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8月，边区党委为了加强边区工会工作，派毛齐华担任边区总工会临委会主任，管瑞才任副主任。刘呈云任组织部长，李子厚任劳动保护部长，卢正义任文教部长，高长久任抗战动员部长，刘子载任秘书长。11月26日成立了边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毛齐华任筹委会主任，抓紧进行筹备工作。1938年4月17日，在延安召开了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会上，毛齐华作了题为《边区抗战以来职工运动的总结和今后的方针》的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抗战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到会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大会通过了边区总工会章程和战时工作纲领，并且发表了大会宣言，正式宣布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成立。边区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陕甘宁边区工人群众组织的统一，从而使边区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这次大会上，通过选举产生了37名委员和9名候补委员的执行委员会。其中，执委：毛齐华、正义、管瑞才、高长久、刘子载、施光生、廖似光、白文生、高树林、刘群仙、刘呈云、张如洲、徐金林、李子厚、刘遐令、张文辉、肖彩峰、安玉英、冯如珍、李世臣、杨岐山、旷坚、田茂华、高玉林、易清元、张有福、刘泽西、鱼涌泉、纪志林、祝志澄、高凤山、林仲丹、沈镇衍、方占库、张学文、蔡寿彬、刘德林；候补执委：白彦臣、袁海根、孟宪荣、杨生辉、任仲标、杨万清、王化纯、薛兰彬、罗代周。
    4月24日，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毛齐华、管瑞才、正义、刘呈云、刘子载、高长久、李子厚、白文生、张如州等为常务委员；推选毛齐华为主任，管瑞才为副主任，刘呈云为组织部长，卢正义为文教部长，李子厚为劳动保护部长，高长久为抗战动员部长，刘子载为秘书长，白文生为巡视团长。
    边区总工会从筹建以来，就十分重视建设基层工会组织、发展工会会员、动员青年工人参军参战、培训基层工会干部、提高工人政治地位、加强工人文化教育、改善职工生活待遇等工作，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据1937年12月的统计，全边区已成立县工会20个，区工会116个，乡工会546个，加入工会手工业工人、农业雇工、商业店员共48000多人。1938年又成立了10个公营工矿企业工会，加入工会的产业工人500多人。
    1939年3月10日至15日，边区总工会在安塞召开了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会上，总工会负责人作了工作报告，提出当前工会的中心工作是发动手工业工人组织各种生产合作社、工场和作坊，大量吸收外来的失业工人和边区内不劳动的人(主要是吸食大烟者)参加生产。在这次会上还作出了《关于农村雇工工会的决定》和《关于工人合作社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雇工工会和发展合作社事业的方针任务。
    边区原来没有合作社，只有个别“合伙生产”的组织。边区的合作事业，实际上是从1938年4月边区总工会成立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据统计，当时全边区共有各种生产、消费合作社300多个。这些合作社在边区充分显示了它的重要作用，成了边区人民生产、交换和分配的一个中心，沟通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经济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边区军民必需品的供应。由于边区手工业和合作事业的发展，为以后发展公营和军需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会上还提出了各级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群众要积极行动起来，响应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在同年2月2日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上，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多开荒地，多打粮食，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同时还要烧木炭、纺毛线、做生意，搞各种副业生产，做到全部自给，减少政府的负担。从此，就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
    1940年4月22日，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了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贯彻边区党委于上一年8月15日发出的指示精神。在通过的“一般的决定”中指出。工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发扬民主、深入下层的原则下，巩固与扩大组织，加强阶级与民族教育，保护工人的利益，并以全力来加强抗战动员工作，以巩固和保卫边区。还明确指出：组织、教育、保护工人的利益，是工会工作中有机的“三位一体”，领导上应时刻注意这三者的联系。针对当时工会工作的具体问题，会议还通过了其他方面的5项决议。当时由于毛齐华、管瑞才等同志调离，会上推选高长久为主任，肖彩峰为副主任，调章萍任劳动保护部长，张力克任文教部长，郗占元任秘书长。这时全边区仍有县工会20个，区工会128个，乡工会678个，工厂工会16个。
    1941年4月11日至21日，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了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由于边区厂矿企业的发展，会上决定增设边区总工会产业部，进一步加强对边区厂矿企业群众生产工作的领导。当时还由于反摩擦斗争取得胜利，又建立了10个县的工会组织，工会会员也有了发展，总数达到54969人。共计有县工会30个，区(联保)工会196个，乡(保)工会1223个，工厂工会61个。
