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
阎宝航
我去见被扣留后的张学良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第三天，我接到宋子文的通知，约我到北极阁他的公馆一谈(张学良刚至南京时被扣在此)。我怀着对张学良的生命安全的焦虑心情，立刻前往。到达时，宋子文已在大客厅相候，见面就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时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又说：“我已经从上海包妥一架专机，明天你就动身。”这个似从天外飞来的任务，使我当时惊讶而又欣喜，我表示接受后说：“我可以和张副司令见面谈谈吧？”“是的，副司令就在小客厅等着你呢。”宋子文边答应边带路。我转进小会客厅时，张学良已在候我，大事当前，无暇寒暄。当我提及宋子文叫我去西安一事，他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我问道：“宋子文说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沉默一会儿，他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我也沉默了。但是到底有什么把握呢?我沉默地注视着他，期待着他的答复，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我领会了。我说：“好罢，我去一趟吧。”张说：“你走以前，还要去和蒋夫人谈谈。”“是的，我就去。”我边辞去边答应着。
宋美龄和宋子文的“保证”
我离开北极阁，就去见宋美龄。她说：“阎先生，你辛苦一趟吧，这回事情险些闹出大乱子来，子文和我也跟着吃了苦头，告诉东北、西北军将领，副司令几天就回去，大家要安心，不要再闹出什么问题来。”又说：“见着杨虎城先生，说我问候他的老母亲，在西安时没得机会去看望她。”我答复一切照办之后，问道：“你和子文都说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可有什么保证吗？”“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她宣誓样地答复。“好了，那我就这样对东北、西北军将领传达罢”，说着我就告辞出来。
蒋介石背信弃义
次日晨，蒋介石的空军司令毛邦初偕同派去西安接收飞机的两个军人来到机场，毛把这两人向我介绍一番后即离去。当日飞抵西安，下榻西京招待所，立往新城。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无论新知旧交，大家相见甚欢。当我传达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来的消息，大家都喜出望外，欢欣踊跃。杨虎城看过张学良的信后表示，“这没问题，飞机给他们放回去。”
一九三七年的元旦，西安举行了阅兵典礼，我被邀参加。正在庆祝新年，欢腾鼓舞，准备迎接张副司令的时候，鲍文樾从南京飞来，气急败坏地报道，张副司令已受军法审判，从宋子文公馆迁往别处，任何人不准接见。蒋介石背信弃义的骗局揭开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顿时感到愤慨莫名，当场一致表示必须要求南京履行“诺言”，放回张学良将军，由东北军、西北军将领联名分函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戴笠、张继等，交我带回。
临行前夕，刘多荃师长邀我吃晚饭，在座的有孙铭九、应德田等，周恩来同志也来参加，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
在这次密商如何争取恢复张副司令的自由的谈话中，我郑重地复述了张学良的指示：“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要争取他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坚持团结到底。”我说了这句话之后，又向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多予指导帮助。”
何应钦企图继续内战
元月三日，我乘鲍文樾所坐的专机飞往南京，还有杨虎城应何应钦的要求而派去南京的李志刚、王芃生也搭同机去南京。
次日抵达南京，下榻中央饭店。探悉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戴笠等均已去沪，只有何应钦、张继两人在京。我同李志刚商定先去见何应钦。我们一就座，何应钦便问道：“西安情形怎样?”我答复：“很平静。”何应钦捏造说：听说挂红旗了?我说：“没有这样事。”“阎先生，你对西安事变善后有什么意见?”何又问道。这是出于我意料的一问。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的思想强烈地指导着我，“和平解决，不可打仗”，我严肃地回答。又说：“这次西安事变，张副司令、杨虎城将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是为了抗日，并不是为了争夺权利和地盘。而且，他们和共产党已经联合起来了，如果打仗，不论结局如何，总是抗日的损失。”何应钦忿然而起。大放厥词：“非打不可。”我插入一句：“还应加以考虑吧?”他说：“这有什么考虑的。”接着大骂张学良，“他抗日，我们不抗日，我们的抗日计划都被他破坏了。”这时我觉得谈不下去了，示意李志刚，一同辞出。
张继口中传出的“审判”
