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前，国共两党实行了比较密切的政治和军事合作，使全国形成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抗日战争因此而具有中华民族斗争史上空前广大的规模和无比深厚的力量。
　　一、友好的政治合作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制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7月9日，红军高级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等致电国民政府，表示红军愿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作抗日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月下旬至9月中下旬，国共两党就两党关系和红军改编等问题进行了3次重要谈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后，两党在政治上的关系有了重大改善。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团结、进步的原则下，以开诚合作的态度，努力帮助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战；并要求自己的党员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和统一战线的纲领，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发表了《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一方面高度评价国共合作“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同时又提出，国共两党“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应该把它巩固起来，实行一个共同纲领。”要求国民党“应该改变政治的制度和军队的制度。”①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派李克农、钱之光、李涛、边章五、廖似光等许多干部到武汉工作，并在国统区南京、太原、兰州、新疆、武汗、桂林、重庆等地先后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开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武汉，继续同蒋介石国民党就两党关系、团结抗战有关事宜进行会商。25日，《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提出：“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②周恩来在武汉期间，还积极向国民党其他派系的代表人物以及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他十分重视与国民党上层政界人士的交往，与陈诚、邵力子、张治中等人有较多的接触，与冯玉祥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中共代表团的军事组，除向来访的国民党军事人员宣传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帮助他们振奋抗战精神外，还常到国民党的军训班中去讲课，宣传游击战争的作用。1938年3月，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议，为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应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为加强政府与民众间的互助，应迅速建立能包括各抗日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参加的，能有商量和计划内政外交权力的民意机关；为真正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达到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的目的，应组织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职业联合体。中共中央还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加强全国团结，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八项意见。1938年4月，国民党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路过延安时，中国共产党给以隆重热情的欢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卫立煌。卫立煌称赞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他在给抗大师生的讲话中表示：“今后我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决不退过黄河，反对投降妥协，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收复一切失地。”③1938年5月一天，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路过延安，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派人请邓住陕甘宁边区交际处。次日上午，毛泽东、肖劲光等前往看望并宴请邓宝珊一行；有一次邓宝珊路经延安时得病，毛泽东不仅让有关人员看护，还亲自请李鼎铭诊治，并送邓一件狐皮大衣。与邓宝珊建立了抵抗日寇侵犯的亲密合作关系。1938年7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向白崇禧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这篇重要著作的基本精神，希望国民党能够采纳。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真心帮助，还表现在帮助国民党训练抗日军政干部取得显著成绩。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办起了各种类型的训练班，爱国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学习。在湖北，董必武通过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长石瑛，派陶铸在应城汤池办起了农村合作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抗日青年干部。在河南，中共河南省委通过著名的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范文澜等创办了抗敌工作训练班。
　　这一时期，国民党也同共产党进行了有益的合作。1938年1月，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新华日报》写了报头，国民党党政要员邵力子、孔祥熙、张治中、冯玉祥等亦题词祝贺。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蒋介石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副部长。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规定以三民主义为抗战行动及建国最高准绳；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改善政治机构以适合战时需要，严惩贪官污吏并组织国民参政机关；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战时教育，训练青年、妇女及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为抗战服务。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了恢复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26人国民党党籍的决定。7月，首届国民参政会正式召开，邀请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7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加会议。中共参政员除毛泽东请假外均出席了大会，并提出了广泛发动民众，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的具体建议和提案。同月，当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内容更详细地介绍给白崇禧后，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向蒋介石转述，蒋介石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按自己的理解，把《论持久战》的精神解释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11月，从武汉搬到湖南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在长沙和南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应邀出席。会议决定由国共两党合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各战区培训骨干，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被任命为负责人之一。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派出的白崇禧、汤恩伯、陈大庆等共同主持班务，叶剑英等共产党人讲授游击原理、游击战略、游击战术、游击政工等，中国共产党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开展了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抗日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著名的有山西的牺盟会、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青年救国会，还有各地抗敌后援会、抗敌服务团等。
