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崇民与西安事变
梁蔼然
1936年之初，我由南京第十七路军驻京办事处调往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工作，时年26岁，已在社会上漂泊十年之久了。抵西安后，即到新城为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该处由申伯纯任处长，他委任我担任该处总务科科长。到任之后，申伯纯基本不问琐事，一般应酬，他很少管，却常找我去，和我谈话。有时还由于年龄和社会地位的关系，我也经常借机向他求教，对于时事政治也越来越懂得一点了，我们的关系是不寻常的了。到本年8月间申伯纯突然找我，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要我秘密去趟天津，接高崇民先生来陕西。我问：“高是什么人?”申简单答复我：“高是东北人，原是张学良副总司令的同乡，今年年初写《活路》的就是他。因为国民党通缉他，所以跑到天津去了。你对别人可不能随意讲他。”又说：“你到天津后，要住最阔的旅馆——交通旅馆，然后到法租界某处找他。不要带任何信件，全凭口说。”这样一个简单交待，我不好再问，他也只谈了这些。随后给了我200元旅费，要我即行出发。我便坐火车到了天津，这是最容易的事。但要求我住交通旅馆，却是觉得有点“发怵”!那当然也只得去住。我到了三楼，开好房间住下来，先交100元给账房存下，然后即出门走访高先生。按照开示的地址，前往找寻高崇民先生，到门问讯，看门的老头说：“等我去给你看看。”走到里边去了一下，回来答复我说：“不在，你住何处?”我答复他：“我现住交通旅馆三楼某号，我的名字叫梁蔼然。”约摸下午3时左右，高先生来了，敲门将我惊醒，马上从床上起来，前往开门，高先生偕同袁晓轩(这个人1939年在八路军总部当参议，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1941年年初在洛阳叛变当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等同来的，双方还未来及自我介绍，高先生就先嚷了：“啊呀!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多的水呀?”我也不好往里边请他们了，茶房赶紧跑上来，先把水门关上，然后即拿水桶抹布等清理积水。却原来是我在入睡前没有将水管子关好，而水盆塞也未取下，水整整流了近两个钟头，所以遍地是水了。高先生说：“好了!请茶房收拾吧!我们出去转转吧!”于是我开始穿好鞋袜，就随高先生等走出旅馆，雇车又回到他的住处。下车进屋，沏茶毕，然后我才开始说话。我说：“我是西安来的，是申伯纯先生派来接你到陕西去的。”然后通报了我的姓名、职务等等情况。高老这时已是46岁的年龄(比我大20岁)，袁晓轩也在三十五六岁以上的年龄。两个人身穿绸衫，整齐清洁。高先生较矮，但体格甚健，袁的身躯高大，精力极强，二人均有气派。高老问我：“为什么这个时候邀我去?”我只好说：“这些情况，我全不晓得，只是派我秘密来接你。”我看高老听了我的回答，用眼看了一下袁晓轩，随后即把话岔开，问了问西安的各方面情况，我就我所知，做了回答。当然是不会满足他的要求的。谈到下午5时，他们邀我到饭馆去吃晚饭，饭后高先生对我说：“你是不是在这里还要住几天?”我说：“以高先生的意见为定。”“好!我现在还不能答复你去不去，一两天内会答复你的。”于是，我们就各自走开了。
到了第二日中午，我又被高老邀去吃午饭，作陪的还是袁晓轩。在吃饭间谈话时，高老又问道；“我们到西安后，住在哪里呢?”我只好回答说：“恐怕是新城。”我考虑高离开西安时，是因国民党特务逮捕甚急，由张学良部军官派人护送离去的，为时仅半年多一点，又要回去，这不能无所顾虑。因而我说：“我们到潼关，然后乘汽车往西安，秘密前往，定然无事。”这样且吃且说，而我知道的事情太少，往往无可答复，自觉甚窘。饭后高老谈：“我去不去明天答复你。”到了第三日中午，高老又邀我去吃饭。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可以到西安，但我们不要一起走，你可以先回去，某月某日在潼关黄河边上去接我。”我说：“好!就这样办吧。”于是我吃完饭，回到旅馆算了房费，到眼镜店取了配好的近视镜子，便搭车回了西安，向申伯纯汇报后，申伯纯说：“你由潼关接到高，就直接把他送到三原东里堡杨虎城的公馆去住。”
到期，我到潼关黄河边上去迎接高崇民先生。至时，则见高先生在袁晓轩的护送下来了，他从宣化到大同，又到太原，由太原到风陵渡，然后改乘木船到达潼关的。我们在潼关吃了顿午餐，然后袁晓轩就回了天津，我则陪同高先生坐汽车由潼关直奔三原东里堡。抵东里堡后，那里只有杨家一个看门的人，给我们准备了一顿晚餐，饭后，我就告别了高先生，回到西安，向申伯纯交待清楚，完成了迎高的使命。
