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文字的创造经过和新文字运动的开展

    中国新文字的创造，实际开始于1928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中国共产党员到了苏联莫斯科学习。自1928年起，瞿秋白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经常与林伯渠、吴玉章、肖兰以及苏联汉学家郭质生(Kolokopow)等一起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并由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小册子。1930年，瞿秋白回国后，林伯渠、吴玉章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Dragungnow)等以瞿秋白的方案为基础，同时参考其它汉语拼音方案(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共同研究制订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一些基本原则。1931年9月，旅苏华侨在苏联远东海参威召开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林伯渠、吴玉章、肖三、王湘宝(刘长胜)和苏联语言学家龙果夫等被推为制订新文字方案的起草人。他们汇集了先前的各种方案，详细研究，制定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大会通过了这个方案。其内容是：(一)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13条。(二)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规则，包括：(1)字母28个，子音22个，母音6个，还有复合母音15个，带鼻音母音15个；(2)拼音的规则4条；(3)写法的规则8条等。这就是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简称《北拉》。大会之后，用新文字在苏联远东华侨工人中进行扫盲，在很短时间里，发展很快，大见成效。
    1933年，新文字方案被首先介绍到上海。不久，在各大都邑和不少学校、工厂纷纷宣传、试用、推行起来，在短短的三年中，新文字运动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地发展着。这一进步的文化运动是与正在进行的大众语运动、抗日救亡运动和工农扫盲教育结合起来，因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尽管国民党反动派采取镇压政策，但运动仍在不断发展。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发表、《门外文谈》和《中国语文的新生》，向广大读者推荐新文字。在上海，由蔡元培、孙科、柳亚子、沈钧儒、鲁迅、郭沫若、茅盾、陶行知等文化界进步人士688人签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这无疑是一份推行新文字的宣言，对于全国各地正在兴起的新文字运动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时，瞿秋白、林伯渠与徐特立等曾酝酿试用新文字扫盲，但因战事紧张未能实行。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苏区之后，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积极支持这一进步的文化运动，并使之成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发展新文化，新教育的一个部分。1936年开始，便试验推行新文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