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前一年国共联合抗日谈判的经过
谌小岑
1935年11月至1936年西安事变以前，国民党英美派曾养甫曾出面和共产党有过一次联合抗日的谈判。这次谈判是曾养甫命我联系进行的。我曾分别通过左恭同中共长江局取得了联系，通过吕振羽同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翦伯赞在初期也曾参加工作。兹就记忆所及，就当时形势和谈判经过纪其大要如下：
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影响
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进侵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以及全国人民纷起要求团结抗日，收复失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曾屡次宣言，号召对日作战，反对蒋政府对日本的卖国停战协定；并采取行动，实行同国民党军人李济深、冯玉祥等联合抗日，支持抗日爱国运动，积极领导了全国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8月1日，发表的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起了具体领导的作用。这个宣言号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人们和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红军及其他抗日军队，共同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八一”宣言适合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冯玉祥等首先响应，公开提出了联俄、联共、抗日的主张。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也不得不引起联共抗日的想法。一般说来，国民党内部从没有人怀疑共产党的抗日决心。受过孙中山先生的教育的国民党中一般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在这时，异口同声地提出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中国古训。只有反共和顽固分子们认为“共产党自然希望打起来，它是惟恐天下不乱的”。
1935年年底开始的国共联合抗日的谈判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亦即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发动进行的。
谈判在曾养甫单线联系下进行
1935年我在杭州浙赣铁路理事会工作，担任理事会秘书的职务。浙赣铁路理事会理事长由曾养甫以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兼任的。我和他是1917年到1919年在天津北洋大学同学。1934年，见我在南京失业，邀我去杭州，接谈之下，颇为投缘。一般人都认为他是CC派的重要角色。事实上，他同宋子文也是很接近的。他曾在美国留学，属于英美派。
1935年下半年，他到云南去了一些时候，查勘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路线。据说英国已经同意修筑这条路线。十月下旬的一天，我因事由杭州去南京，他刚从云南回来，到他的住宅见了他一面，原意不过是一次普通的会晤。
但我在路过上海的时候，在李公朴家中，读到了“八一”宣言，并且和李公朴谈了这个宣言的重要性和它提出的很及时，一致认为中共的态度很好，给我深刻的印象。在同曾养甫谈话中，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疯狂性质。最后，我提到了冯玉祥等联俄联共抗日的主张，征询他的意见。他说，“我很赞成”。话没有谈完，因来客中止。我当天回去杭州。
一星期后，我接到他一个电报，要我去南京。见面之下，他正要出门，简短地以“打通共产党关系”相嘱。他知道我在五四运动中，加入过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同周有过一些关系。他也知道我常同一些左派朋友来往。
“打通共产党关系”，我听了这句话之后，在他家里呆了半个钟头。我想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一种极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是一项光荣的任务，我是可以想办法进行这个工作的，决心把它接受下来。在进行工作的同时，我几乎天天到曾养甫家去，对有关对日抗战诸多方面的问题都有所谈论。对有些问题我们是有过争论的，但有些论断基本上还是取得了一致。
