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潼扣蒋
孙铭九
西安事变时，我任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奉命扣蒋介石。就记忆所及，将有关史实写下来，供参考，请指正。
蒋介石来西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再次来到了西安，住临潼华清池。在这之前，蒋曾在十月二十二日由南京飞西安，他在逛了两天华山后，就宣布大举“剿共”计划。张、杨均表示反对，但蒋仍坚持其反动主张。并在十月二十六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引起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和愤慨。这次，蒋介石来西安后，在华清池同张的争论，更为激烈。张学良请求蒋介石释放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等七人，蒋拒不答应。张说：“你这十年，就是袁世凯第二了。”蒋气急败坏地嚷道：“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说，只有你敢对我这样叨唠。”
此次蒋介石来西安，是为了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消灭共产党，同时解决西北问题，即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继续进行“剿共”，否则即调离陕、甘逐步消灭之。所以，这时的西安空气是非常紧张的。
张学良暗中准备扣蒋
蒋介石是非常顽固的，但张学良仍想劝他改变政策。十二月六日前后，张还抱着劝蒋回头的愿望，向他恳切陈词：叙述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唯一图存的道路；说明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自己亦可亲自上前线指挥；表示个人对蒋是忠心耿耿，因此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说话间，声泪俱下。但蒋介石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勃然大怒，严斥张幼稚无知，受共产党蛊惑，违背“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甚至是反革命。蒋拍案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由此张和蒋的矛盾更加激化。加上这时又接到王化一从武昌拍来的“华密”电报①，获悉蒋介石已内定将东北军调离陕西，南开福建，加以消灭。因此，为了联共抗日救国，为了洗刷不抵抗的罪责，为了东北军自身的前途，张学良必须破釜沉舟。
十二月九日，西安学生万余人，举行“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我们请示张学良派卫队营的士兵跟随学生队伍同行，张同意，我即命令王协一连长派该连的王振东排长率领士兵二十人跟随游行队伍。
张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乃亲自乘车赶到临潼道上的十里铺劝阻学生，对他们说：“同学们！你们站住，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爱国行动，我决不阻挠。我是当地负责长官，你们有话同我讲，我替你们解决。我张学良的爱国心情跟你们一样，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急迫。但现在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不然会发生流血事件。”学生们喊：“爱国就不怕牺牲！”张说：“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由我替你们转向委员长陈述。”张学良在群情激愤下激动地说：“同学们，相信我吧!我是国家负责军人，我决不欺骗你们，你们回去吧!”这时学生们喊道：“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张表示：“今天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是负责的。”张学良说的都是内心潜藏已久的话，记得在金家巷公馆吃饭时，他曾对吕正操和我以及秦诚至等人说过：“谁都有哲学，这个哲学，那个哲学，我有‘赌’的哲学，虽然输一次两次，但只要不散局，总有一次，我要把老本都捞回来的。”
学生们听到张学良的话，都很感动，觉得满意。天色已暗下来，队伍停留在凛烈的寒风中，经领队的布置，有的立即回城，有的当夜留在十里铺。我们派去保护学生的那二十名士兵，和他们一道住下。这二十名士兵后来参加了扣蒋的战斗。
九日晚间，张学良又一次在华清池与蒋介石争论。蒋当时怒气冲冲地对张说：“你是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呢，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有人侮辱领袖，你应当与他拼命。”张一直到深夜才愤愤而归，烦闷地对我说：“委员长太差劲了，竟要开枪杀死爱国的青年学生！”十日上午，我又要求到华清池察看一下周围的形势，又叫王协一连长亲自率领沈连峰排士兵三十人到十里铺去，会合王振东排长，加强力量，再向前进到灞桥，夜间不要撤回来，其用意是尽量缩短与华清池的距离。
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告诉我说，他已和杨虎城谈妥了，要我做好充分准备，并说：“你要听我的话，不要急。”根据张的指示，我即派商亚东(同昌)副营长率领张连长等约一连人再去灞桥，与王协一连长等会合，日落前到达宿营地。
下午六时许，我又命令卫队营营部王副官准备好足够两辆载重汽车的汽油。九时左右，我叫王副官速派车去灞桥待命，以供卫队营行动时使用。
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结果是，张负责临潼扣蒋，杨负责扣押蒋的军政大员和城内警戒。一切的准备工作都在积极紧张地进行着，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就要发生。十一日，白天张仍然照例去华清池见蒋，晚上和杨联名在新城大楼宴请蒋系军政大员。不料这时蒋介石打电话将张学良召去了，我请求随张同去华清池，张坚决不许。
“兵谏”前的最后动员
