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中央长征落脚陕北
(一)长征落脚点的选择
中央红军长征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被迫进行的。推行“左”倾错误的领导，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时，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湘江战役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在毛泽东等指挥下，1935年5月9日红军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达维会师，会师后的红军达10万余人。这时，两个方面军都已离开原有根据地，关键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立新的根据地。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立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与中央方针背道而行，主张向川康边界退却。为了统一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研讨目前的战略方针问题。根据会议精神，政治局于28日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6月29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增补张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另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依次改称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番号不变。8月3日，红军总部将全部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第五、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参谋长刘伯承带领；第一、第三、第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带领，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8月4日到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在阐明当时全国政治形势以后，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并强调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而在这一方略的实施中，第一步行动是“首先取得甘肃南部”。红军夺取甘南之后，当然不是向北发展，北面是黄河，滔滔大河拦住了北去之路。其战略方向自然是向东进攻，即挺进秦岭山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这着棋，勾画出了川陕甘苏区的蓝图：以秦岭山脉为依托，夺取川陕甘交界广大地区。秦岭山脉为东西走向，头枕渭河上游，足踏汉水下游，囊括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武都地区，陕西省宝鸡、汉中地区，四川省成都平原以北、以东之松藩—广元—通江之线以北地区，这里曾经是红四方面军川陕根据地的主要地区。可见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构想，可谓气势磅礴，宏图在胸。以当时红军9个军10万人的兵力，去完成这一任务是完全可能的。
令人痛心的是，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破坏了这一战略计划的执行。9月3日到9日，张国焘将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拖回草地，向川康边界逃跑。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9月10日，中央率领第一、第三军于巴西脱离险境，进至甘肃省迭部县俄界(高吉村)，12日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向会议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在揭露与分析张国焘的错误后指出：原拟创造川陕甘新根据地的战略计划，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所带来的危害已不能实行，今后的行动方针，应首先进占甘南，相机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深入讨论，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对形势的估计悲观失望以致丧失了在川陕甘创造新根据地的信心，而主张向川康边界退却。“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和诱导，不但表示完全地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定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决定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坚持和发展，会使他离党。为了争取和教育张国焘，这一决定未向全党公布，只传达到中央委员。
会议还决定，将中央红军第一、第三军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5人团，领导和指挥红军。陕甘支队共计8000余人。
俄界会议以后，毛泽东找董必武议事。毛泽东对董必武说：红军无后方作战的流动环境，还将继续下去，何时、在何地建立新根据地，还很难预断。这种战斗环境，你和徐特立、谢觉哉几位老人怕是吃不消，要拖垮的。我想红军到达甘南以后，你们几位老人暂时离开部队，到兰州或其他地方找适当的关系，暂避一时，等形势好转了再接你们回队伍。毛泽东对董必武的一番话，正是革命所面临的重大的、根本性的、亟待解决而尚无着落的问题。俄界会议提出去甘东北或陕北，那里情况究竟怎样、红军将会在哪里落脚，还未确定。
9月13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从俄界出发，继续北进。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18日到达宕县哈达铺。毛泽东有个很好的习惯，每到一地，头件事是广泛收集、认真阅读各种报刊，从中分析形势，寻找决策的依据。在到达哈达铺前的一个圩场上，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李维汉围在一起看一张旧报纸①，上面登了一则消息：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大家高兴地谈论，看来陕北苏区根据地形势很好，敌人惊恐不安了。毛泽东说，可以考虑去陕北联合刘志丹。部队在哈达铺宿营后，毛泽东立即去董必武处，指着那张旧报纸，对董必武说：这下我们好了，我们有落脚之处了，很快就回到家了，你们几位老人不必离队了。董必武听罢开心地笑了起来。这件事迅速传遍中央机关，人人笑逐颜开。这是革命面前的头等大事!
