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全面贯彻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充分调动了各阶级、各阶层抗日救国的积极性，大家在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建设边区、支援抗日而艰苦奋斗并取得伟大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统一战线工作是成功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从实践到理论上都达到了成熟的阶段。重温这段历史，总结其丰富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抗日统一战线最主要的形式是建立参议会民主制度和三三制政权。这是各党各派人士的统一战线的政权。在政府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1／3，其他抗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占2／3。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其在抗日政权之下有存在和活动之权。这样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就有了组织的保证，就有利于团结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各党各派共同进行抗战。
　　除了以三三制政权作为统一战线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又决定了陕甘宁边区的统战工作必须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进行，才能使各方面有力地配合，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壮大。
　　一、争取国民党中上层爱国人士的合作抗日
　　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立足于人民，但并不轻视、否定上层人士的决策及在很大程度上的决定作用。1936年前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国民党政军界有抗日要求、倾向或有爱国思想的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指出只有抗日才有前途的历史趋势，以争取他们。仅1936年至1938年，就曾多次给高桂滋、杨虎城、邓宝珊、冯玉祥、宋哲元、傅作义、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写信，内容皆以抗日为中心。1936年，毛泽东给国民党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写信，首先对高赞成抗日的态度予以赞赏。接着，分析了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急关头，表明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一心抗日的态度。又接着划开了民族革命和汉奸卖国贼的界限。信中对高桂滋“与红军为敌，谅出于卖国贼首蒋介石之驱迫”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表示了谅解，并愿在抗日的前提下前事消忘，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者、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怀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愿望。这封信最后还对西北广大军民寄予了希望：“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阁下曷尽力图之乎?”“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①这封信对坚定高桂滋率部奔赴山西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致杨虎城将军信中写道：“先生同意联合抗日，感情可感。9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的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之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②在此之前毛泽东还给杜斌丞、邓宝珊等人写了信，均提出联合大西北，实行抗日一体的主张。这些信对杨虎城认清形势，坚定联共抗日的决心影响极大。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又致信傅作义将军，信中对傅孤军坚持涿州城3个月的爱国行为极表敬佩：“涿州之战，久耳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③同年12月5日毛泽东给冯玉祥将军信中写道：“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这些词恳情切、言简意明的信，令人深为感动。
　　为了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还欢迎、邀请知名人士到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以便加深了解，沟通感情。1939年5月6日，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从西安转抵延安。当日，八路军留守处、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欢迎晚会。晚会由莫文骅主持，高岗致词，对邓将军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及与八路军互不侵犯的行动给以高度评价。邓宝珊在延安期间，毛泽东、朱德等与邓宝珊将军多次亲切长淡。1945年7月1日，著名人士、国民党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6人应邀由重庆飞抵延安参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邓颖超、秦邦宪、叶剑英等党政领导前往延安机场迎接，并共进午餐。次日，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晚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出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致欢迎词。黄炎培、左舜生先后讲话，表示赞成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主、团结的正确主张，表示愿意同心同德、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反对内战，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褚辅成、黄炎培等6人在延安各处参观，边区欣欣向荣、团结一致的革命景象和广大群众健康明快的精神文明给他们留下了很深印象。当他们离延安返渝时，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亲到机场送行，给他们很高礼遇。褚、黄等人返回重庆后，曾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见闻，对陕甘宁边区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二、组织各种社团，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社会人士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爱国的知识分子大批涌向延安。组织各种社会团体，特别是文化艺术、学术团体，对于广大知识分子在抗日救国的共同思想基础上通过政治活动或文艺、学术活动交流思想、切磋学问，提高抗日热情和建设边区，非常有益。
　　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极其广泛。其中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文学家、艺术家、体育工作者、教员、医生等等。各个方面，人才济济。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延安各种文化、艺术团体像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按照各自的专业、兴趣和特长，先后组织了近40个学术、艺术团体。计有新诗歌会、鲁迅研究会、新教育学会、新哲学学会、自然科学研究会、中华护士学会延安分会、延安国医学会、记者协会、中国青年新闻者协会延安分会，等等。这些学术、艺术团体定期举行集会，或就抗日时局进行讨论，或召开年会，进行专业性的研究讨论，以促进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艺、科学的发展。如1940年6月6日成立的国医研究会，其宗旨就是团结边区的国医人员，提高其为抗日战争、边区服务的思想，提高医德医术。大会决定举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国医小丛书、刊物等。这对促进边区医学水平，增强人民体质起了很好作用。