我从何应钦处气愤地走出来，同李志刚去看张继。一进屋，张继不等我们说什么就开了腔：“张学良劫持统帅，大逆不道，姑念他拥护中央不无功绩，国民政府将予特赦，交军事委员会管束。”从此，张学良将军失去了自由，东北军失去了领导，抗战力量受到损失。
蒋介石拒绝接见宋子文
形势的变化发展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必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以利于全国统一抗战的实现，二是如何保障张先生的生命安全，徐图恢复自由。由此两点出发，我决定去沪找宋子文和宋美龄商谈。我对李志刚说：“我今晚乘夜车去上海见宋子文去，你在这儿把未交到的信设法交到。”这时，何应钦公馆忽来电话请李志刚去，我心里一惊，觉得事机不密，恐生阻碍，不应该对李志刚说出我去沪的行动，不管怎样，由他去罢。
我抵沪后速赴宋子文公馆，很愤慨地对宋子文说：“事情变了，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坚决要求非放回张副司令不可，你们有什么办法呢?”宋默然无辞以对。我又把见何应钦的经过和谈话讲给他，并坚决表示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绝不可打仗。张学良将军的生命安全必须有所保障。宋表示赞同我的意见，并说：“你要去奉化和蒋先生谈谈。”接着宋转身又和宋美龄通过电话，回头说：“蒋夫人也同意你去奉化见委员长。”我表示：“我一个人去能有什么作用，你们对这件事负有道义的责任，不应推却不管。”宋说：“请李石老(李石曾)陪你去好吧。”他即刻用电话邀来了李石曾。李了解此行任务之后表示同意，并和我一样坚持要宋子文同去，宋乃首肯。我们三人马上驱车到虹桥飞机场，乘宋自用的飞机飞向奉化。
我深以张学良的生命安全为虑，在飞行途中向宋、李两人提出：向蒋建议先把张副司令接到奉化，一则以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之心，二则可能借助于张副司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宋、李均表示同意我的建议。
飞机在飞，我在沉思。西安方面如果能按照张的指示行事，坚持团结，张恢复自由仍有希望。其实，在西安方面和中央军两军初步对峙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日报》已经放出有必要时可让张副司令回西安去的空气。飞机徐徐下降打断了我的沉思。我们被接待在武陵中学。
午饭后，宋子文忽然对我说：“阎先生，你同李石老在这儿，我要回上海去，有必要时我再来。”“这是怎么回事？没见过委员长，你怎么就要回去呢?”我愕然地问道，李石曾从旁递过个眼色：“让他回去罢。”宋走后，李石曾对我说：“刚才公馆来电话，说蒋先生不见他。”
可以推想，宋子文自己对这件事尚有一点责任感，又鉴于西安方面坚决要求他履行“诺言”，见蒋时可能还要争论，至少这样做来敷衍搪塞一下，也算说得过去。而蒋介石决心扣张学良不放，拒绝接见宋子文是势所必然的。
蒋介石同意张学良到奉化
次日晨，李石曾来告诉我，昨天深夜，蒋接见了他，蒋表示愿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还谈了将接张副司令来奉化的意见。李最后说：“还有关于你的‘闲话’。当我问蒋先生知道不知道阎宝航先生也来了，他说知道。我又问：见不见他呢?他说，‘我身体不好，派布雷去见他罢。’当我起身告辞的时候，蒋又说了一句话，‘阎宝航怎么言语挑拨呢?’”
这段“闲话”的由来是这样：当我被骗作为“和平使者”在西安和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晤谈的时候，曾说：在蒋被扣时候，南京是“戏中有戏”，这是指何应钦阴谋企图蒋被杀死或用他们自己的飞机把蒋炸死，然后勾结日本来继续反共扩大内战。我揭穿何应钦的阴谋，这段话无疑地被李志刚所闻悉。我们到南京之后，在何应钦单独传见他的时候，他就把这段话作为表示效忠的情报了。继而我去沪偕同宋、李去奉化见蒋，何亦得知，于是，先发制人，迅电蒋以我进行挑拨为词，以防我口。而“戏中有戏”这一情节，蒋介石从宋美龄托先赴西安的端纳带给他的信里早已知道。因此，蒋对这个“言语挑拨”的闲话仅一提及，更不追究。
何应钦对我行动的监视，更有以下证明。
我从奉化返回上海后，又去见宋子文。宋很关心样地说：“你不要走动了，住在我这儿罢，有特务跟着你。”我说：“我不怕这个，我还要奔走，谢谢宋先生的好意。”这个跟踪我的特务无疑是何应钦所派的。从那个时候起，直到抗战胜利，何应钦不止数次公开威胁说我是共产党。莫德惠和万福麟两人曾为我向何应钦说项。莫德惠且以身家担保。而何冷笑地对他说：“你不懂得共产党和我们的斗争，你也不了解阎宝航的一切。”
张学良在雪窦寺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同刘尚清去奉化，我与刘尚清一同被准去见张学良。这时候张已被接到奉化，住在雪窦寺。时在二月初旬，山上积雪未消，寒气侵人，日色黯淡，一踏入雪窦寺，令人不禁有凄凉萧索之感。
刘尚清和张学良晤谈约半小时，退出后，我被引进一间小屋里。屋里升着火炉，而窗户则斜开一扇。和张相见之下，我不知话从何处说起，转念间，急欲把前此奔走经过作简要陈述。每入话题，张辄以手势急加阻止。示意窗外有人窃听。我最后说：“汉公，为国为家，还要保重身体，再见罢。”张微微点首，默不一言。
辞别下山，数十步外，回望张学良，犹伫立门前，目送我们离去，形影孤单，特务环伺。大敌当前，侵略未已，民族危机如此深重，张汉卿总已亲见内战之停止，而身仍系囹圄。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