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二事变我的回忆
周光烈
西安事变前，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并兼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五十一军所辖部队，计三个师：一一三师李振唐部驻兰州附近；一一四师牟中珩和一一八师周光烈部，奉令渡河，向永登方面前进，任务是择险筑碉堵防红军。距永登约七八十里处，正在赶筑工事时，忽接兰州军部刘忠干参谋长电话，“着周、牟两师长，即刻回兰州，越快越好。现有张副司令的波音机，来兰州接军长和你们三位师长飞西安。蒋委员长在临潼，召见训话”等语。时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晚间。我与牟师长于次晨动身，当天赶到兰州。于六日下午，于军长和我们三个师长，飞抵西安。于军长和牟师长住西京招待所，我和李师长有家在西安，在家宿。并登记预约召见日期。
临潼谒蒋
于十二月十日午前，我和李、牟两师长赴金家巷张副司令公馆。我们是分别被接见的，当我晋见张副司令时，他引我到另外一室，中央摆一长桌，上铺有陕甘军用地图，他用红蓝铅笔指给我看，红军、东北军、陕军所在位置。后又指中央军所在位置，可说完全把东北军、陕军包成一圈。他对我说：“这不是‘剿共’，这简直是剿我，他(指蒋介石)一贯借‘剿共’来消灭杂牌。我这次决不下野，你们好好掌握队伍，即或到万不得已时，必有手令给于军长，你们都要听于军长的指挥，服从他的命令。你们现在即可去见委员长，不要乱说话。委员长向你们所说的话，要回来向我报告。”在当时，张副司令所讲的一番话，使我莫名其妙，简直摸不着头脑，亦不知何所指，如在雾中。我当时为表示亲近，特向张找话说：“外面的风声很不好，好象要发生什么事故似的。这样下去，不妥当，咬人的狗不露齿。”张答：“咬人的狗，连昂唧都不昂唧(东北土语，狗叫声)。”张紧跟着对我说：“你不用替我担心，到时候，我自有办法。你们就去见委员长吧！”话至此，我也就起立告辞。我约李、牟两师长，一块儿乘张公馆已备好的汽车，向临潼开去。见沿途有一○五师士兵荷枪放哨守卫，意在保护蒋之安全。在我们未到达临潼之前，张公馆早已电话通知蒋的侍从室，故我们一到达侍从室，立即召见。我们三人是一块接见的。蒋先开口询问我们各人家庭状况，后又问我们常看什么书，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常看《曾文正公家书》及《曾胡治兵语录》等书。蒋连连点头说：“很好，很好。”继又说：“攘外必先安内，内不安，怎能谈到攘外?三年后，我一定打日本，到那时候，你们一定要打回老家去。”谈话到此，他又连连点头说：“好吧！”意在请茶送客。我们也就立刻起立告辞。仍乘原车返张公馆，回报见蒋经过。张副司令认为满意，并对我们说：“你们马上要坐飞机回兰州，不要在西安逗留。”等语。从晨至午，所有经过，如装在闷葫芦里，究竟是怎么回事?不但我们不知道，连于军长也不知道。因我和李师长在西安有家，要求于军长让我们在西安住几天。于当即答复：“长官不能不这样说，叫你们早早回去，牟师长可坐飞机先回去，你们俩留西安住几天再回防地也可以。”谁也未料到轰轰烈烈的双十二事变于翌展拂晓爆发矣。
张学良召见于学忠的谈话
双十二事变前夕，张副司令召集在西安之东北军将领，开紧急会议。并召于学忠去他公馆特别谈话。大意说：“已与杨主任商定，明晨拂晓向蒋实行兵谏，扣蒋，由总部卫队营孙铭九营长、一○五师唐君尧旅长、骑六师白凤翔师长负责。城内所有应办理者，由杨主任负责办理。”等语。于问：“你这样做，将何以善其后?”张答：“说干就干，何必顾虑那么多，杨、常怎么样?”（意思是杨宇霆、常荫槐在东北势力那么大，照样把他们干了。）于答：“那么，我们就干，要干就得干到底，决不可半途而废。”张答：“那是自然，非达到最后目的不可。”以上这些话是于军长事后对我说的。
