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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领导人游击战争的理论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就开始酝酿、讨论红军的作战方针和战略转变问题。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指出: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的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①。红军正式改编后,经与蒋介石、阎锡山商定,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在总的战略下,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其原则是:首先,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之自由;其次,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府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再次,国民政府只作战略规定,八路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最后,依山傍地,不打硬仗。
    1938年前后,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先后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抗日游击战争进行了系统论证。1937年10月16日,刘少奇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指出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强调建立根据地和组织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性。同时还详细论述了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几个重要思想:关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敌后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思想;关于建立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巩固人民武装的思想;坚持长期抗战必须创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民族战争和反磨擦战争需要两种不同的战略战术原则等。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理论不仅在实践上对各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在理论上也对毛泽东思想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里写道:“游击战争与其他战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的作战要素,是政治要素。这就是说,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游击队要善于发挥“五个要素”,尤须明白认识政治要素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武器,最正确、最灵敏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武器,注意打好政治战争。要打好政治战争,首先必须整顿内部,强化内部团结,严格内部组织纪律,使每个指战员都能清楚明白战争的根本目的。其次,还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起革命政权以及党的组织。第三,正确掌握和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组织发动敌占区的工农运动、反战运动,瓦解敌军,动摇敌人的政治基础。朱德还强调运动战起主要作用,游击战起辅助、配合作用。但二者又是辩证的,是相互作用的。从实际出发,正规战可以转为游击战,游击战可以上升为运动战,运动战与游击战可以交替运用、相互配合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思想。
    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解放》发表,毛泽东指出:“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②“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③这样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要采取以下方针才能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第一个方针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毛泽东认为,“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正规战争是如此,游击战争也是如此。游击战争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的问题。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正规战争虽然也应该而且能够采用袭击战,但是其出敌不意的程度比较小一些。在游击战,速决性的要求是很大的”,“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而要力戒消极防御,力戒拖延,并力戒临战分散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由此也就可知,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④
    第二个方针是,和正规战争相配合。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有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斗的三种。“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⑤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伟大的配合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具体地说,当敌人举行战略进攻时,配合正规军起战略防御的作用;当敌人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时,配合正规军妨碍敌之保守;当正规军举行战略反攻时,配合正规军击退敌军恢复整个的失地。在战役配合上,一切处于敌后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好好地配置自己的力量,各依当时当地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向着敌人最感危害之点和薄弱之点积极地行动起来,达到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和精神上振奋内线上各个战役作战军之目的,尽其战役配合的责任。“战斗的配合,即战场作战的配合,是一切内线战场附近的游击队的任务”,“游击队应该依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担负其所指定的任务”,不能采取“坐视不理,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⑥
    第三个方针是,建立根据地。毛泽东认为: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有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三种。山地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⑦。“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和小部队的或季候性的根据地……应该说是可能的”⑧。确定在现时广泛地发展平原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方针,在将来准备坚持小部队的游击战争,至少坚持季候性的游击战争,并建立非固定的根据地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在河湖港汊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江北、江南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毛泽东指出:“在整个敌占地区,经过游击战争和敌我双方斗争的结果,可以变为三种情况的地方: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被占领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游击战争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极力扩大第一、第三两种地区,而极力缩小第二种地区。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⑨
    第四个方针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毛泽东指出:“在全国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正确地说,战略反攻)中间,每一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上面及其周围,也有其小规模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前者是敌取攻势我取守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后者是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⑩
    第五个方针是,向运动战发展。毛泽东指出: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能够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将逐渐地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运动战了。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明确地认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坚持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并有计划地执行之”(11)。
    第六个方针是,正确的指挥关系。毛泽东指出:“由于游击部队是低级的武装组织和分散行动的特性,不容许高度的集中主义……如果企图拿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施之于游击战争,必然地要束缚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而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12)“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13)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之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又一篇经典著作,这一系列重要文献,系统而正确地回答了当时抗日战争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为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理论纲领。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8—415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7—418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0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3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8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2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5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6—437页。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