我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既经发动，就会是长期而坚苦的。我们当利用广大的空间去争取时间以待国际局势的变化。我们的主要抗战力量是人口众多，兵力来源丰富，农民武装起来进行游击战争将起重大作用。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党务工作的官僚作风是和这项要求背道而驰的。共产党红军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作战的战略对抗日作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向他提出了“欢迎红军收复失地”的口号，他表示接受。
在国际关系上，我们同意一方面要争取英美的同情，也要争取苏联的援助。而且认为联俄联共是分不开的。
最初，左派朋友对蒋介石是否有对日抗战的决心和诚意是怀疑的，尤其是从李公朴那里得到的救国会派的看法，我向曾养甫反映了这些意见。为什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采取妥协的态度呢?为什么要取缔学生、工人、各文化团体爱国人士的反日救国运动?这同五四运动时期北洋军阀的行为有什么两样?为什么不开放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为什么还要对红军继续作战?蒋介石是否在奉行清末的那种“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亡国政策?为什么要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
曾养甫对蒋介石是忠诚无间的。他的答复总是想着要说服我相信蒋介石终于要进行长期的抗日战争，而且惟有蒋介石才能担当得起领导抗日的责任。他同意我对汪精卫是一个联共抗日的危险分子的看法。“攘外必先安内”口号的提出是要先求国内“统一”。同中共的关系必须先谈好了才能停战，他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宣传方面攻击南京政府是国共合作的障碍，但他始终认为联共抗日的谈判是件极关重要的事情。
对日本之所以暂时取妥协的态度，是要求争取时间完成一些必要的准备。他告诉我是年九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会时，冯玉祥曾公开质问何应钦，为什么不立即发动对日作战，还要等些什么?何应钦答复说，许多地方都没有防空网，当时就叫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来问，像山东这样离日本近的沿海省区就没有防空网。
我们曾辩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统一”和鲜明的抗日政策的关系。我认为在南京政府执行对日妥协政策的同时，是没法求得统一的。惟有采取鲜明的抗日主张和坚决的抗战态度才能求得统一。曾养甫说我只看到一面，他认为有许多地方军阀是宁肯当汉奸，而不愿服从中央的命令，在不能统一地调动全国人力物力的情况下，立刻发动战争是很危险的。
我们也曾谈到国共合作成立后，共产党的政治地位问题，但没有得出结论。曾养甫认为这个问题还要好好研究。共产党的合法性是肯定的。
这年12月汪精卫被刺后，行政院改组，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在发表之前，我们都估计行政院长可能是宋子文)。南京的抗战气氛渐见浓厚起来。冯玉祥发表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也是国民党加紧备战的标志之一。曾养甫任铁道部政务次长，他调我到南京任铁道部劳工科长，接触更加方便。
1936年2月12日，南京《中央日报》上登载了一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文告。一则曰“万恶之共党即利用此救国之呼声以作其祸国烟幕。”“现在横亘于民族前途之大患有二，一为白色帝国主义，一为赤色帝国主义”。再则曰“如甘心为共产党所利用……政府自不得不……予以最后严厉之制裁”，云云。
我去质问曾养甫。他哭丧着脸说，他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再三叮嘱我暂时停止活动。这份“告国人书”，在表面上是说中共正在策动各地文化团体进行救国运动，因此要加以防范。骨子里是否另有文章，我会同几个朋友加以研究。那时正是日本更换驻华大使，有吉召了回去，有田还没有来。蒋介石对广田三原则要求的承认“满洲国”是一剂吞不下去的苦药，但对于“共同防共”，则认为最合心意。由国民党中宣部发表这样一个文告，作为向日本讨价还价，也是可能的。因为继这个文告之后，并没有什么行动。有人告诉我说，这个文告的发表在国民党内引起了不少的反响。