晚八时许，张学良才由临潼摆脱蒋介石出来，到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去做宴会的主人。十点左右，席终人散，他匆忙地回到金家巷公馆，当即叫我去。我到达会客厅时，已有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多荃、缪澂流、董英斌等人坐在那里。张见了我，当着众人的面对我指示说：“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小心！”没等我回答，张又郑重吩咐：“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我正待转身退出时，张回过头来，用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我说：“有把握！”他继续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又严肃地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我敬礼回答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
王以哲军长在旁边对我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出来，即去找白凤翔。
这天的晚间，东北军中除何柱国军长未找到外，其余高级将领均来到张的公馆。张在宣布“兵谏”计划时，用极沉痛的话对大家说：“我今天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反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就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子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我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张说完后，无人发言。只有于学忠一个人问：“第二步怎么办?”张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动员之后，张学良即带领大家一同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留下缪澂流在金家巷公馆坐镇。
我到开元寺白凤翔家，白迎我坐下后说：找刘桂五共同商量。我因张未对我说有刘桂五，即说：“我们俩商量决定后，由你转告他吧。”于是我们约定后半夜两点钟，在卫队营营部入口处(西安东城门楼下墙角的坡道转弯入口处)碰头，由白乘小汽车接我，然后一同去灞桥与卫队营队伍会合。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钟。
蒋介石被扣经过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二时整，我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上急驰而去。
两点半钟之前，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已将余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我与商、王说明情况后，即对官兵讲话，说明了任务。
在当时，我对政治是无深刻认识的，在理论上讲不出什么，只认为卫队营的官兵都是也应该是忠实于张学良将军的，因此我便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今天我们到华清池去，是为了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保护副司令的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当时群情激愤异常。
向战士动员之后，我请示白凤翔怎样行动，白叫我领卫队营先冲进去，他们随后跟进。当时卫队营大约有一百多人，两辆载重车共可乘五十人左右。蒋的侍卫住在院内的约有三十人左右，住在院外禹王庙附近的宪兵估计有四十人(以后知道有七十人)左右。我们是突然袭击，又是在夜间，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抢进去是有一定把握的。我即对白说：“好！我先领卫队营进去。”遂命王协一连长随我带人先乘汽车迅速冲进华清池，其余的由商亚东副营长率领随后跟进。具体的布置是：1.王连长带领三十人乘第一辆汽车，负责解除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装，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的岗哨缴械，尽可能不开枪，然后来协助我。2.由我带部分人直接寻找蒋的住处，进入房中请他出来，说是因为有叛兵闹事，副司令为着蒋委员长的安全，请其避开这里进城去。如不顺利，则用武力挟持出华清池，架到车上。3.由商亚东、张连长带人负责包围院外禹王庙的宪兵，并警戒华清池的周围。
当王协一的车冲到华清池大门外时，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阻拦。本来打算将车直接冲入院内，但门卫岗哨抢前阻止并开枪威胁。这时我的车也到了，只见大家一齐跳下车来，其中有一人(是个班长，叫王德胜)开枪把岗哨打倒。这时枪声大作，和喊声混成一团。蒋的侍卫们进行抵抗，黑夜中枪弹从各处的房子里射出来，以后又扩延到其他地方。这时王协一指挥队伍去解决蒋介石的卫兵，我就进入二门内(即上有“华清胜境”四个字的门)，直夺小桥，想从那儿过去，却被斜对面房中射出的密集子弹堵住，不得不改换方向，顺着飞虹桥下的假山小道沿左边直上。在寻找五间厅的时候，从侧房中射出的子弹很密，蒋的侍卫都是二十响连发手枪，我们只得匍匐前进。一个随从兵因为拉我，也被打伤了，但终于到了蒋的住房五间厅。可是，当我们进去时，蒋已不在了。我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便急令搜查周围各处，但仍不见踪影。我转身出来，此时天色渐明，王连长跑来报告说，贵妃池抵抗甚烈，可能委员长就在那里。于是我们赶到那里并高声喊话：“你们不要抵抗了，快点缴枪!如果委员长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我们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对方长时间无人答话，并连连射击。我们火了，喊道：“再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了，把你们全都炸死！”我继续喊：“你们把枪缴出来，我们保证委员长和你们的安全。”这样，对方才停止抵抗，把枪支扔了出来。经过搜查，发现蒋不在这里。
