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一、边区自卫战争的爆发和胜利
    1946年国民党政府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内战，遭到失败后，改为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企图挽救他们的军事失败。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以23万兵力，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重点指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暂时主动撤离延安，但仍留在陕甘宁边区与敌人周旋，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中央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中央机关一部分干部到晋西北组织中央后方委员会；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前往华北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为了消灭国民党部队的有生力量，在自卫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不计一城一市的得失，而采取“蘑菇”战术。从1947年3月至8月拖住敌人5个月，将敌人磨得精疲力竭。经过7次战役，共歼敌三万余人，粉碎了胡宗南部队向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战役取得胜利后，转入内线反攻，出击榆林，开始了解放大西北的新阶段。同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并于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宣布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切对推动自卫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1948年2月底陕北宜川一战，西北野战军歼灭敌军4个师、5个旅，共3万人，取得了西北战争上第一个大胜利。随后又发动西府、陇东战役，挺进泾水、渭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并在4月22日收复延安。到1948年底，共歼国民党政府军队115000余人，收复和解放县城12座，取得陕甘宁边区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1948年3月，在自卫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东渡黄河离开陕北，进入晋绥解放区，同年5月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中央工委合并。在去河北西柏坡村的途中，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把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并计划从1946年7月算起，在五年左右时间内根本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的革命目标。但实际上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先后完成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关于经济、政治、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的经济政策
    解放战争开始以后，解放区经济政策有许多重大变化。根据当时抗战已经胜利，民族矛盾降为次要地位，国内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农民群众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剥削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将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10月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
    1947年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中，除了强调土地政策问题外，还指出：各个解放区必须作长期打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并在生产和节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财政问题。为此，确定了三条原则，第一，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反对片面地看重财政和商业，忽视农业和工业生产的错误观点；第二，军民兼顾，反对照顾一面，忽视另一面的错误观点；第三，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反对不顾客观条件，一切集中，不敢放手分散经营的错误观点。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进一步确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经济纲领。即：第一，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第二，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第三，保护民族工商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指导方针，则确定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决策和经济工作中三大原则，以及后来规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三大经济纲领，正确地指导了各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对于陕甘宁地区发动群众，团结多数，增加生产，支援战争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三、边区自卫战争中的经济情况