　　为更广泛地团结各阶层人士，边区还先后成立了30多个群众团体。早在1936年1月19日成立于“西北抗日反蒋同盟”。2月16日又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大会号召联合一切抗日反帝力量，在抗日救亡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纲领。这些全面抗战前夕成立的群众性政治团体，对于推动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起到方面军的作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中共中央、边区政府的支持下，群众性政治团体一个接一个地成立，广泛地团结各方面群众。如西北抗日救国会、延安各界妇女联合会。这些群众团体常常在国内外重大事件或重要节日发表宣言、函电，或举行集会。如1941年9月6日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和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给西欧沦陷于法西斯铁蹄下的国家的青年发出慰问函电，对他们的英勇斗争表示支持。这有助于中华民族的青年一代与世界进步青年的相互支援和感情的交流。1941年10月4日，在延安还成立了“延安黄埔同学分会”，使在延安的黄埔校友的团结合作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加强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朱德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勉励大家继承黄埔军校反帝、反封建精神，提高觉悟提高军事技术，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作用。
　　由于组织多种学术团体和政治团体，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有提高理论、发表意见、交流思想，促进感情的机会与场合，使他们心情舒畅、信心百倍地团结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周围，为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纪念传统节日，尊重各族人民风俗习惯，加强感情交流
　　为了强化中华民族意识，促进各族人民团结，边区政府充分利用各种节日，组织必要的活动。如“三八”、“五一”、“五四”、“七七”、“一二九”、“双十节”、“三一二”、“双十二”等。1937年三八妇女节，延安召开声势浩大的妇女节大会，到会的约有四五千人，朱德等到会祝贺。大会号召边区妇女团结起来，为争取全面抗日而奋斗。1938年7月7日，延安举行了抗战1周年纪念大会。张闻天在大会上讲话，鼓励边区军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艰苦奋战，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而斗争。1938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纪念日，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延安召开了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暨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洛甫、成仿吾、肖劲光等参加了大会。国民党西安行营亦派代表参加大会。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致悼词。高度评价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业绩，表达对中山先生的仰慕与缅怀。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继承中山遗忘，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这些活动对于团结不同信仰的人士，消除疑虑，团结、动员民众，壮大抗日力量都是十分有利的。
　　千百年来，我国各族人民有着不少传统的节日和各自的风俗习惯。陕甘边区政府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团结各族人民。
　　1937年4月5日，国共两党在中部县(今黄陵县)举行了公祭黄帝陵大典。这是炎黄子孙的一次重要祭祖活动。由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张继主祭，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陪祭，陕西省主席孙蔚如等也参加致祭典礼。林伯渠代表毛泽东、朱德等党政军各界宣读经毛泽东亲笔修改过的祭文，郑重宣告：“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矢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久失勿谖。”简短铿锵的语句，表达了一宗之祖，一脉之传，华夏后裔，同根同源，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共同心声。
　　1939年6月21日，延安各界人士举行元太祖成吉思汗灵榇从伊金霍洛南移甘肃暂厝，途经延安的盛大祭典。这一天各族各界1万多人在延安三十里铺迎送，设灵堂祭祀。灵堂正中挂有“世界巨人”横额，两旁挂有“蒙汉两大民族更亲密的团结起来”，“继承成吉思汗精神坚持抗战到底”的条幅。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主祭，滕代远，高自立、王若飞等陪祭。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宣读了祭文。祭文中盛赞“元朝太祖，世界英杰，今日郊迎，河山生色”，及“日寇逞兵、为祸中国，不分蒙汉，如出一辙”等语，指出蒙汉两族，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蹂躏，必须“真正团结、唯敌是挝”。这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的主张和决心，增强汉蒙等各族人民团结影响很大。1940年7月4日在延安还建立于成吉思汗纪念堂。堂内有成吉思汗塑像，有蒙古文化陈列馆。在祭祀时，蒙古人民常常表示出对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感激心情，决心要继承祖先抗御强敌的优良传统，与全国人民一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1943年7月31日蒙古人民的革命英雄、边区政府委员那素滴勒盖病逝。为了表达中国共产党和边区军民对这位抗日爱国的民族英雄的哀悼和崇敬，8月8日，在延安由边区政府主持，按照蒙古习俗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书记处和西北局赠送挽词。西北局书记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出席并致词，对于他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所作的不懈努力和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深厚感情给以高度评价。8月9日，贾拓夫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那素滴勒盖与蒙古民族解放道路》悼念文章，称赞那素先生“代表了蒙古民族的觉醒，是蒙古民族解放的旗帜。同时还在成吉思汗堂内设立那素委员纪念堂，供群众参观、进行悼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加强了各族人民的友好团结，沟通了民族感情。使兄弟民族真正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才有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这也是对于妄图破坏抗日的民族分裂分子的阴谋活动的有力抵制。
　　陕甘宁边区回族占有一定的比例。对回族人民风俗习惯的尊重，直接关系到回、汉两族的交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对于防止敌人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摩擦，捣乱破坏，稳定边区内部是极为重要的。清真寺是回族人民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进行民族、宗教文化教育的中心。1940年10月7日，坐落在延安桃花岭的清真寺竣工，举行了落成典礼。朱德、高自立、曹力如、谢觉哉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亲笔题写“清真寺”3个大字。陕甘宁边区政府贺匾为“众志成城”。清真寺是边区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专款修建的。以后又陆续改建、新建了十几座清真寺，这都是深得人心的。
　　四、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一切反法西斯斗争
