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来看蒋介石的卖国行径
钱昌照
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在南京召开“机关企业技术合作委员会”，我主持其事。l1月下旬，我了解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秘密协商(亚洲司长高宗武跑腿)，条件已经谈妥，其中包括把华北各省经济大权交给日本，国民党政府各重要部会设置日本顾问等等。这一卖国勾当，肯定是蒋介石的主意，在协商过程中，张群必然随时向蒋请示，而谈妥的条件，无疑是蒋点了头的。这一卖国勾当，知其事者只有极少数几个人。
一俟“技术合作委员会”结束，我立即前往洛阳(当时蒋在洛阳)，一方面向蒋报告“技术合作委员会”召开经过，—方面向蒋进言，大意是：日本军国主义狼子野心，得寸进尺。中国方面如果一味退让，后患将不堪设想。蒋不置可否。我在洛阳住了三天。有一天晚上，陈诚向蒋报告：西北红军已被包围，两三个月内可以全部消灭。陈的报告一向是夸大的，而蒋则喜形于色。在我离开以后，张群到了洛阳，向蒋报告和川樾协商的详细经过。要是没有西安事变，一个比二十一条更为丧权辱国的协定或条约，就会秘密签定。由此可见蒋当时一心一意消灭红军，而对日本军国主义则是准备投降的。
12月初，张学良到了洛阳。据我所知：蒋责问他为何不进攻红军?接着痛骂一顿。蒋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西安事变以前，早已把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和杨虎城指挥的十七路军调至陕甘一带，进攻红军。张杨看到“剿共”没有前途，和红军实现停战。蒋当即把他的嫡系部队调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12月上旬，蒋亲自到西安督战，于是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南京方面，国民党的所谓元老派力主慎重，戴季陶更是如丧考妣，痛哭流涕。何应钦则认为夺取政权时机已到，从此可以独家卖国，因而坚决主张进攻西安，准备飞机轰炸。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两派相持不下，最后决定由宋子文、宋美龄飞往西安，设法营救。宋子文在出发前夕，约我到他的寓所吃晚饭。他说：“此行无大把握，如何是好?”我说：“张杨扣留蒋，为的是蒋不抗日。如果蒋答应抗日，张杨就没有杀害蒋的理由了。”我们两人边吃边谈，宋美龄来了，就没有谈下去。第二天宋家兄妹即飞往西安。
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蒋介石抗日，派周恩来到西安进行调解。结果蒋接受了条件，答应抗日。12月25日获得释放。
我在国民党政府工作多年，官场的送往迎来很少参加，而此次蒋从西安回京抗日，也就去接了。蒋下机后，先向林森鞠躬(林森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主席)，然后和接他的人一一打招呼。出于意外的是：跟着蒋下机的，除宋家兄妹外，从另一架飞机下来的还有张学良。我心中暗想：此次张来得去不得了。果然，从此张失去自由，成为蒋的阶下囚，到现在快要38年了。宋子文告我：“张认为蒋此次生还，他出了力。但西安事变，总觉得对不起蒋，道义上应该护送回京。”实则所谓道义，对蒋介石这样一个反动家伙来说，是讲给别人听的，是要求于人的，至于他自己对人，根本无所谓道义。这就是孔孟之道。
总之，蒋介石主使张群和川樾秘密协商是甘心卖国，如果签订了秘密协定或条约，万一秘密保不住，还可以牺牲张群，保护他自己。张群一向以工具自居，唯蒋介石之命是听。在西安事变以前，曾向蒋明确表示：只要蒋在位，他决不言退。而蒋从西安回京的第二天，就对张说：“听说你对外交部长一职不想干了。”张为之愕然，只好说：“的确我干不下去了。”当晚四处打听，了解到：孔祥熙已和王宠惠商定：由王担任外交部长。次日蒋又找张去，对张说：“由亮畴(王宠惠号)接替你担任外交部长，好不好?”蒋玩这一套，使张大为伤心，因此离开南京，到了上海，但望能以首席代表身份参加英皇加冕，而首席代表的人选早已内定孔祥熙了。蒋要张担任内政部长，在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是个闲缺，张当然不愿意干。后来蒋决定派他当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张不敢再拒绝，乖乖地接受了。为了此事，张在我面前大发牢骚，说：“蒋有事有人，无事无人。”不少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对蒋介石来说，乃是常事。对张群如此，对其他为蒋卖命的人亦然如此。
(沈性元整理，1973年)
*作者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