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秧歌、社火
秧歌、社火是边区一种流传的民间艺术形式,每到春节,群众常常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以扭秧歌为主的文娱活动,叫闹社火。在这一活动中,有一个人撑着一把伞,走在队伍的前头带领着大家边扭边唱,这个人便叫社火头。
边区政府充分利用秧歌社火的旧形式,明确了改造旧社火的方针和政策,引导群众利用现实生活中的先进典型事例为体裁,创作新社火,使之发展为秧歌剧。每到春节拥军、拥政、爱民运动时,各地的秧歌均以空前的规模活跃在边区的城市、集镇以至偏僻的农村。1944年春节,延安市就有27个秧歌队,而且有不少出色的杰作。其它各县几乎每个区乡都有秧歌队。1945年元宵节前后,庆阳举行秧歌会演,参加这次会演的6个秧歌队,都演出了自己创作的秧歌剧。如三里铺的《归队》、《全家订卫生计划》、《妇女识字组》、《算命》等。新堡区的《保卫边区》、《种棉花》、《二流子转变》、《拥军花鼓》、《求神不可靠》、《夫妻识字》等,庆阳市的《李财东》、《反巫神》、《拥军小车》等,新节目共计30多个。《妇女识字组》是其中很出色的节目。黄润领导的秧歌队在创作和演出技巧上都比较成熟。
边区人民以自己的艺术,颂扬了自己的政府、军队,歌唱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教育和改造了人民自己。米脂印斗三乡自卫军高玉声编的秧歌唱道:“一盆莲花院里开,我请自卫军听话来,自卫军配合了八路军,军民联合打日本。一棵白菜三条根,自卫军看见八路军,我问同志哪里去?打倒日本享太平。腊月里来又初五,八路军把守了东河口,自卫军就是好帮手,盘查放哨又实受。自卫军真正好,扛起红缨枪耍大刀,这是共产党领导好,这是咱毛主席计划高。众位同志听分明,只要咱们一条心,实行减租又生产,盘查放哨多操心。明年的生产更要好,丰衣足食迎新春。”八一剧团以关中四个劳动英雄为题材,编出《关中四杰》秧歌剧,在关中分区演出后,马栏二乡农民胡占奎回去就努力组织唐将班子,并找县上的同志说:“请你把我编在戏里吧。”日塬树一个二流子转变得不算很好,只计划开8亩地。剧团把他的事编在剧里,但把他写得比较好些。他看了剧后,回去就把生产计划改为28亩,说:“不再多开荒,不但对不起政府,也对不起剧团。”绥师工作团在绥德乡里演出《订生产计划》,秧歌时,农民们互相问着:“你家生产计划订了没有?”在张家疙*(左土右劳)演出《拥军曲》,反映敌人残暴,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观众感动地流了泪。在义合演出《模范村郝家桥》时,一个老百姓高喊:“咱们要向郝家桥看齐!”得到了全村群众的响应。在子长,第一完小在该县西区演“二流子转变”的秧歌时,帮助区政府劝导了一个姓谢的二流子。陇东分区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闹社火,演出的秧歌剧有:高迎区的“黑牛开荒”,庆阳市的“劳军”、“耕田”,三十里铺的“夫妻开荒”、“搞地”等。这些秧歌剧反映了群众自己所经历与熟悉的事情,用自己喜悦的艺术表演出来,因而每次出演,群众蜂拥而至,争先观看,到处称赞。
可见,新秧歌已不是以单纯的“红火”来吸引观众,而是以群众生活的实事来教育群众,来促进边区的各项建设。
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开展,还造就了一批群众文艺活动骨干,刘志仁、孙万福、黄润、石怀玉、张振财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刘志仁,新宁县盘克原南仓村人。他从小酷爱社火,1937年后,在党的领导下,致力于社火的改造与发展。他把旧式的秧歌发展为秧歌剧,把宣扬旧道德、封建迷信、带有低级趣味的旧社火,改造为宣传革命道理、表现根据地新生活的新社火。他坚持创作与演出相结合,先后创作编排了《造反》、《芦沟桥》、《救国公粮歌》、《毛主席功劳大》等数十出节目。他的社火队足迹遍及关中分区。由于他工作突出,成绩显著,1944年在边区文教大会上被树为新秧歌运动的一面旗帜,荣获特等艺术奖,1945年又被边区群英会树为特等文教英雄。
孙万福,曲子县(今环县曲子乡)刘旗府人。从小酷爱民歌,后来长大成为农民诗人,创作的《高楼万丈平地起》,载誉全国。
黄润,庆阳县三十里铺的社火头兼乡文书。他原是文盲,在刻苦自学中,掌握了文化知识,创作了许多新社火剧本。在他的剧本中,描写了减租减息斗争、反奸斗争、识字运动、合作社方针等新事物,生动地反映了老百姓在新政权下的现实生活,正确地宣传了政府各项重要政策,完全摆脱了过去民间旧社火的迷信色彩和宣传低级趣味的恶劣传统。他组织的新社火演出,深受群众欢迎,推动了陇东分区民间秧歌运动的发展,荣获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个人甲等奖。
1944年冬天,周恩来从延安回到重庆,他在《新华日报》社广场上,组织演出了《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等几个小型秧歌剧,招待国统区文学、戏剧和电影界人士,使大家耳目一新。周恩来和几位领导首先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进秧歌队,欢欣鼓舞地扭了起来。应邀在座的来宾也坐不住了,纷纷插进秧歌队伍中去。秧歌队伍越来越长,情绪越来越热烈。报馆附近的居民早已被让进来,席地而坐,看着秧歌了。还有普通警察,不好意思地摘下了制帽,也看得出了神。可见秧歌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