    1942年5月5日至9日，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公营工会干部会议。据统计，这时全边区有会员56954人。有分区工会4个，县工会30个，区工会合并为61个，乡工会合并为1112个，工厂工会70个。
    1942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赵占魁运动。这是因为，在1939年至1941年的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工会开展了生产竞赛，奖励劳模，激发了一部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在生产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那时的竞赛是突击性的，竞赛过后有一段时间，工人情绪低落，劳动纪律松懈，生产效率下降。特别是1942年5月以后，某些公营工厂中由于个别工会干部闹经济主义，造成工人思想混乱，影响了生产。为此，中央职委和边区总工会决定树立“急公好义”、“大公无私”的赵占魁为全边区工人的旗帜。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边区工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同年10月12日，边区总工会发出了《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号召全边区工人开展新劳动者运动(即赵占魁运动)。
    由于在整风运动中总结边区工运的基本经验教训和开展赵占魁运动，对以后边区的工运史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从1964年8月召开的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基层工会组织整风以后，工作有了新的转变；各工厂广泛深入地开展赵占魁运动，充分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在生产战线上涌现了不少的英雄模范人物，各厂矿企业的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工人生活也得到适当的改善。
    直到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侵犯边区以后，边区生产工作大为受阻，赵占魁运动被迫停止开展。但是，许多劳模在战争中，仍然发挥了他们的“三大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
    1943年5月17日，由于边区实行精兵减政政策，总工会与青救会、妇联会合署办公，统由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会”)领导。边区总工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农村各级工会统并入各级抗联会领导)转入到工厂。当时因高长久调边府建设厅工作，改选崔田夫为边区总工会主任兼抗联会主任。
    1944年5月1日至25日，边区总工会与边区政府共同在延安召开工厂职工代表大会。由于工厂职工的增加及原有执委的减少，大会补选了沈鸿、陈振夏、赵占魁、崔田夫、李颉伯、马纯古、章萍、郗占元、吴生秀、金直夫、张健、刘考生、孙云龙、曹国兴、李凤莲、袁广发、刘安治、郝作明18人为总工会执委，使执委总人数达到49人，候补执委7人。会上还推选7名常委负责日常工作，主任崔田夫，副主任肖彩峰。这时，全边区已拥有会员60956人(其中产业工人达12538人)，有分区工会4个，县工会30个，乡工会1057个，工厂工会68个。
    这次大会，是一次检阅边区职工战斗力量的盛会。会后发表大会宣言，号召全体职工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发展工业，打倒日寇”的号召，充分发挥边区工人的力量，完成两年内工业品完全自给和改善质量的任务，来迎接抗战最后胜利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6月间，全边区各工厂开展了以改进质量和提高产量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大竞赛。
    1944年12月22日至次年1月14日，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了全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共有476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告，提出边区和整个解放区在两三年内要完全学会做经济工作的任务。朱德到会讲了话，对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进行了表彰和勉励。
    1945年2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为独立与民主而战》的重要社论，提出准备成立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2月10日，边区总工会作出了发起成立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的决定，并致电各解放区职工会，邀请派代表来延安共同商讨与筹备联合会成立事宜。随后，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边区职工会都先后复电，表示同意选派代表前来延安参加联合会筹备工作。
    5月22日，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在延安正式成立。会上一致推选邓发、崔田夫、朱宝庭、李颉伯、赵国强、王志远、李砥平、张修竹、康永和9同志为常务委员，邓发为主任，崔田夫为副主任，李颉伯为秘书长。
    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敌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第二天，解放区对敌展开了全面进攻。延安各兵工厂工人们大为振奋，加紧努力生产，为支援前线日夜修制武器、弹药。边区“新中国工厂”等厂矿职工，为支援前线胜利反攻，开展了生产突击运动。他们的工作时间由每天10小时延长到12小时，并修改了奖励条件，以适合突击运动的开展，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
    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此后，边区大部分工人和工会干部随军外出，去开辟新的解放区。建设新的工业基地。边区总工会干部肖彩蜂、张力克、章萍、郗占元等人也相继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