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抗日战争反攻胜利时期边区的政治与经济形势

    一、制止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全体军民，奋发图强，战胜了1941—1942年的严重困难，政治、军事和经济明显好转，使国民党顽固派惶恐不安，悍然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其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制造舆论准备；6月，趁共产国际解散之际，指使其特务冒充民众团体，叫嚣要“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至7月，调集军队60万人包围边区，准备闪击延安，并在其操纵的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通过了反共决议案。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企图进攻边区反共祸国的阴谋，动员边区军民，坚决保卫边区；同时，全国人民也纷纷谴责和抗议，至10月，第三次反共高潮遂被制止。
    1943—1944年上半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大好，有利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准备反攻。陕甘宁边区政府即于1944年7月10日至18日，召开了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向全边区军民提出：“进一步准备反攻，进一步建设边区”的号召。要求：第一，整训正规部队，准备反攻；第二，整训民兵，巩固后方；第三，拥军爱民，巩固军民团结；第四，为军属及残废、退伍军人建立家务，重要的是发展生产等。这些都为准备反攻从思想上打下了基础。
    在抗日战争大举反攻快要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l1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要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并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激励着边区军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而斗争。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同时出兵中国东北。8月9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并提出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要有充分的准备。8月14日，美、英、苏、中宣布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人民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指引下的边区经济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全国人民关注和向往的地方。为了把边区各项工作搞得更好，进一步提高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其任务是：“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关(系)、整财、整学等七整，并在这七整中，来贯彻整风与精兵简政”①。
    在这次高干会议的整财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全面地、科学地总结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着重地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②为会议研究讨论解决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使与会代表明确认识了边区所处的地位环境，应把生产建设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认识了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以及相应的商业和运输业；认识发展经济的方向是“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在公营经济中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在私营经济中采取组织各种合作社、变工队等办法；认识了要解决好边区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必须实行“精兵简政”。整财会议大大推动了边区财经事业的发展。
    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后，为了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43年1月8日，在延安召开了中直、军直经济工作人员会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在会上所作的《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生产运动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位的任务”③。2月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发展生产的命令。接着各机关、部队和学校都纷纷举行生产动员大会，一个声势浩大的生产高潮在延安城乡以及整个边区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由于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加强领导，这次生产运动的新高潮表现有以下几个新特点：(1)生产运动的开展与学习教育密切结合，“丰衣足食”不仅要达到物质生活的丰足，而且要达到精神生活的丰富；(2)为达到生产任务的完成，克服生产的盲目性，走上生产的自觉性；(3)生产运动与减租减息、拥政爱民相结合，与部队开荒、屯田相结合；(4)有计划地开展生产运动，纠正非计划思想、突击思想等，从而使全边区群众性的生产运动扎扎实实的开展起来。
    为了贯彻西北高干会议确定的“生产是一切工作的物质基础”和“备战备荒”的方针，以及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提高技术，调剂劳动力等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公家动手生产，减轻群众负担；第二，颁布租佃条例，发动减租运动；第三，发展水利，增施肥料，改良耕作；第四，及时发放农货，解决生产困难；第五，优待移民，奖励开荒；第六，改造二流子，投入生产运动等。由于政策正确，措施有力。1943年全边区耕地面积达1377万亩，比1942年增加10.3%；粮食总产量160万石，比1942年增加6.6%；1944年为175万石，又比1943年增加了9.4%。当时全边区粮食年消费量约120万石，收支相抵，尚有节余，其中以三边，陇东和延属地区余粮较多④。
    棉花是边区较为短缺的物资，当时年需棉花约350万斤，而1943年棉田面积仅有15万亩，总产量209万斤，缺口达100多万斤。因此要从扩大棉田来加以解决。1944年棉田增至29万亩，棉花总产量增至304万斤，增加了45.4%⑤。
    对畜牧业，由于采取了改良畜种，禁宰母畜、防疫、推广收草种植等措施，绵羊、牛、骡、马、驴均有发展。如羊只1943年实有192万只，比1942年增加2.7%，1944年为195万只，又比1943年增加1.6%；耕牛1943年实有21万头，比1942年增加5%，1944年达22万头，又比1943年递增5%⑥。畜牧业的日益发展，为边区开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后，对边区的工业要求是：“为工业必需品全部自给而奋斗”。1943年3月2日，边区建设厅召开了工厂厂长联席会议，提出1943年工厂的奋斗目标是：“同心同德，相助相成，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低成本，完成并超额完成党和政府所给予的任务。”同时，西北财经办事处和边区政府先后提出1943年发展工业生产的计划，确定边区工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纺织和造纸，保证布匹纸张的供给；其次发展煤矿及榨棉油业。1943年边区政府决定给工业投资1000万元⑦。1944年，边区政府提出争取必需品在两三年全部自给的号召。又因边区工业与自给差距尚远，投资增至20亿元(包括财政投资和银行贷款)⑧。
    1943年是边区工业开始大发展的一年，如纺织业织布10.4万匹，比1942年增长26.8%，1944年15万匹，又递增44.2%；造纸业造纸8139令，比1942年增长18.8%，1944年15000令，又递增84%⑨。经过边区军民的努力，到1944年底，日用工业品中的毛巾、袜子、肥皂、火柴、纸张、陶瓷、香烟等，已能全部或部分自给。
    两年多来，边区的农业和工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可是，两者相比，农业的发展快于工业，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显然扩大，一度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当时，政府曾采取提高粮价，用棉花向农民换粮等办法，支持农民生产，但因不能持久，收效甚微。
    三、1943—1945年的边区财政
    1943年边区的财政方针为“统一领导，分区统筹”。边区政府在年度开始前，即作出《关于1943年各分区财政统筹统支办法的决定》，在统一的财政政策和标准制度下，以分区为单位进行统筹和统支。当年全边区财政收支决算情况是：岁入边币320137万元，岁出边币318489万元，结余1648万元。岁入中包含向银行透支111150万元⑩。这是因为这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军队包围边区，外贸中断，财政困难，为保证冬季棉衣供给，被迫发行边币收买延长、固临、延川东三县棉花，因此在8、9、10三个月发生了巨额的透支，作为财政上周转。
    1944年边区的财政方针是：“节约储蓄，克服浪费，积累力量，备战备荒”。这个方针是根据1944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任务“整顿财政，节约开支，积累力量，备荒自卫”而确定的。财经工作的任务把“整顿财政”放在首位，是要解决当时急待解决的整理税收、整理公粮、公草、被服制度和严格审核制度等三个问题。当年全边区财政收支决算的情况是：岁入商业流通券50815.5万元(合边币1016310万元)，岁出50838万元(合边币1016760万元)，超支22.5万元(合边币450万元)(11)。支大于收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建设费支出增大；为加速工业发展，对工业投资增加；为抗日反攻作准备和防止国民党反共势力的突然袭击，而加强战备所需费用等。
    1945年，边区政府提出“生产节约，长期打算，积蓄物资，准备反攻”的财政工作方针。一面继续大力发展生产，一面强调节约储蓄，反对浪费，增加部队、机关、学校生产自给的任务，降低供给标准，因而到日本投降时，边区的大公家务都较充裕，小公也都有一定积蓄。
    ①《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注释。
    ③《史料摘编》，第8编生产自给，第261页。
    ④《史料摘编》第2编农业，第77、85、86页。
    ⑤同上书，第78、87页。
    ⑥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947年)。
    ⑦《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第80页。
    ⑧《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第81页
    ⑨同上书，第57、118页。
    ⑩《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65页。
    (11)《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