我赶到南京不久，就在曾养甫支持下，接办了一份《扶轮日报》。左恭、千家驹负责在该报编了一个取名“民族阵线”的副刊，公开讨论对日抗战的诸问题，主张开放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响应了共产党“八一”宣言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不一月，销达8000份以上。也许因为特务们知道有曾养甫的背景，这份报没有出什么乱子。一方面也是到了1936年上半年，南京政府对抗日言论已在相当范围内稍稍开放。
在进行国共联合抗日谈判的工作中，曾养甫一再向我表示，他要争取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参加，通过他们同蒋联系，较为方便。同时，常提到宋子文的抗日决心和办法。他说争取英美援助的工作都是由宋子文担任的。
五月初的一天，在陈立夫口授下，提出了国共联合抗日的四办法，我的思想就偏向蒋介石是真正在准备抗日无疑了。
具体工作的联系
在1935年11月初，当曾养甫对我说了要“打通共产党关系”那句简单的嘱咐之后，当晚第一个找到商量的是翦伯赞。我曾在1932年在天津办过《丰台》旬刊，抨击蒋介石、汪精卫的对日不抵抗主义。翦伯赞曾在《丰台》旬刊上写过文章，并同翦邀请吕振羽及其他左派向《丰台》旬刊投稿。他们介绍我阅读许多进步书报。第二天我又告诉了左恭。我们曾在1933年在南京出版《生力》杂志，主张团结国内一切力量，一致对外。翦、左都认为这项工作很重要，而且也以为是有办法好想的。到11月下旬，又写信到北平邀吕振羽南来。中间我曾向曾养甫提及到上海找李公朴，他怕救国会分子复杂，容易泄露秘密，主张先就我自己认为可靠的关系联系进行。但他同意采取多线联系的办法。
当时翦伯赞向我提出建议，要我向曾说，最好的办法是先把关在监狱的共产党员释放一两个，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的诚意，另一方面可以去同中央取得联系。他并且具体地提出了最好的先释放他的桃源同乡同学董维键。曾养甫同意了这个办法，他用电话通知了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之后，翦同我在徐恩曾所派的一个特务陪同下到卫戍司令部的监狱里见了董维键。董表示只要中统同意，他愿意到湘西找贺龙将军，说贺将军那里有电台同中共中央联系。董又提到陈立夫正想请他把陈立夫写的“唯生论”译成英文。后来中统不同意将董维键释放，我同翦伯赞商量写信给吕振羽邀他南来(两个月后的一个大雪天，翦又去监狱里看了一次董维键。天那么冷，袜子都没有得穿。董维键告诉翦说。他借口眼睛不好没有给陈立夫译“唯生论”，也许这就是中统不肯释放他的原因)。
我给吕振羽的信大意是说：“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令驾南来。……”不几天工夫，吕即到了南京。翦、左都说上海有关系可找到。1935年12月初，我们先后到上海。
最初，是翦伯赞介绍了一位他的同乡，也是董维键的亲戚张祺。他当时是一个中共上海市的工作同志。谈了两次话，不得要领。大概是他负不起这个责任。后因找到了长江局的关系，就没有再去找他谈，他也没有回信(张祺现在北京农林部工作，据说已脱离中共组织关系)。
中共黄同志的奔波曲折
左恭通过中共长江局的组织关系，介绍了一位黄同志同我见面(左说至今不知他叫什么名字)。我们谈过几次话之后，他表示愿意尽力为国共联合抗日奔走。最初，黄同志曾提出希望国民党方面能派一个人同去延安，我们选定了一个人之后，因他反对派一个中共的叛徒，而我所选定的恰是一个1932年因立三路线被捕投降中统的人，故又作罢。最后，他告诉我中共组织上决定派他去一次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请示，他就走了。
我同黄同志谈话时，最初是以国民党代表的姿态出现的。我尽可能将南京政府准备抗日的许多有关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的措施向他陈述，并表示了对日抗战最后必然胜利的信心，必须付出很大的牺牲，因此，就要动员全国农工群众进行全民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所采战略战术最能胜任这样的战争……我并强调了国共当时所进行的战争徒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
同时，在我同黄同志的谈话中，曾以中小地主阶级代表的口气对他说，土地改革是中山先生的主张、国民党员中的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一定是主张奉行的，但必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走以后再进行，这样就可以团结一部分地主也参加抗战。
在同黄同志接洽时，他派一个青年印刷工人当联络员，每天在指定的时间到我住的新亚酒店盘桓一两小时，我们谈得很融洽，由于我也稍稍懂得一点群众运动的技术，谈起来就更相契，后来黄同志告诉我说，这位青年工人曾向中共组织上提出要吸收我入党，因为组织上不同意，他患了神经病。
1936年4月底，黄同志到了一次南京，曾养甫在家里接见了他。他表示希望了解南京方面对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五月中，陈立夫口授了四条件，我抄了一份交他携走了。同时，我请贾振写了一封信给林老(伯渠)。我同林老的关系曾养甫不知道。这封信的交付也没有报告曾养甫。