　　在陕甘宁边区和边区附近地区，有一些哥老会等民间组织。他们人数不多，但与贫苦群众及社会有关方面有广泛的联系，这些组织的首脑人物对当地影响较大。为调动一切抗日因素，1936年7月15日，由毛泽东署名发布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哥老会宣言》，宣言肯定了哥老会历史上反对豪强、扶助贫弱精神；宣传苏维埃政府允许哥老会的合法存在与公开活动；要求哥老会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与苏维埃政府联合行动，共赴国难。8月26日，边区政府又在河连湾召集边区及边区附近的哥老会大爷开会，与会者对日本帝国灭亡中国的野心与侵略行为表示极大愤慨，哥老会首脑人物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
　　在边区还成立有白军工作委员会，专门研究如何争取国民党军队中下级士兵将枪口对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阴谋，推动上层走向抗战的战斗行列。
　　此外，还通过发文告、通电向边区内外、国内外宣传中国共产党支持一切反法西斯斗争，关怀一切被侵略者的命运的立场。1939年8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沉痛哀悼平江惨案被杀的涂振坤、罗梓铭、吴贺众、丁思林等烈士，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捐洋350元，并致电慰问香港进行反对汪精卫而罢工的《南华》、《天演》、《自由》三家报馆的工人。10月15日边区总工会发起5分钱捐献运动，以支援上述罢工工人。延安《新中华报》的工作人员自愿捐献10月份津贴以资关怀。体现了边区和香港工人抗日一家、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极大地鼓舞了斗争中的香港工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应。
　　1943年是我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屠杀与疯狂扫荡给沦陷区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10月10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表了《告沦陷区同胞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全国人民正在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表明“第十八集团军是你们的军队，抗日根据地是你们的家乡，根据地人民是你们的亲兄弟亲骨肉”，“将永远和你们同生死共患难，永远和你们在北中国的领土上并肩作战，保卫祖国和驱逐侵略者”。这封告同胞书使沦陷区人民感到他们的战斗不是孤立的，全体边区人民及一切抗日军队是他们的坚强后盾，从而树立斗争的信心，在极险恶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以粉碎敌人灭绝民族意识，灭绝中华民族的阴谋。
　　五、其他有助于扩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措施
　　为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抗日力量，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利用一切形式，抓紧一切可以奏效的时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一是经常召开座谈会，倾听有关意见，宣传党的方针。1944年8月17日，边区政府设宴热情招待延属分区邀请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的全体人员。大家在会上就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边区的工作发表了坦率而中肯的意见。《解放日报》为此还发表了《党外人士座谈会》的社论，肯定座谈会是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一种良好形式，使党的忠实朋友有机会公开地毫无保留地把意见都讲出来，使党和政府能集思广益，发扬成绩，改正缺点，把工作搞得更好。通过座谈会可以使党外人士更切实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诚意，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救国尽自己的力量。同年11月7日，边区政府民政厅还召开宗教座谈会。文教大会的宗教代表和延安附近的天主教、基督教等代表20多人应邀参加。会上就如何团结宗教界人士、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改革宗教活动中的迷信活动和陋习，以及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批评或建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宗教界代表诚挚地感谢边区政府保护信教自由，不干涉正当的宗教活动的政策，表示要使宗教工作更好地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
　　二是举行规模不等、内容多样的欢迎会、会餐会、恳谈会。参加者有来边区参观的有关人士，有边区的劳动模范、文化教育战线的代表、学生代表等等。通过在融洽气氛中的思想交流，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有助于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是对于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爱国知名人士给予应有的评价和尊敬。这些爱国知名人士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对他们的欢迎、悼念、仰慕将牵动很多人的思想感情，使大家体会到只要你为中华民族作了好事，人民和党就会尊敬你。使大家在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如1940年5月31日，延安举行5000余人的欢迎仪式，热烈欢迎南洋华侨抗战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吴玉章、高自立、肖劲光、曹力如等出席欢迎。6月7日，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出席。这对于鼓舞边区华侨人士的革命热情，团结海内外华侨抗日救国起到了促进作用。1941年，延安华侨联合会决定尽快成立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得到了华侨的普遍赞成。又如1944年7月24日，深受国内外敬慕的进步人士邹韬奋病逝于上海。对他的评价和悼念活动与统一战线工作息息相关。9月23日，中共中央电唁邹韬奋先生家属，宣布追认邹先生为中共党员，接受他临终时骨灰移葬延安的要求。11月22日延安各界人士2000余人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给以极高评价。
　　由于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统一战线工作，使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不断得到贯彻落实，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壮大。它吸引着全国各地大批爱国人士，尤其是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不怕险阻，冲破重重封锁，来到抗日革命圣地延安。仅1938年5月至8月3个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送往延安的就有2288人。这些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经过边区这所马列主义大学校的培养，造就成抗日建国的生力军，成为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即将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形势下，曾经及时地指出：一定要适应情况，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用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军万马，包括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和有利时机，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在学习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快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发扬党的光荣传统，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吸取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丰富经验，把全国各党派、各民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实现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上来，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注 释：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②同上书，第38页。
　　③同上书，第43页。
　　④同上书，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