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研究/五

    五、对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几点认识
    最后，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历史、地位谈几点认识，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一)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
    关于抗战时期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我们主要谈两点。
    第一，边区农村生产力得到一定的解放，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一切革命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解放生产力，以此来推动社会向进步的方向发展。构成生产力的要素一个是劳动力，一个是生产资料。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正是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解放农村生产力。在劳动力方面，一是通过减租减息重新确定租佃关系，使农民有了固定的可以长期耕种的土地，农村因无土地耕种或因地租过高而不愿耕种地主土地的劳动力不被浪费；二是采用各种劳动组织，把农村劳动力组织起来，提高了劳动效率。在生产资料方面，边区政府采取措施，帮助农民解决或部分解决了土地、农具、耕畜、种子等必需的生产资料。总之，边区政府在农村经济发展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其实质都是为了调整农村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农村生产力解放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二，边区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中，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抗日战争前期，日军企图越过黄河直接进攻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2月至1941年10月，先后发动了数十次对边区的地面攻击和空中攻击，但均被八路军河防部队所粉碎。特别是1939年底至1940年初，120师回师晋西北，建立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把日军隔离在同蒲路以东一线，晋西北成了边区的可靠‘屏障’，保证了边区河防的安全。边区也就不再成为直接抗战的区域了。”①就在日军进攻边区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对边区进行军事进攻，一时边区形势动荡不安。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受到强烈谴责，使其在政治上日益孤立。追于各方面的压力，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这样，边区在经济最困难的1941年至1942年却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而且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结束。边区政府正是利用这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努力发展农村经济。如果没有1941年至1945年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边区农村经济有如此发展水平是不可能的。
    (二)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地位
    第一，农村经济的发展满足了群众自给的需要，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一是粮食自给有余。1937年至1940年边区采取了“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政策，向农民取之甚少，农村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同时，“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使边区人民的生活大大的改善了，广大的贫苦农民逐渐变为饱食暖衣的农家。”②如前文所述，边区原来的老户中农变富农，贫雇农变中农。边区受到国民党封锁后，外援断绝，财政困难，1941年和1942年政府向群众征粮20.2万石和16.5万石，达到了收获量的13.85%和11.14%③，农民的负担有所加重。但与此同时，边区加强对农村经济的领导，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1943年就达到粮食自给有余。当时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说：“四三年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经过数年来的努力，虽未完全达到，但已做到家家有余粮。”④如甘泉二区二乡全乡存粮199石，有56户存粮176石。固临康家村1942年54口人，收麦65石，收秋161石，收棉花750斤(折细粮34石)，共计179.5石，全年食用110.5石，交公粮15石，余54.5石；1943年收麦子74.2石，收秋169石，收棉花942斤(折细粮45石)，共计203.7石，比上年增加24%，全年食用125石，交公粮16石，尚余62.7石，比上年增加15%，做到了耕二余一(耕种二年可供三年需用)。⑤二是工业品达到了自给或半自给。农村手工业的发展，生活用品如布匹、纺织品，生产资料如犁、铧等达到自给水平。就拿边区最紧缺的布匹来看，在纺织业发达的绥德分区有些家庭达到了自给自足，有些家庭还拿到市场上去卖。如枣林坪乡福乐村，全村45户，全部参加纺织，布匹产量的2/3向外出卖；崔家湾铁如坪有49户纺织户，其中19户可自给，24户有余可卖，仅有6户不足，该村1944年织布1312.2丈，自穿844.2丈，占64.3%，出卖466.2丈，占35.5%，尚存1.8丈。⑥素无纺织基础的关中新宁县“纺织工业的发展已达到全县穿布自给百分之三十三，有的村庄除全部自给外还有剩余”。⑦除纺织品外，生产资料和其他日用品差不多都是农村自己的作坊生产出来的。三是农村群众的购买力提高了。群众购买力的提高从集市的繁荣就可看出。如关中马栏区“广大群众的购买力已空前提高，仅马栏合作社一家，每日销货在万元以上。马栏镇上，三年前仅有出售粗布、火柴等简单日用必需品的小店铺九家，今则公私商店共十八家，街上小摊贩也很多，购货群众往来不绝。”⑧再从消费水平来看，群众购买力也在不断提高。如延川杨柳村兰风城1941年至1943年收入分别为5.413石、19.939石、21.307石，1942年至1943年支出分别为12.649石、17.448石。⑨在延安裴庆乡，1943年全乡人口比1938年增加了297人，而人均消费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了0.28石，说明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参见表11)。
    第二，农村经济的发展为边区政府提供了财政收入。抗战时期，边区财政来源分两个阶段两个不同来源：1937年至1940年，外援是边区的主要财政来源，占70%左右；1941年至1945年，税收、行产贸易、公营企业等收入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⑩其中税收的主要来源就是以边区农村工商业发展为基础的。边区正式征税开始于1941年，税收种类主要有农业税(11)、工商业税、盐税、公盐代金(12)、牲畜买卖和斗佣，还有烟酒、羊子税等。从1941年至1945年几种主要税收的统计中可以看出，边区农村农工商贸的发展，为边区财政提供了大量的税收(参见表12)。
    第三，农村经济的发展为边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在边区农村经济发展中，农牧业的发展为边区工业提供了如棉花、蚕茧、蓝、羊毛、羊油、畜皮等原料。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为边区工业提供了半成品。就纺纱一项来看，在边区公私营工业发展中，家庭纺织业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边区经济情况简述》记载：“对边区工业自给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家庭手工业，如全边区四四年有家庭纺妇十五万人，纺纱一百六十六万余斤……农村的家庭纺纱，不但供给了人民的需要，而且和公私营的纺织工厂相结合，供给后者以原料。”(13)足见，农村经济发展在边区工业发展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综合全文所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促使边区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使边区形成了农工商贸为一体的多元经济结构。农村经济之所以得到发展，根本原因在于边区采取各种措施调整了旧的生产关系，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而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农村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一方面带动了边区其他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为巩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原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①  宋金涛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守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页。
    ②  高岗：《为实现陕甘宁边区新时期施政纲领前奋斗》，《解放》第129期，1941年5月31日。
    ③  王新政：《陕甘宁边区的粮食工作》，《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270—284页。
    ④  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947年)，《人民生活》，第58页。
    ⑤  华子扬：《生产大运动与边区人民经济生活》(1944年8月19日)，《人民生活》，第87页。
    ⑥  《工业交通》，第554—556页。
    ⑦  《已能自给穿布三分之一》，《解放日报》1945年1月9日。
    ⑧  《马栏设立集市》，《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1日。
    ⑨  任弼时：《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1944年4月)，《人民生活》，第133页。
    ⑩  黄正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11)  农业税是边区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救国公粮。1942年前是以摊派的方式来完成，1943年开始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以每户人口平均收获细粮之多寡为标准分级累进。
   (12)  严格地说，公盐代金不是税，而是临时捐，是动员群众帮助政府运盐的劳役，其金额较大。
   (13)  西北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1948年2月19日)，《工业交通》，第531—5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