陕甘支队在哈达铺进行了休整。红一军改编为第一纵队，林彪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下辖五个大队；红三军改编为第二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大队；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蔡树藩任政治委员。
9月23日，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北进。为了迷惑敌人，以一部兵力东进闾井镇(岷县)，向天水方向佯动。红军主力向北急进，在武山县山丹镇、鸳鸯镇之间北渡渭河，27日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县城。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举行会议，根据在哈达铺得到的陕北的情况，政治局对形势作了判断，并作出决策：陕北有相当数量的红军和相当规模的根据地；毛泽东在俄界会议提出的行动方针——到甘东北或到陕北落脚，现在可以作出肯定答案了——到陕北去。
现在一般认为，是由于中央当时在途经哈达铺时看到了一张国民党报纸关于陕北“共匪”的报道，然后在榜罗镇会议最终确定到陕北去，这就是我们广泛接受的正统观点。②
(二)中共中央长征为何选择确定陕北落脚
如前所述，选择陕北落脚似乎是“一张报纸”的效果，让我们觉得选择陕北落脚是一种偶然。但从红军长征的背景、目的尤其是当时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客观条件来看，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绝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红军长征出发前后始终高举北上抗日的伟大旗帜，顺应了历史潮流，赢得了全国人民尤其是沿途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红军胜利落脚陕北的前提和首要条件。
长征前“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和口号就提了出来。1933年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5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6月，苏区民众御辱自救会议响亮地提出了“拥护工农红军出师抗日!”“彻底消灭阻碍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国民党军阀”。之后红军一方面在政治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影响和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军事上曾先后派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组成的抗日先遣队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7月15日中央苏维埃政府正式发表了《为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郑重宣称：“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当时虽说没有十分明确的落脚地，但“北上”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
红军在长征途中，尽管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红军指战员始终不忘肩负的抗日救国的民族重任，沿途动员民众，张贴抗日标语，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了红军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坚强力量，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正如鲁迅所说：“对于你们，我们那最英勇的民族先锋队，我们是抱着那样的敬仰，那样热烈的拥护，那样深挚的期望，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只要想到你们在中国那样无比的白色恐怖进攻下，英勇的、顽强的，浴血苦斗的精神，就是半身不遂的人也会站起来笑!”③这些真诚的话语正反映了群众的愿望和希望。
其次，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纠正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并十分巧妙地运用军事指挥艺术，使红军跳出敌人重围，为继续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和路线，及长征最终落脚陕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及红军被迫长征的直接原因，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长征出发初期红军继续执行“左”的错误路线，遭敌人的围追堵截，行动迟缓，人员伤亡惨重。湘江战役后，敌人判断中央红军将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又急调数十万大军布置新的封锁线。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早被“左”倾教条主义者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挺身而出，建议放弃原计划改向贵州以摆脱被动局面，这个建议得到了军委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部队转头西进，挺进贵州。1935年1月占领遵义，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发和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推行者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接着常委进行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后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指挥小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会议后，红军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勇夺娄山关、二占遵义；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接着，顺利通过了大凉山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到达四川懋功，与先前到达这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
榜罗镇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分3路北上。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根据地吴起镇(今吴起县，当时属陕北苏区赤安县)。县委书记张策、赤卫大队长袁秀耀，以红二十六军的名义来到吴起镇迎接，同时动员各乡群众筹集粮食，杀猪宰羊，慰劳中央红军。这座古老的边城沉浸在欢乐之中，男女老少奔走相告，人人都想目睹“朱毛”领导的中央红军的风采。
再次，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它为各路红军落脚提供了可能。客观上当时陕北也的确具备了红军长征落脚的条件。
