党的路线和策略方针，张闻天建议白区工作要专门开会，“单独讨论”。中央在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
    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绥远等地中共组织负责人20多人。刘少奇为会议作题为《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回顾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的历史阶段白区工作的主要任务，论述了共产党和群众的正确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以及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等问题，并指出，“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着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要求“坚决抛弃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坚决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用布尔什维主义来代替”。
    刘少奇的报告还从国共两党即将合作的具体实际出发，预见了合作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全面系统阐述了对党的白区工作理论、方针和政策。
    刘少奇在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党与群众的全般工作在今后是要实行一个彻底的转变。”为什么要转变呢?他认为，“因为环境的变动，新的任务与口号的提出，使得我们党与群众工作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的方式，也必须随之而全部地实行转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恶劣的传统，从‘八七会议’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肃清。因此，它深入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及党与群众的日常工作方式中，以至成为恶劣的传统习惯。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这在目前就特别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争取群众的多数。”②刘少奇认为的“一个方面”，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曾经提及过，代表们比较容易接受。而“另一个方面”，则是在党的重要会议上首次公开提出，因而在党的高层领导中引起了较大的争议。
    报告结束后，与会代表分为学生运动、农村、职工运动三个组，进行专题讨论。从5月20日至26日，进入大会发言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中心是过去党的白区的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左”的错误。具体反映在三个问题上：第一，关于对过去党的白区工作的估计。有些人同意刘少奇关于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我们在群众工作的经验，占主要的是‘左’倾盲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存在，这是自八七会议以来错误的传统”；另一些人则认为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旧路线里面还有很多成绩，有些错误也是个别同志的错误”。第二，关于白区工作转变的两重性质及对“左”的历史传统的认识问题。有人认为，肃清“左”的历史传统是转变白区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有人则认为“‘左’倾盲动主义自四中全会后，在实际工作中是有了彻底转变的”，而且刘少奇本人“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第三，关于白区工作的策略方针问题。有人认为，在白色恐怖下必须充分利用合法组织形式和合法手段开展斗争；有的则认为利用合法手段就是“合法主义”，反对在白区工作中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式。
    刘少奇当时尖锐指出的白区工作中存在“左”的错误传统，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对冲破长期束缚人们头脑中的某些顽症十分有益。但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倾错误，与一般党员和干部不怕牺牲的革命实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遗憾的是，刘少奇在报告中没有把两者明确地区分开来，在集中批判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种“错误的恶劣的传统”的同时，没能对后者给予应有的肯定。加之刘少奇对过去工作作风的批评比较尖锐，语气又重，致使不少代表误以为这个报告是在“抹煞一切”，一概否定了过去的方法、路线和成绩，甚至有代表在当时嚎啕大哭，声泪俱下地反问“以前死的同志都白死了?”现场对立情绪非常严重，争论相持不下，到26日，会议已经无法继续，只能暂时休会。
    为了统一思想，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白区工作。6月1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在白区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报告所引发的一些意见分歧。2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重申对过去白区工作的看法，认为“左”倾关门主义的传统“是顽固的，是有历史的，是基本问题上的错误”。刘少奇的发言受到多位与会同志的批评。6月3日，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认为刘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宣传教育与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内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这实际上是对刘少奇关于反对“左”倾传统的一个重大支持。毛泽东的明确态度和详尽分析，使与会者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在会议的结论报告中，张闻天指出，“讨论了四天，成绩很大，都能平心静气，用辩证法解决问题，这是很好的”，并认为：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在北方工作是有成绩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从6月6日至10日，白区工作会议进入到第二个阶段。6日，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认为刘少奇是一个做实际工作多年的同志，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的经验，在实际工作中懂得辩证法。“他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其中有些不圆满的地方，我的发言要加以说明。”③
    张闻天在报告中指出：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战胜日寇，实现民主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就需要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掌握和运用群众斗争的策略。张闻天认为，过去我们犯的错误，不在领导了群众的革命斗争，而在于在领导群众斗争中，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直到今天还严重存在着，并仍然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张闻天还就关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问题的争论发表看法。他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是由于没有弄清楚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那种认为“利用合法就是合法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
    6月9日至10日，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结论发言，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并认为这次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每个同志都充分表现了对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刘少奇承认在5月17日的报告中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的说得过火了，或机械了。但他坚持自己对于两重性转变的认识，认为“有同志批评(我)是站在右批评‘左’，否认过去成绩，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批评是不妥当的”。同时，他也为自己申辩说：“我还没有检查过去十年工作，只说到关门主义问题，并不是否认过去一切。”④
    刘少奇还着重阐述了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问题，指出：我们不只是争取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要争取组织上、首先是思想上的领导权。在党内，主要是反对关门主义，同时又要同尾巴主义作斗争。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中心问题是组织广大群众的问题。利用公开工作与合法手段，去组织广大群众，已成为白区党和群众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发言还对白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提出了要求。会议结束时，张闻天提议“基本上赞成我的报告与少奇同志的结论，付表决”，全体一致通过。⑤
    白区工作会议闭幕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的问题。毛泽东发言赞同刘少奇提出的当前党在华北工作的口号是“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用来进行政治动员，宣传鼓动，准备抗战。根据张闻天的提议，决定仍派刘少奇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同时决定北方局的工作由杨尚昆、彭真等负责。
    中共白区工作会议阐明了在新形势下，党在整个白区工作中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方针、策略和任务必须做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为党的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56页。
    ③张闻天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6月6日。
    ④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7年6月9日。
    ⑤白区工作会议记录，1937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