这时我焦急万分，找不到蒋可糟糕了，怎么回去见副司令呢?我同王协一又回到蒋的住房查看，在朦胧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忽然有一卫士跑来报告说：“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我想可能蒋就从那里跳过山墙逃到后山去了，急忙说：“我们赶快上山搜查！”并派人通知后续部队，一齐上山。
这时卫队营已全部到达了，满山上下到处都在搜索蒋介石的下落。
在搜查中，从后窑洞中抓到了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他已负伤。我问他：“委员长现在哪里?”钱认出是我，有气无力地答道：“不知道。孙营长，我确实是不知道呀！”当时他脸色苍白，惊慌失措地依靠在假山的石头旁。
我正要上山去，一个士兵跑来报告说：“副司令派刘师长来了，现在二门对面等你，叫你去。”在路上他又说：“蒋孝先从西安跑出来送信，在公路上被我们抓住了，后来把他枪毙了。”我即说：“该毙!这小子杀死的青年学生太多了！”
我来到二门外，在门外的小房间内看到刘多荃和白凤翔。一见面，刘便说：“副司令叫我来看看你。”白则说：“你是好样的。”我心焦，不愿多说话，我对刘说：“我们正在搜查委员长的下落。”他俩不再说什么，我也无心久留，遂转身出来。我从后山墙的小门迅速跑上山去，在半山腰看见被截获的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我问他：“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他半吞半吐地说不知道，我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他听了这话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我按着他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同时命一士兵将蒋孝镇押下山去。以后查知他是蒋介石的侄儿，当夜在蒋的卧室外值班守卫。他听到枪声后，急忙从床上把蒋介石拉起来，背着往后山墙门口跑，见门锁着，又推着蒋从墙上跳过去，逃到骊山上去了。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象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车中对话
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②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
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
“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
“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
我据理反驳。
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
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扣蒋的)，汽车时停时走，蒋眼睛向外看，不一会儿沉寂打破了他问我：“这是哪里的军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
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进入早已预备好的住室。
被扣后的蒋介石与张学良的首次见面
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
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
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
上午十时，我走出了新城大楼，直回东城门楼上卫队营营部，向卫队营的学生队简要地介绍了临潼扣蒋的情况。
蒋介石迁居
十二月十三日晚间十一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
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我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一点钟了。
次日(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色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出身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当日(十四日)，端纳飞到西安，他是宋美龄请他来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当天，就拍了电报给宋，说：“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生平从不负人，担保介公安全，勿念。”宋接电后请端纳于十三日由南京起飞，因气候不好，在洛阳停留一天，十四日才抵西安。端纳与张学良见面后，张告知一切经过情况，郑重声明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能够联共抗日，不打内战，还是拥护他的。并请端纳告知蒋，是为了他的安全，才请其搬到金家巷附近新房去住的。
蒋一见到端纳非常高兴，又从他口中证实张学良要他移居的真意，就同意迁居，于是随同端纳一起搬到了高桂滋公馆。
①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王化一由武昌打电报给张学良，说：何成浚秘密告知，他在洛阳时，在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拟好的电报稿，内容是调东北军到苏皖，然后调福建去，使之与共产党及杨虎城分离开，请副司令有所准备，等等(大意)。“华密”电报是张与王单独约定来往的电报密码本的称呼。——作者
②唐君尧系东北军一○五师的旅长。我后来知道他是张学良派来协同扣蒋的。——作者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