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运动开始之初的工作准备

    在边区再次试用新文字扫盲，虽有上一次的初步经验，但在人们的认识上、习惯上和工作上还存在着不少疑点和问题。所以，需要在思想、组织、干部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工作准备。
    首先，进行思想理论宣传，动员社会舆论。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就提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要求。也就在这年上半年，延安的《中国文化》刊物先后发表了吴玉章的两篇文章：《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从理论上、认识上为边区开展新文字扫盲教育，向社会做了宣传和舆论动员。其二，成立了延安新文字运动委员会，吴玉章任主任，领导和筹划新文字扫盲试验的工作。其三，成立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当年10月3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缘起》①，11月7日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②。在《缘起》中，分析了中国极广大民众落后于新时代，不识字的文盲占80%以上，最大的原因之一是方块汉字难学，并论述了汉字改革的必要、历史发展和实施道路，强调拉丁化新文字在大众化和消灭文盲上有着绝对有效的意义。目前所要做的“便是利用新文字来教育文盲，使他们在最短期间可以用新文字学习政治与科学，也可以利用新文字去学习汉字”。在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上，吴玉章在报告中申述了“中国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如果全国满是文盲是建立不起来的”，“要使愚昧无知的中国人变成过去，我们必须扫除文盲，只有用新文字才有可能。”同时，并阐明了边区用新文字扫盲的重要意义和决心，为彻底扫除文盲而斗争。无疑，这也就明确了边区再次开展新文字教育运动的方针、任务和目的。其四，创办新文字教员训练班。从陕公、女大、边区党校、青干校和部分机关单位抽调了70多名学员和干部参加训练班，经过一个半月训练后，下乡作新文字冬学教员。其五，确立新文字的法律地位。在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上，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就郑重宣布：边区政府已在法律上给予新文字合法地位。接着，边区政府于同年12月25日即正式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了三条：“(一)从民国三十年③一月一日起，新文字跟汉字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凡是上下行公文、买卖帐目、文书、单据等，用新文字写跟用汉字写一样有效。(二)从民国三十年一月一日起，政府的一切布告、法令，汉字和新文字两种并用。(三)从民国三十年一月一日起，各县给边区政府的公文，用新文字写的，一样有效。”④这样，新文字就在陕甘宁边区受到法律保障，在新文字运动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①②详见本章第四节。
    ③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全文同)。
    ④《陕甘宁边区教育》教育方针政策不符(上)，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