一是这里有一块宝贵的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人民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创立起来的。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陕、甘、宁、晋4省的统治，解放了陕甘宁边界广大地区的人民。在中央红军到来之时，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在20多个县内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陕北、陇东一带30多个县，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正是这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二是有相当力量的正规红军武装力量。早在1928年3月，刘志丹、唐澍、谢子长领导了西北著名的渭华起义，西北工农革命军宣告诞生。1933年在取得武装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组建了红26军。1933年12月，陕北各路游击队正式整编为27军。1935年，红26军、红27军统一于前敌委员会指挥下。这支队伍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领导下，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至1935年9月，已经取得了反击敌人两次“围剿”的胜利。1935年9月，由鄂豫皖根据地突围的红25军到达陕北延川的永坪镇，与26军、27军统一合编为红15军团，全军共7000多人。这支部队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牵制了大量敌人，客观上减轻了红军长征中的压力，并为中央红军顺利到达陕北落脚做了大量的接应工作。
三是这里有很好的群众基础。陕甘边、陕北的人民群众宽厚仁慈，过去受封建压迫深重，大革命时期这里就传入了进步思想，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宣传动员，这里的群众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思想觉悟很高。他们不仅能够接纳远道而来的各路红军，而且从各个方面都给了红军大力的支持。
四是这里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理环境。陕北及其周围地带远离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重兵把守的大中城市。它西为高原地带，北邻毛乌素沙漠，东部和南部分别有黄河天险及大巴山区的天然屏障，这里地形地貌独特，沟壑纵横，是易守难攻的重要战略基地。且内部有物产丰富的渭河平原及黄土高原，地广人稀，可为再容纳几十万人的发展提供基本经济物质保障。
所以，中共中央当时选择确定陕北为落脚点是由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红军长征的情况和陕北自身具备的条件决定的，具有必然性。
(三)“切尾巴”战斗
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敌东北军骑兵第一军第六师、第三师，马鸿宾部的三十五师，各抽一个骑兵团尾追红军，企图趁红军长途转战疲劳、未站稳脚消灭红军。
10月19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到达吴起镇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镇北山坡上的窑洞里，连夜主持召开了军团长以上干部会议，对敌情进行分析，研究“切尾巴”的具体作战方案。毛泽东指出，我们后面的敌人是条讨厌的“尾巴”，如果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苏区，对我们极为不利，一定要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的大门之外。会议决定，在吴起镇以西的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一线埋下伏兵，把尾追之国民党骑兵部队彻底消灭掉。当晚7时和8时，毛泽东两次致电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就具体军事行动作了安排部署：“顷据四大队报，二、三纵队已在一纵队来路宿营，为便于与敌作战，二纵队应移至吴起镇之西北地区之梁家台、朱家梁、郭沟门一带宿营，三纵队则移至吴起镇东北地区之彭家沟门、走马台、刘家坪一带宿营。”“明日请彭来吴起镇看行动方针，二、三纵队交叶剑英、邓发指挥”。并将吴起镇附近的情况向彭德怀作了通报：“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保安城闻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镇、金汤镇之间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④
10月21日，红军按照预定计划分别进入伏击阵地。上午8时许，尾追中央红军的国民党何柱国所部第3师(师长郭希鹏，副师长张德福)、第6师(师长白凤翔)所属4个骑兵团，沿头道川向吴起镇奔袭而来。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红军奋起攻击，经过两小时激战，共歼灭敌军1个团，击溃3个团，缴获战马与驮马800余匹，并抓获大批俘虏，胜利结束了长征的最后一仗，割掉了这条讨厌的“尾巴”，给陕北苏区人民献上了一份厚礼。
“切尾巴”战斗胜利后，毛泽东非常高兴，对彭德怀的高效指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即给彭德怀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⑤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题诗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即将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并将原诗回赠给毛泽东。
① 说法不一，根据聂荣臻回忆是《山西日报》，丁长清在2006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长征确定落脚陕北新证》一文指出根据判断应该是当时的天津《大公报》，还有许多文章中说是《甘肃日报》、《晋阳日报》等。
② 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直接给中央提供了信息，是中央决定到陕北去的关键，如丁长清在2006年8月7日《光明日报》第11版理论周刊上发表的《长征确定落脚陕北新证》一文中，他认为中央红军在榜罗镇会议以前，遇到了红二十五军的联络人员，而正是因为这个，中央更详尽地获悉了陕北红军和苏区的情况，所以才能于9月27日的榜罗镇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决策将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由此他认为，中央红军落脚问题上，起关键作用的不是通常所说的“一张国民党报纸”报道陕北的消息，而是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直接提供给中央的信息。
③ 转引自1936年9月15日出版的《火线》，中共河北省委主办第61期。杨尚昆的文章：《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纪念一九三六年的“八一”》。
④ 《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页。
⑤ 《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