7月初，黄同志回到南京，这一次他显然到了延安，带来了周亲笔写的几封信。我只记得有一封是给张伯芩，一封是给时子周的。每封都写了十几页信纸，信的内容大意是把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中共一贯主张对日抗战的几次文件内容加以重述，中共愿意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国民党内部有不少亲日派、顽固派从中作梗，不愿同工农红军停战议和。希望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能以就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所努力，早日发动抗日战争，挽救民族危机。
黄同志要求我给他在南京找一个住处，他要以代表中共身份在南京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公开活动。我曾劝阻他，他不接受。我报告了曾养甫之后，曾要我把所有的信都要过来，不让交给收信的本人。其中只有林老复覃振的一封亲笔信没有通过曾养甫，由我直接交给覃振了。因第二次劝阻黄同志不要公开活动不听，我就照曾养甫的命令把他送到中统的监牢里关了起来。
一星期之后，中共上海组织向左恭要人。黄同志在监狱里曾用剪子剪断通电的铁丝网希图逃走。他也曾写信交我转张学良求救。
我对曾养甫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把他关了几天，他已经知道南京是不能公开活动的了……曾同意释放他，并同意我送他到上海。
曾养甫郑重地嘱咐我，蒋介石对这项谈判是绝对秘密的。有一次，他向蒋报告谈判经过，正谈话间，陈布雷进来了，蒋立刻顾左右而言他。蒋并问过他负责联系谈判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否可靠，要特别谨慎云云。
我送黄同志到上海后，我们约好了一个电报密码，并约定了电台的呼号和时间，他也告诉我上海的邮箱号码。
不久，陈济棠在广东反蒋失败，曾养甫邀我去广东。我过上海时，写了一封信给黄同志，要他有必要时到广州找我们。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他了。
吕振羽和曾养甫的谈判
吕振羽是1935年11月底到南京的。他到南京后，我曾邀他单独同曾养甫见面，谈过两次话，在向曾养甫介绍的时候，我特别强调吕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他在北平教学多年，学生当中不少共产党员。此番南来，对打通中共关系，沟通双方意见，定能有很大帮助。
1936年1月初，吕振羽介绍的中共代表周小舟到南京和我第一次见面。周是湖南人，谈吐一切给我的印象很好，我们第一次见面谈得很亲切。我首先把我的身份作了一番陈述。说明当时我只是因曾养甫个人的关系以中间人的身份来担任联系国共联合抗日的谈判的。我也把南京政府确在准备抗战的一些事实对他说了。
第一次他在南京只住了两天就走了。第二次同我见面是三月底。他告诉我从北平带了几封信来，要我派汽车去下关接他的行李，他把一封由毛主席、朱德、周三人出名盖章写给曾养甫和我的信交给了我(这封信我曾保留了几年，1941年寄放在重庆乡下我的外甥女住的地方，以为安全。不料被日本飞机投下的燃烧弹炸中起火，连同陈立夫口授四办法初稿及其他文件全部烧掉了)。这封信不满500字，可是写的十分诚恳。信的内容我已记不清楚，大意是简要重申了“八一”宣言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主张，对于国民党方面的人发动国共两党联合，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运动，表示欢迎。希望能争取进一步早日实现停战议和，完成准备，发动抗日战争，求得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多年的中华民族的解放。
另外有给冯玉样、程潜等人的信是吕直接找关系交的，没有经我的手。给孙科的一封信是找王昆仑交的。由林老出名给覃振的一封信，是翦伯赞介绍吕交的。给宋子文的一封信，是我带着周小舟和吕到铁道部办公室见养甫时由周当面交的。曾养甫当时拆开看了，比较长，我没有读，不知道内容。
这次周小舟见曾养甫的时候，还把一份“八一”宣言交给曾养甫。曾谈话的态度表示很亲切，称他为“周同志”。并表示希望两联合抗日能够早日成功。周小舟表示希望就一些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他问曾养甫对于共产党所提组织国防政府抗日的联军的意见。曾养甫说，这类的问题要向蒋请示。他认为凡是一个政府都是讲求国防、国民革命军顾名思义就是抗日的。红军既要抗日，就加入国民革命军好了……但事后他对吕同志说：“共产党为什么这样不郑重派一个小孩子来。”因那时周还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吕同志对他说：“中共的党员年轻的多，只要能负责解决问题，年轻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周以后就没有再同曾养甫见面了。
