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职干部教育的教材
土地革命时期,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就已经开始了军政干部教育工作,即对干部和党员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和军事教育。所用政治理论教材主要有:《古田会议决议》、《党的建设》、《党的宣传工作》、《苏维埃建设》、《政治常识》,关于土地、婚姻、财粮等方面的政策法令以及刘志丹为红二十六军起草的《政治工作训令》、《纪律条例》等;军事教材主要有:《游击战术》、《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军事教育大纲》、《赤卫队工作》等。这些教育内容,通过与符合实际的教育形式和方法相结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克服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了革命纪律性;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红军、游击队的军事素质,从而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保存、发展了自己,战胜了敌人,这是红军在游击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办教育的重要经验之一。
1939年,陕甘宁边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在职干部教育,其教育内容主要有业务、文化、政治、理论教育等四种,目的是尽快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它的教材来源,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解决:
第一,业务教育的教材主要由边区党政部门负责编写。内容包括:(1)工作技术。(2)与本部门有密切关系的政策法令与指示,如财政工作人员应熟悉财政政策与财政法令,锄奸工作人员应熟悉锄奸政策与锄奸法令。(3)与本部门工作有密切关系的周围的情况的调查研究,如军事部门精密凋查敌友我三方情况,加以分析研究,择其要点,编成教材,用以教育军事干部。(4)本部门工作的历史知识,如党的宣传部门将共产党二十年宣传鼓动工作及其政策的变化发展,加以叙述与总结,编成教材,教育宣传工作干部。(5)本部门已往的工作经验的整理与研究,如党的组织部门研究党的组织工作与干部工作的经验,加以分析和综合,摘出要点,编成文件,教育所属干部。(6)本部门工作的科学知识,如医务干部研究医学等。
第二,文化教育的教材主要由边区教育厅负责编写。在职干部的文化教育,不是只限于识字的多少,而且包含着阅读写作能力的提高及史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常识。它的教材按干部文化程度的高低分初级、中级、高级三种。初级教材有:(1)文化课本第一册、第二册(包括国文、自然、社会等科学常识),(2)边区《群众报》,(3)课外读物。中级教材有:(1)文化课本(包括国文、史地、自然、社会常识等),(2)算术课本,(3)边区《群众报》,(4)课外读物。高级教材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解放日报》等。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编者既注意了干部学习、工作和领导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力求满足他们的需要;同时也注意了他们理解水平高、文化水平低的特点,对课文多方取材,全面照顾,把文化学习与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等教育内容都综合编进去,以适应他们的要求。以辛安亭编写的《干部识字课本》为例:全文共60课,用生字700多个,供文盲干部学习用。从内容看,除对识字做了具体指导外,对学习态度、工作作风、思想方法、政治认识及简单而急需的应用文,都配备了相当数量的课文,如《天下无难事》、《学习要踏实》、《专心学习》、《乡村好干部》、《工作要经常》、《工作要细密》、《劳动创造世界》、《挖穷根》、《不迷信》、《介绍信》、《收报和便条》、《自传》及《家信》等。现举两课如下:
第二十一课 劳动创造世界
田是农民种,
树是农民栽,
房是工人盖,
衣是工人裁。
工农辈辈流血汗,
劳动造出世界来。
第二十五课 乡村好干部
对革命忠诚,
办事情公道。
多和别人上商量,
不主观决定,
多做说服工作,
不强迫命令。
再如两本《干部文化课本》,是供已识六、七百字的半文盲干部学习的,全书112课,共用汉字2000个左右,学完之后,可以看通俗的书报,可以写农村工作中急需的应用文。从内容上看,除关于文化知识的课文如《地图的看法》、《我国的省区》、《边区的分区和县市》等外,关于思想、政治、业务方面的课文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如《好作风和坏作风》、《发扬自我批评》、《反对自由主义》、《刘志丹》、《汪乡长的好作风》、《反对官僚主义》、《改进乡上开会的方法》等。这样,不仅使干部学员在文化知识等方面提高了一步,而且在学习态度、工作作风、思想方法、政治认识等方面也提高了一步。从文体上看,与中、小学的课文大不相同,叙事文、说理文、应用文占的比重很大,而描写文与诗歌占的比重很小,童话、故事几乎没有。此外,课本配备了一些指导认字、写字、阅读、写作的课文,如《认识字根》、《认识偏旁》、《错别字》、《略读和精读》、《怎样看报》、《怎样写日记》、《怎样写通讯》、《写完要修改》等。这些课文,可以帮助他们纠正学习上一般易犯的毛病,掌握一些语文的规律,以便提高其写作能力。
第三,政治教育主要以时事教育与一般政策教育为主。教材有:(1)《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新华日报》等。(2)中共中央所发布的一切文件。(3)边区政府及西北局所发布的一切政策、法令等。
第四,理论教育的教材,一方面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和苏联的教科书。例如,作为高级课程教材的《哲学选辑》就是马列原著的辑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政治经济学》是翻译苏联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则依照干部的实际和特点遵循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的原则,由浅入深,由近到远,自己编写教材,如《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党的建设》、《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
毛泽东同志对干部教育所用教材的编写工作很重视。1945年10月10日,他为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编写的《文化课本》作了序言,向全体革命干部发出了学习文化的号召。毛泽东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我们现在有大批聪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类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