过了四五日后，申伯纯又交付我一个使命，陪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张文彬(此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广东、广西党委书记，和廖承志一起被国民党逮捕，后死在狱中)前往三原东里堡和高崇民先生会面谈话。张行踪极密，他是藏在新城里的人物，戴上一个白口罩，很少讲话。他每次去都是上午8时自新城乘申的车出发，约一个多小时到达，在介绍张文彬和高见面之后，我即躲出，在村庄外面自己闲逛。中午回去吃饭，饭后又走。大约在下午4时左右，即又陪同他返回新城。这样总共陪他去过三次。后来听说高已迁入新城军需处王处长家中住，我就未再见过他的面。
到本年11月份。国民党大军渐次入陕，蒋介石亦进驻临潼华清池，而他的将领们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关麟徵等数十位和党内要人邵元冲等都纷纷前来，住在西京招待所。这时西安市上车水马龙，冠盖如云，盛况甲于全国。我们的交际处(还有东北军的交际处)的工作，真是忙上加忙，每日总是从清早忙到深夜。不少次蒋介石在新城大楼举行的大规模宴会，都要由我们承担写发请柬、摆席次、排座位，特别是还要到南院门五洲大药房制造蒸馏水——因为蒋介石请客不准用酒，要用蒸馏水代替酒。他要派一个副官由我们交际处派人随同去监制。我们那位副官向我请示说：“他们要的蒸馏水甚多，五洲大药房是赶制不出来的。如果掺些假是可以的，那就要在他的副官身上下些功夫!”我问：“怎么下功夫?”我们副官答道：“那好办，你就不要管了。”后来我却跑了一趟五洲大药房，见到我们的副官正在陪同蒋派来的那位副官吸鸦片烟，还有一位妓女陪同。我明白这就是所谓下“功夫”了。随后我们的副官秘密请示我说：“他要买一件狐皮大衣!”我说：“你看着办吧!”就是这样把蒋介石的“尊严”给应付下来了。(蒋介石的随从副官们要皮大衣的甚多，我们应付了好几件)到了晚上，几乎是每天都要看易俗社演的成本秦腔，十来部大小汽车前往临潼来回接送。杨虎城主任下了口头命令：“要满足这些人的如意愿望。”
至于西安的学校和群众组织，常是风起云涌的一般整日游行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奋起抗日。最严重的一次是学生和青年代表结队步行临潼要面见蒋介石，被蒋介石带来的卫队给拦截在灞桥上，还开枪击死了一位女同学。经过张学良竭力地劝说，才返回。
12月12日的深夜，我从戏园里事毕归来，将汽车送入车场时，该场的那位夏场长(国民党特务，事变后他被枪决了)叫住我问：“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吗?为什么将所有大汽车全都调走了?”我一看车场里的大卡车和大轿车一辆也没有了，我回答说：“不晓得。”这时已经过了半夜12点钟，于是步行回到新城机关，值班的副官对我说：“张副总司令现在新城，和杨主任在一起。他的卫队进来了四五十人，不晓得是干什么?”我于是出去看了看，新城各处一如昔日，无事的都睡觉了。于是我也就躺倒睡了。到了下半夜2点多钟，我们的值班副官将我叫醒，他说：“今天晚上一定有事，你起来看看吧!”我赶紧穿好衣服，到外面去看，不一会儿见赵寿山旅长自外面走来，我和他还熟，走上去问，他说：“你回去睡觉去吧，不要问。”说罢，他向杨主任公馆去了，我正在纳闷，忽然手枪兵都上了房，开始戒严了，几乎是不准出门。到4点多钟时，便听到枪声爆响，先从东面警察局响起，随后是宪兵团方面也爆发了，以后全城整个都响了。激烈的枪声响了足有一个多钟头，以后就逐渐减少，到8点来钟枪声渐绝，而我们屋顶上的警卫也自动撤退。我出办公室，便见有些警卫员奔走呼号，手里拿着印好的“兵谏”书见人散发，我要了一张一看简直兴奋若狂。正在喊叫，见新城大楼门前有一辆汽车驶来停下，在几个人的搀扶下，蒋介石被人架进大楼去了。这就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密切合作行动的一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西安事变。
据高崇民先生事后对我讲：这场严重的斗争，只有张、杨两个人自知，谁也没有参加。在事变之后，于夜间我被找了去，研究捉住蒋如何处理的问题，我提出“兵谏”这个古典口号，结果被他们采用了。
(1980年2月)
*作者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总务科科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