那时正是“红军在山西失利”之后。日本驻华大使有田和当时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作了几天“恳谈”。有田回到东京当了广田内阁的外相，宣称中日关系不拘泥于广田三原则，重点在共同防共。中日间形势显得有点和缓。
曾养甫要我告诉周小舟，“红军在山西失利”对谈判进行是有不好的影响的。有几次谈话我曾参加。
在这以前的双方见面和交谈，都集中在交换对整个中日战争即将发生的国内外形势的意见和彼此的诚意的了解，以及一般性地谈论国共合作后行将引起的一些政治问题的看法。吕振羽和曾养甫的一次谈话中，曾谈到如果国民党方面的诚意合作抗日，就应该彼此避免军事上的接触，尤其是停止进攻南方红军的游击队。南京政府应停止对人民抗日言论活动的压迫。为表示合作诚意，国民党政府应就这两方面有所表示。
曾养甫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共产党应停止反国民政府的宣传活动。所说的两件事，政府现在还不能明令照办，因为双方的合作谈判还没有成立。
吕接着表示，大意是：中共停止反政府的宣传，可以转达。打仗是双方的事情?要挨打的一方不回手是很难的。国民政府如能改变对日妥协的方针，人民对政府才能有信任。反政府的情绪自然会改变为赞成政府抗战。停止攻击的事情应由双方来考虑。
有一次曾养甫对吕振羽说，蒋介石看了“八一”宣言，很生气，说共产党不该骂南京政府“卖国”。说到这里，蒋介石的怒气显然传染到了曾养甫的身上。他像是发脾气似地说：“共产党有什么了不得，一共不过几万条破烂的枪支，定要这样攻击委员长，历史上就是是非。吕先生，你是个历史家，难道还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吗?”
吕同志回答的大意是：宣传也是双方的事情。这边不也在骂共产党是“共匪”吗?报纸上天天登载的有“朱毛匪”的字样，不也是事实吗?至于历史上的是非，后人自有定论。共产党的力量也不一定靠它的枪支的好坏和多少。我们相信曾先生一定是爱国的，否则就不会同我们坐在这里谈国共合作抗日的事情了。
我在中间打圆场说：“相骂无好口，相打无好手，现在既然进行联合抗日的谈话，过去的事情就不用谈它了。”
事后，我对曾养甫说，这次谈话的态度过于激动。如果这样谈下去，就会愈谈愈远了。他表示谈判仍应继续进行。我随即把这句话转告了吕振羽。在谈话中，曾养甫向吕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是不是想把我们当克伦斯基政府?”吕的答复大意是说，克伦斯基之所以得到那样的下场，是他自己造成的。国民党政府是否会成为克伦斯基政府，这得由国民党诸公自己去决定。
4月底，吕同志在曾养甫家中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中共方面的四项具体条件。大意是：
(一)释放政治犯，开放抗日的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
(二)在现有的国民政府基础上，组织各党派各阶层的联合抗日政府，组织联合的抗日武装部队。
(三)让南方的红军游击队集中并划定防区。
(四)中共可停止土地改革，但须承认现在苏区民主政府的合法地位。
曾养甫听了之后，表示这些问题太大，要请示。
吕说：“我想听听曾先生的个人意见。”
曾养甫的答复是很简单的：“停止土地改革很重要，释放政治犯我想没有问题，将来谈好以后，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先生等中共人士都可以做国民政府委员。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我要向委员长请示，不便表示意见。”
陈立夫口授的四项办法
自从周小舟带来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联名盖章的信并会见了曾养甫以后，我就一再向曾养甫追问应该给一个双方联合抗日具体条件的回信。吕振羽提出了中共方面的四条件，我又催促过。
1936年5月中的一个上午，我被一个电话邀到了曾养甫的家里，陈立夫已先在那里，我们没有谈什么闲话。曾养甫要我坐在他的书桌旁边，给了我几张信纸。他俩站在我背后，陈立夫用他那种我听不大清楚的湖州话对我说：
“我们现在给他们写封回信”接着就念出了下列四项办法。他用“K”代表国民党。“C”字代表共产党。第一项念了几次我才听懂。
由于全部文件都被日本燃烧弹炸毁，我自然不能一字不差地记下来，但下面所写的可以相信是大致不错的。
(一)K方欢迎C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写完了以后，陈立夫问我说：“怎么样?”“能这样办自然很好”，我很满意地回答他。事实证明蒋介石集团从1938年，即抗战发生的第二年起，看见红军势力一天天地扩充，就开始违背这四项诺言的。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同陈立夫见面谈国共联合抗日的问题，我也把联系的经过简要地向他报告了一下。并表示希望两党合作能早日成功，抗日战争能早日发动。
