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陕甘宁边区是全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

    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居于特殊而重要之战略地位。林伯渠说：“因为边区跨有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各一部，西接甘肃、宁夏，北接绥远，东临黄河，所以一方面成为保卫西北的北门锁钥，另一方面又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后方。边区在军事上来说，它是绾毂华北的战略支点。”①这样，陕甘宁边区始终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中，能使党中央在这里集中研究和解决了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写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仅收入《毛选》中的就有112篇)；党中央制定了指导抗日和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基本政策；中央军委制定了无数的作战指示和命令，这些都是从陕甘宁边区传到了各个根据地，乃至全中国和全世界。它不仅给中国人民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而且使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因此，当时陕甘宁和延安被誉为“抗日的灯塔”和“革命圣地”，为国内外进步人士所向往。
    陕甘宁边区不仅是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而且也成为中国革命的总后方。因为边区“对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说，是处在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②。许多重大方针政策，如精兵简政、整顿三风、生产建设等，不仅在这里施行，而且总结经验后推行到全国的抗日根据地。所以陕甘宁边区对全国来说，具有指导和模范的作用。它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革命干部：陕甘宁边区曾经是我党为全国培养革命干部的主要基地。在这里，党中央和边区先后创办了抗大、陕公、鲁艺、中央党校、延大等二、三十所干部学校，分别培养了数十万革命干部。抗大从1936年6月开办到1939年秋总校迁往华北止，毕业的学员就有22649人(含3个分校)；陕公、延大培养的干部也在万名以上。这些学员除一部分留边区工作外，绝大多数分配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根据地去工作，有的派往国统区工作。抗战时期，边区为其他根据地输送的政治、军事干部总数在4万名以上，文化技术干部总数也在数千。在战时紧张、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能这样重视培养干部，在全国也是鲜见的。1945年边区财政厅在一个报告中说：“在目前的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还找不到任何一个政权能象今天边区政府这样，用它的经费的25％以上的钱来从事教育事业。”③此外，党中央还经常从边区和延安抽调干部到新区工作，抗战胜利后一次从延安派出2万多干部去东北；1949年人民解放军南下和解放大西北时又派了大批干部参加新区的接管工作。可以说，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所培养与造就的干部，不仅为夺取全国政权、而且也为建国后进行建设作了干部上的准备。
    (2)保证供给，支援前方：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学脱产人员最初不过万人，党中央到达后则逐年增多，抗战开始时，中央及边区所属单位约有4、5万人，后来增到10万以上(最多为12万人)，占边区总人口的8％。由于外援断绝，他们的供给全靠边区，这对地瘠、人稀、经济不发达的边区来说，无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仅以吃粮为例：10万人一年需20多万石(每石300斤)。不仅如此，边区还经常向前方运送粮食、被服、医药及其他物资。据1941年到1945年5月统计，共征公粮835000余石。最困难的1941年还发行500万元的抗日公债，也都超额完成。抗战八年间，边区还安置退伍残废军人15000余人，优待抗属79700余人。在解放战争时期，边区群众为支援战争，保证前方的供给，更是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仅1947年3月至1948年6月，边区妇女做军鞋929000双；在粮食极为困难条件下，边收边打赶送前线，有的地方群众粮食被敌人抢光，他们就抢收高粱、玉米，在炕上烤干，送给军队，有的地方群众宁愿自己挨饿，把自己节省的粮食都送给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所以彭德怀说：“边区的劳动人民，使我看到政治上最有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④
    (3)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文化：抗战开始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很快成了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和发展革命文化的中心阵地。抗战期间，边区的学术团体有哲学研究会、抗日问题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文化协会等30多个，经常进行学术交流，探讨中国革命的各种理论与实际问题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在边区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各种报纸杂志及社会科学的理论书籍。出版发行马恩列斯著作50余种，毛泽东的著作和党中央的文件印刷量则更多。革命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创作数量多，而且有许多都是全国文坛上的鲜花。所有这些精神文明产品，尽管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止和封锁，但是它还是经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其他根据地，传遍全国。抗战胜利后，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向全国播音，使其他根据地能够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所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展革命文化方面是有重大贡献的。
    注释：
    ①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
    ②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
    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473页。
    ④《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3辑269页、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