兰州方面五十一军的行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前夕，五十一军军部接到西安总部拍来于军长密电，大意是命令兰州方面与西安同时发动，包围朱绍良的绥署及其卫队，将在兰州的中央军所有武器，俱行缴械。并即刻调一一四、一一八两师回兰州，协同一一三师巩固兰州防务。五十一军军部接电后，当即调动队伍，部署兵力。正在这个时候，绥署杨祥华副官长，见队伍调动，迹象可疑。立刻走访五十一军刘忠干参谋长和张熙光参谋处处长。问：“有什么事?”刘、张笑容可掬地迎面回答：“没有什么事，来吧，伙计，三缺一，专等你这把手啦！”在这似乎友好的气氛中，竟把杨祥华留下来，而杨也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他坐在方桌边沿，故作镇静地度过这漫漫长夜。绥署卫队正在甜睡中，未鸣一枪，武装即被完全解除。
十三日，专机送于军长与我和李师长由西安飞兰州。对兵力部署如下：委周光烈为兰州警备司令。担任城防及城内治安，并妥善保护绥署与中央军眷属。昼夜梭巡，以防奸徒造谣生事。一一三师在五泉山一带构筑工事，一一四师在白塔寺一带构筑工事。我兼兰州警备司令未久，又调我师开赴定安，与邓宝珊部杜益三团长协防，在定西择险构筑工事，以防中央军之袭击。所遗兰州防务，由一一三师抽调一团接替。
在当时，兰州周围，中央与其他军驻扎情形是：静宁住有毛炳文部，平凉驻有孔令恂、周祥初两师，岷县驻有鲁大昌师，青海、宁夏、河西一带驻有马家军，天水驻有王均部之第七师，其余各军驻地不详。均在剑拔弩张，跃跃欲试，偶尔处理失当，阋墙之祸即将重演于陕甘地区。
有一天，邓宝珊军长宴请于军长和我们三个师长，名曰洗尘。于与我先到邓公馆，于对邓说：“大哥，我可急啦，非干不可。你怎么样?”邓当即答曰：“我是一向反蒋的，决不含糊，当然随之。”
正在双方对垒戒备森严之际，忽有静宁毛炳文部李师长(保定军校同学)假借电报线挂来电话，要与我谈话，他对我说：“龙坡兄(我的别号)，唉！听说你们红啦，西安、兰州满挂红旗，真的吗?”我说：“我在定西，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服从命令，枪口决不对内，东北军主张和平，不打内战，一致对外。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联合全国力量，北上抗日。”他又说：“绝不能象你说的那样简单吧?”我说：“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表现，你若不信，可派人来，一同到兰州看看，也就明白了。光在电话上说，也说不明白。”该时适有其副师长李某与我有一饭之识，接过电话机对我说：“我明日去定西，可以吗?”我说：“竭诚欢迎。”我立刻将上项通话情形，报告于军长。立得答复：“若李副师长到定西时，可派人同他一块儿来军部。”次日晨，我和杜益三团长郊迎十余里。少顷，见该副师长率十名武装弁兵，乘卡车前来。我们陪同一块儿到师部，从优款待。翌晨，派专人护送，乘师部卡车去兰州见于军长。于将这次西安兵谏经过，详述一遍，并解释张、杨两将军兵谏之目的，乃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共军合作，成立统一战线。并云：“关于甘肃大局，完全以西安进退为转移，我决无另外主张，若以我现时之观察，中国大局，除和平统一，一致对外外，并无其他最好办法可寻。”该副师长因于态度明朗，为人诚恳，感觉满意，他遂发出和缓电报两封。自此后，兰州市面紧张空气，逐渐和缓下来。于军长曾赠送他三千元，为其在兰州零用。此公囊中满溢，大玩而特玩，乐不思蜀矣！
未几日，于学忠、邓宝珊连袂飞西安。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