大家都知道陈立夫是蒋介石的心腹，他能提出这样的办法，表示蒋介石集团确有诚意进行联共抗日的谈判，这便巩固了我对国共联合抗日的成功的信心。
我把这四项办法另外抄写了几份，分别交给了吕振羽，左恭和中共长江局的那位黄同志。
在曾养甫去广东以前，吕和他的谈话都集中在对双方的四条件交换意见，没有什么进展。
6月间，吕振羽又向曾养甫重复提出了下列两个具体问题：(一)划定防区让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或指定路线北上并保证安全通过。(二)释放政治犯。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曾养甫当面答复，认为当然可以办到，只要共方开名单来，就可照办。这件事后来是办了的，也是因为西安事变时，张学良要蒋接受的条件中也有这一项。关于集中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红军的问题，曾养甫向蒋请示后，向吕振羽回复说：“暂时可以不必，但可以分散北上。”在六月的谈话中，曾养甫表示他愿意自己去一趟延安。他说：“延安的熟朋友很多我可以去，只要安全不成问题。”又说“最好能邀周恩来先生来一次南京，我们可以当面解决一些问题。”七月底陈济棠反蒋失败，曾养甫被任命广州市长，他对吕说，“我现在要到广州去，不能去延安了。我们打算请张冲去一次。”在动身去广州之前，曾养甫曾将我同长江局的黄同志约好的一份电报密码交给吕振羽，并说：“以后可以用电报谈。”并指定汉口电台为和延安通报的专用电台。我建议可否邀请吕振羽一道去广州以免中断联系，曾养甫同意。吕振羽于1936年9月到了广州。我又建议如果周恩来不方便南来，可请邓颖超来一趟。曾养甫也同意。我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吕振羽。我还在广州替邓颖超租好了一幢房子。但她没有来。抗战发生后，她才到过一次广州。
潘汉年一度到南京
蒋介石集团由于时刻准备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所以对于通过曾养甫进行国共联合抗日的谈判保持绝对秘密。这和中共中央屡次公开宣言主张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坚决主战的作风成为鲜明的对照。“八一”宣言，我是在李公朴家见到的。1936年8月25日中共致国民党的信应该说是进行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文件，是继续谈判的基础，可是连我这个负责联系谈判的人也没有让看一看这个文件。蒋集团的用心在不让人民知道中共是坚决主张抗日，而他们自己则是在对日妥协。蒋介石集团对西安事变的宣传，也正说明这种情形。
大家都知道，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的内战，一致团结抗日的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由于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了张提的八条件，才得恢复自由，积极准备抗日。但当时，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们并不知道其中真相。
我因照顾李峙山生小孩，于12月初由广州回到南京。曾养甫也在南京。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初，曾养甫和我都相信和平解决。在蒋集团亲信举行讨论西安事变应付办法的会议上，首先主张讨伐张杨用飞机轰炸西安的是戴季陶。我同左恭以及其他许多左派朋友谈起来，都认为这是最愚蠢的办法。
几天以后，陈立夫的私人秘书王某来找我，说是接到延安一个电报，问我约定的那个密码怎么译法。我要他拿给我来译，他始终含糊其词，表示不肯。夜深两点还又来过一次电话。第二天曾养甫要我去上海找中共关系。我到上海按照黄同志约好的信箱写了信去。等了三天，不见有人来联系。第四天，接着曾养甫的长途电话，要我回南京。他告诉我，潘汉年已经到了一次南京。他同陈立夫和潘汉年在中央饭店谈了一次话，交换了解决事变的意见。显然，潘可能是由于张冲联系邀来的。因为曾养甫告诉过我，张冲曾去过一次延安。曾养甫说，潘汉年怕见我，但没有说明原因。也许是因为七月间那位黄同志被关了几天的原故吧。潘是以第三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来和陈立夫、曾养甫谈话的。谈话内容是双方同意西安事变可以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条件下和平解决，让蒋介石回到南京。
此后，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就因中共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形成了。
*作者时任杭州浙赣铁路理事会秘书。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