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抗日战争初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概况

    一、抗日战争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的形势和任务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对中国大规模的侵略战争。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中央，宣言提出了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奋斗的总纲，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17日，国共两党在庐山举行谈判，后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其所辖的23个县。8月25日，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底9月初，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先后从关中的三原、泾阳、富平、耀县一带出发，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
    芦沟桥事变后的一年多，日本侵略军采取“速战速决，攻城掠地”的战略战术。当1937年底，日军侵占山西大部地区后，即调集兵力，进攻边区。1938年至1940年，先后9次向边区进攻，妄图消灭边区，打开进攻大西北的门户，进而占领西北，达到其灭亡中国的目的。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边区留守兵团和保安队，在沿黄河自卫军和人民的积极配合下，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保卫了这个抗日的中心堡垒和大西北的屏障。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在日寇的诱降下，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起了很大变化。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了敌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美派则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并不断地挑起事端，制造磨擦，侵占边区土地，进行骚扰破坏。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边区军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坚决自卫的精神，击退了肇事的侵犯者。
    抗日战争开始后，陕甘宁边区肩负着为保卫大西北，首先保卫边区和巩固边区；为全面抗战培养和输送干部，包括部队指挥员和部分战士；加强团结，完成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发动群众，做好抗敌后援工作；增加生产，自给自足，实行节约，克服困难等重大任务。
    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经过，据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在1939年1月向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鉴于统一团结，一致对外的重要性，“苏维埃政府遂于二十六年(1937年)三月正式宣布取消两个政权之对立局面，”“改苏维埃制度为民主共和制度”，“到二十六年五月，西北办事处为了实际转变为民主共和制，于五月重新通过了边区选举法”，于七月进行了乡、区、县各级选举。“同年九月六日，又改西北办事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使之成为国民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地方政权。”①
    如上所述，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根据中共中央代表与蒋介石谈判的“共同决定”，宣布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归国民政府领导。后于11月10日，边区政府发布统一政府名称的通令，指出：“后统称陕甘宁特区政府，不再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8年1月又恢复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称。边区政府成立时，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1938年4月，张国焘弃职叛逃后，高自立任副主席。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所辖26个县，首府延安。1941年为27个县，1942年，由于区划的调整变为32个县。据1941年统计，27个县以下，有179个区，1063个乡。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双重性质：一是受国民党中央政府(国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方政权组织，相当省级建制；二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组织，它区别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其他政权组织。
    边区政府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结合边区实际情况，制定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经1939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施行。《施政纲领》的基本点是：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扬民主政治，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等③。它体现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治与经济政策，以利于抗战时期更普遍地动员各方面的力量。
    三、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利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有利时机，提出并执行了“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经济政策，从各方面减轻人民负担。据统计1937年至1939年，边区财政收入中外援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7.2%、51.69%和85.79%④，1937年至1940年，边区政府向农民征收的救国公粮分别为1.3万石、1.5万石、5万石和9万石⑤。若以人口平均，1937年和1938年，每人负担的公粮仅有3斤多，1939年人均负担也只有12斤。征收的救国公粮占农民收获量1937年为1.28%，1938年为1.32%，1939年为2.92%⑥。到1940年，耕地面积由战前的843万亩增加到1174万亩，增长了39.26%⑦；粮食产量由103万石⑧增加到1940年的143万石⑨，增长了38.8%，牲畜头数也有大幅度增加。边区原来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抗战以前，只有几个为红军服务的修械、印刷、被服等小厂，几乎谈不上近代工业。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提高人民生活，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从1938年到1939年，可以说从白手起家，创办了卫生器材、纺织、制革、农具、石油、肥皂、造纸等七个公营工厂，逐渐建立起向着满足自给需要的方向发展的工业。在发展公营企业的同时，由于边区政府采取了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的政策，以及对个体生产在技术、资金、原料、运输、税收等各方面给予扶助和照顾，私营工厂、合作社和小手工业也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新的发展。边区的公营商业也无从到有，逐步建立起来。1938年仅有公营商业1家，到1940年发展到5家⑩。私营商业更是欣欣向荣，仅以延安市为例，抗战前的1936年有商业经营者168户，其中资本在5万元以上的仅有2户，到1940年发展到297户，资本在5万元以上的商户增加到25户，增长了12.5倍(11)。随着边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
    1939年初，国内形势逆转，边区开始遭到经济封锁，国民党政府按照协定应拨给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也拖延不发。这时中共中央预感到外援不可靠，毛泽东主席及时发出了“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的号召。从这一年开始，边区军民纷纷投入到了开荒生产运动中。同时，边区政府开始重视税收工作，1940年在边区财政厅内设立了税务局，加强税收的征管工作，以求逐渐摆脱对外援的依赖。经过努力，1940年财政收入中，财政收入自给率近29.5%(12)，边区经济向着半自给方面转变。
    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也是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和对敌进行经济斗争的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①《史料摘编》第1编总论，第16—17页。
    ②《史料摘编》第1编总论，第9—14页
    ③《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第25—27页。
    ④《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13页。
    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年版，第91—92页。
    ⑥《史科摘编》第6编财政，第13页。
    ⑦⑨《史料摘编》第2编农业，第85—86页。
    ⑧《史料摘编》第2编农业，第51、86页。
    ⑩《史料摘编》第4编商业贸易，第23页。
    (11)《史料摘编》第4编商业贸易，第20—21页。
    (12)《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