    1947年，随着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占领延安，边区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边区所有县城以及约90%的乡镇都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过。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挖、砍、毁、踏、拉、并、奸”，大肆蹂躏，无所不用其极。据不完全统计，边区被残酷杀害的群众约4千余人，被抢牲畜6万余头，被抢粮食、衣物等折细粮达2万余市石，被毁青苗50多万亩，因被国民党政府军队的扰害而荒芜的土地达360多万亩。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严重，致使边区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边区粮棉等农牧业生产锐减。粮食年产仅80万石，较战前减少51%；棉花降至50万斤，较战前减少75%；畜牧业损失1/3以上。战争开始后，盐池即被国民党政府军队占领，食盐不仅外销停止，反而需要购进。工业生产因战争影响，机器埋的埋，损毁的损毁，陷入停顿状态。民间工商业也全部处于缩减或停顿状态。
    另一方面由于自卫战争，兵马增加近一倍，给养开支激增，人民负担加重，边区群众公粮负担占总产量的比例由1946年的9%，上升至1947年的30%以上，还要担负支援战争的人员误工和牲畜误工。由于生产锐减，贸易停顿，1947年财政赤字相当于支出的90%，不得不依靠发行货币来支持财政，支援战争，于是又引起了物价的飞涨。1947年边区物价总平均水平较1946年上升34倍。在这种情况下，边区财经政策中心是如何支撑自卫战争的胜利进行。当时主要依靠四个方面的工作来渡过严重困难。第一，充分地运用自卫战争前十年相对和平时期的积蓄来支持战争。例如边区贸易机关积有黄金，就用来换布，解决了战时的穿衣问题。第二，降低生活标准，节约开支，后方三个月不发经费，前方战士常常吃不到盐，进行艰苦斗争。第三，集中统一前方后方财政、金融贸易等各方面的力量，用于战争需求。第四，依靠华北其它解放区的支援。
    1948年初，边区自卫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军事、政治形势很好。但是经济上的困难仍然很大，特别是上半年在不少方面比1947年更为困难。由于战争的破坏，农业生产大减，春季粮荒严重，几十万群众缺粮，部队供粮也远远不够，靠山西太岳地区运粮支援、调剂，但运输困难，远水难救近火。同时由于农业减产，牲畜饲草严重缺乏，影响了春耕。财政、金融由于生产遭受破坏，贸易停顿，而战争开支和救灾费用庞大更趋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政府决定把恢复老区经济，发展新区经济，加强西北与华北兄弟区经济联系，精简节约，严密制度以支援解放战争和救济饥饿中的灾民作为最基本的任务。在经济工作方面，首先抓生产救灾，积极推动春耕生产，推行各种奖励与扶助生产的政策，并帮助民间手工业和副业的发展。其次，恢复和加强贸易工作，向国民党政府统治区换回军民必需物资，并通过吸引国统区商人到边区收购土特产，免征私营工商营业税半年到一年以及开展随军贸易等措施，搞活流通。在抓紧完成土改任务方面，认真贯彻政策，纠正“左”的错误，帮助私营工商业复业和发展。此外还在若干地区坚持合作事业的正确方针，使合作社健康发展，为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经过艰苦和细致深入的工作，1948年边区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农业方面：耕地面积恢复了90%以上，粮食产量达战前70%，耕畜恢复了80%，羊只恢复了60%，棉花产量恢复了50%左右。工业方面：肥皂、火柴、农具、造纸、柴油、炼铁等工业都有了较大的恢复。民间手工业方面：纺织布匹产量恢复了60%，煤、皮毛等恢复了50%左右。由于边区经济的恢复，基本上保证了前后方粮食经费等方面的供给，渡过了财政上的难关。同时，在华北其它解放区的援助下，基本上渡过了严重的灾荒，拯救了灾民。这一期间金融物价情况也都好转。边区物价仅上升一倍，而国民党统治区物价却上升了1400余倍。
    四、边区自卫战争胜利后的经济情况
    进入1949年，边区政治经济环境越加趋于有利。一是陕甘宁边区不仅与晋绥地区统一为西北解放区，而且与其它解放区连成一片，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可以相互交流，改变了长期以来边区被封锁的局面。二是陕甘宁(晋绥)边区已经完成了土改，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三是由于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解放区不断扩大，边区中的老区，其政治环境日益稳定。1949年2月西北财经委员会召开西北财经会议，检讨总结1948年工作，明确了1949年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认为，1948年西北财经工作从主要方面来说，基本上是有成绩的，但是还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政策不达，组织不强，制度不严和计算不精”。政策不达就是党的财经政策在执行中还经常发生偏差；组织不强就是财经部门组织机构不健全，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与工作的需要；制度不严就是财经方面所规定的若干制度，不能严格地贯彻执行，引起了一些混乱和浪费现象；计算不精，就是财经部门业务中有关业务及政策所必须依据的数字计算不精确，这样就会发生以感觉代替政策，从而产生朝令夕改的现象。会议认真讨论了财经工作的政策，强调要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和条件出发来统一思想，明确政策。会议指出，边区财经的基本特点和新的条件：第一，边区本身所处的经济环境基本上是分散的、个体的、落后的和私有的农村经济，因此，边区本身仍应以发展农业为主要方针。第二，边区仍然处于紧张的战争时期，战争的需要与边区财经可能提供的经济矛盾很大，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公营工业中的军需工业；公营贸易要将支持军需作为重点。第三，边区和全国解放区的经济与财政开始进入统一的局面，过去被分隔、被封锁的自给自足的环境有了变化。因此，在生产部署上要由小圈子过渡到大圈子，与其它解放区相互配合，财政金融要由过去自筹自给自行决定货币发行过渡到全国解放区统筹安排。第四，边区在接管若干较大的城市的工业和交通设备后，将从单纯的农村进入较大的城市和工业的环境，工作的重点将由农村转到城市。根据上述特点，会议确定了1949年边区财经工作的六条任务与方针。会议提出，在农业方面，要大力推动劳动互助及合作运动，作为土改后组织农民提高生产水平的基本措施。但在推行这个运动中必须谨慎地、有条件、有步骤地根据农民觉悟及其实际条件逐渐地组织开展；要认真贯彻土改后党的各项农村政策，保障农民的地权、财权，特别是要允许自由买卖、典当土地，允许雇佣劳动力、私人借贷、贸易、租佃关系的存在。在财政负担上要贯彻合理负担政策和税收政策，奖励和保护勤劳致富。各公营经济机构都要把联系与扶助劳动互助组织及合作社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发展商业供销合作，发放农业贷款，促进农民组织起来。
    会议研究了加强贸易与建立工商管理工作以及加强金融工作的政策与任务。确定贸易工作必须准备以城市为重心，担负起沟通城乡、组织工农业生产而达到互助互利的责任，以求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稳定金融，保障军民的供给。在工作中要以合作经济为桥梁，组织领导私人经济，反对公营贸易孤军作战，包办代替。对私营经济要保护一切正当的工商业，同时限制、打击并取缔一切投机违法商业行为。要加强对工商群众团体的领导，在劳资两利的方针下，解决劳资关系，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