　　二、团结战斗的军事合作
　　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后，两党在抗战初期进行了密切的军事合作。国共两个战场形成了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关系。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3个师，共3万多人。10月2日，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下辖4支支队，共1万多人。
　　1937年8月底9月初，在朱德、彭德怀的率领下，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先后出动到山西抗日前线。周恩来赴前线会晤阎锡山、傅作义、卫立煌等国民党将领，同他们协商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配合原则、指挥关系和补充计划等事宜。这时，侵华日军正以14万人的兵力和强大武器向太原进攻。为了挽回晋北局势，阎锡山准备在平型关与日军会战，希望八路军与之配合。周恩来、彭德怀与阎锡山研究了平型关战役计划，确定国民党第六集团军在平型关正面一线抗击日寇的猛烈进攻，八路军一一五师向进攻平型关之日军侧后攻击。9月24日，一一五师利用平型关附近的有利地形，在平型关以东设伏。当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进入伏击圈后，一一五师抓住战机，给敌军以歼灭性打击。经一昼夜激战，消灭敌人1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取得了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这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官兵英勇作战、顽强拼搏而取得的，也与担任平型关正面作战的国民党第六集团军的配合是分不开的。
　　平型关战役后，日军集结约5个师团的兵力向忻口进犯。阎锡山、卫立煌等国民党将领决心对日军进行有效的抵抗，周恩来经中共中央同意，携带电台和阎锡山一同行动，以便协调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周恩来与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傅作义商定，参加忻口战役的国共部队统一部署，朱德任右集团指挥。10月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和彭德怀并转告前线各师指挥员，要求他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指挥的部队，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这时八路军一二九师也开进晋东南。忻口战役打响后，担任正面防御的国民党第十四集团军在卫立煌指挥下，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郝梦龄军长和刘家棋师长壮烈殉国。为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朱德指挥八路军主力向敌后挺进，在日军背后和侧翼开展游击战。一二九师一部沿正太线附近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国民党守军巩固后方，打击敌人；另一部奇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烧毁敌机24架，打破了日军的空袭计划。一二九师几度占领日军后方的运输咽喉雁门关，在雁门关至大同间烧毁日军弹药数十车，切断了日军进攻部队的给养和弹药的供应。一一五师也连克察南冀西数城，截断了忻口日军的另一条后路。10月中旬，忻口阻击战处于白热化时，一一五师骑兵打开了曲阳城，消灭了进占曲阳的日军一个中队，捣毁了一个兵站，有力地配合了忻口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在国共两党军队的密切配合下，忻口战役阻击敌军23天，毙伤日军官兵5万余人，是华北抗战以来最激烈的战役。1938年2月，在韩信岭战役中，朱德、彭德怀率领八路军并指挥国民党部队5个军突出重围，粉碎了日军对晋南的9路围攻。八路军1个连顶住2000多日军的疯狂进攻，掩护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安全脱离险境。
　　1938年3、4月间的台儿庄战役，歼敌两个精税师团主力的胜利，是国民党参战官兵拼死决斗的结果，也是国共两党军事上密切合作的一个范例。3月初，国民党军副参谋长白崇禧奉命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前，特征求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关于徐州会战中对日作战的指导方针。周恩来向白崇禧建议说：“在津浦线南段，已令新四军张云逸率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这个建议备加赞赏，他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基本上按照周恩来提出的方针指导作战。台儿庄战役激烈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南北两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给以积极的配合。在南线，张云逸指挥新四军第四纵队进军淮南地区，打击日军，配合国民党阻止南线日军北上支援台儿庄；在北线，山东的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破袭鲁南的公路和铁路，发动矿工起义，不断袭击日军，从而牵制住了可南下徐州的山东日军，切断了鲁南日军的后路，使得日军饷弹俱缺，十几辆坦克因无油而不能开动。华北的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为配合台儿庄战役，在铁路和公路干线上展开破击战、伏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打击和牵制敌人。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晋东南打破日军9路围攻，歼敌4000余人，迫使日军由同浦路东调兵力援助徐州发生很大困难。一二九师还破袭平汉路、津浦路，消灭盘踞在河北的伪军崔培德等部5000余人。
　　国共两党在抗战初期的军事合作，不仅表现在战役上的协同作战，更重要的还是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的相互配合。
　　国共合作建立之后，两党的军队是由各自分别指挥的。日本侵略者为了迅速灭亡中国，在军事战略上采取大范围外线的速决的战略进攻，并将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国民党军队被迫在正面抗击日寇。这就使中国的抗日战场自然形成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抗击日寇的战场和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辟的敌后游击战场。
　　国民党正面战场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毙伤日军44.7万余人，毁灭日军飞机780多架、船艇100多艘，打乱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狂妄计划。同时，国民党战场牵制了日军的绝大部分力量，为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国民党战场对共产党敌后战场的战略配合作用。他在1939年1月写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指出：“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援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援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这样大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对国民党战场最大的支持和配合，就是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取得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后，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保卫忻口和太原的战斗，在日军前进的侧翼和后方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太原失陷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迅速进入华北敌后的广大农村地区。一一五师一部以五台山为中心，一二〇师以云中山和吕梁山为中心，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中心，动员和组织迫切要求抗日的广大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摧毁正在拼凑的伪政权，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起晋察冀根据地、晋西北根据地、晋东南根据地。1938年4月，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以山区根据地为依托，实行大幅度分兵，向平原及广大敌后地区发展，晋察冀军区派出支队向平西、平北、冀东平原挺进，并巩固和发展了冀中平原根据地；一二〇师派出支队，向绥远挺进，开辟了大青山根据地，使晋西北根据地发展为晋绥根据地；一二九师分兵进入冀西、冀南、豫北、冀鲁边平原地区，使晋东南根据地扩大为晋豫根据地。1937年底到1939年春，鲁中和胶东等地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抗日起义，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起山东抗日根据地，成为联系华北与华东两大战场的枢纽。在南方，新四军各部相继向敌后挺进，在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江南部队进军苏南，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江北部队东进皖中，初步开辟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同敌人作战大小1500多次，部队发展到15万多人；新四军也发展到2.5万多人；敌后根据地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能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首先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英勇善战的结果，也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牵制日军主力是密不可分的。日军集结重兵于徐州、武汉会战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抓住战机挺进敌后，将日军的后方变为前方，牵制了大量日军，使日军不能全力集中于徐州、武汉会战，这就大大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国民党史书中也承认，由于“发动全面游击与反击，战火遍及晋绥两省，牵制日军约达4个师团之兵力，并使平汉路方面之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对徐州会战及尔后之武汉会战协力甚大。”
　　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两党还共同建立抗日武装。在山西，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合作，在薄一波等的具体指导下，建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分别在晋西、晋西北、晋西南等地进行抗日活动，配合八路军作战；在湖北，陶铸通过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的石瑛、李范一与第五战区联系，于1938年12月成立以石毓灵、李范一为首的13县鄂豫边抗日工作委员会，建立了各种群众抗日组织，成立了两支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在鄂东，方毅、刘西尧等与国民党廖磊合作，建立了鄂东抗日挺进队，后编为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这支抗日武装在抗日斗争中不断壮大，后来成为新四军第五师的组成部分；在豫南，中共河南省委争取团结信阳县县长李德纯，成立了抗日武装信阳挺进队，李任司令，共产党员朱大鹏任副司令。这支武装，经过艰苦斗争，开辟了以四望山为中心的豫南抗日根据地。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形成的全民族抗战中，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占据重要的地位。抗战初期的抗日救亡运动，包括了国内的各个阶级和价层，具有特别广泛的群众性和民族性。平津、淞沪抗战中，当地的工人和学生将大批铁轨、枕木、钢板、麻袋运往前线构筑防御工事，战地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出民工，冒着生命危险为军队送饭、送情报、抬伤员、运送弹药物资。上海抗战中，女童子杨惠敏冒着炮火只身奋力游过苏州河，向孤军奋战的守军献上一面国旗，鼓舞军队抗日的士气；上海市500多个群众团体联合组成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宋庆龄和何香凝组织了妇女抗战团体。各界群众团体派出代表到前线慰劳，并组织宣传队、募捐团、看护队、战地服务团等，进行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武汉的抗日救亡运动极为热烈，武汉青年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发起青年参战运动，派出大批团员参加游击战和民众动员工作。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海外华侨热情捐款，支援祖国抗战。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文艺界特别活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号召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这一号召，积极投身于抗日洪流中，创作出大量表现抗日的诗歌、戏剧、报告、文学、漫画、电影等文艺作品。著名抗日歌曲《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欧》、《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等风行于前、后方，流传于军民中，唤起子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了全国军民保卫祖国，誓死抗战的斗志。
　　三、抗战初期国共密切合作的启示
　　抗战初期国共较为密切的合作，不仅在当时迅速开创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而且在国共两党的关系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一)寻找共同的目标。民族解放的旗帜高于一切，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较为密切合作的根本条件。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全面的疯狂进攻，表明中华民族已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在此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军的侵略。蒋介石也于7月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宣布：“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正是抗日这个共同点，促使国共两个原来敌对的党在抗战爆发后较快地实现了合作。
　　(二)相互让步。这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较好合作的必要前提。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不计恩怨，主动采取了“联蒋抗日”的政策，取消了武装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同意将工农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的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承认了国民党政府为全国的中央政府，蒋介石为全国抗战中的领袖；国民党也调整了对共产党的政策，承认中国共产党及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倘若没有国共两党的相互让步，就不会实现二者的合作。
　　(三)两种制度并存。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统治着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域，拥有几百万军队。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国民党及其政府虽然奋起抵抗，但它抗战的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国统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未也不可能得到改变。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控制全国少数地区，但它已是一个大党，拥有一支独立的高质量军队，它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因此，在国共合作抗日中，两党既互相合作又相互独立，保持着两种制度并存的局面。
　　回顾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密切合作的历史，我们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充满信心。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历史赋予国共两党的伟大使命，也是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纽带。国共两党都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国家和民族的分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英明决策，允许台湾享有比香港、澳门更大的自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必将实现。
　　(作者单位：延安革命纪念馆)
　　注 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页。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08页。
　　③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